关于十佳青年获奖感言 关于十佳青年获奖感言 非常高兴见到各位朋友。非常感谢XX河北青创会组委会给我发言的机会。这使我得以--在满堂熟悉的笑脸里,在对对庄重的目光下,和大家这样面对面地说话;使我得以--在这样圆融的气氛下,以这个正式和公开的方式向尊敬的领导、老……
关于十佳青年获奖感言
关于十佳青年获奖感言
非常高兴见到各位朋友。非常感谢XX河北青创会组委会给我发言的机会。这使我得以--在满堂熟悉的笑脸里,在对对庄重的目光下,和大家这样面对面地说话;使我得以--在这样圆融的气氛下,以这个正式和公开的方式向尊敬的领导、老师、写作的前辈和同道们表达我平时不好表达的想念和关切,也使我借此向各位领导和朋友坦率地汇报我的状态,坦白在这些年我的思考与停滞、进步与倒退。
此时此刻,这让我想起一些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前公开说过的事。--这有关上个世纪末的一些文学现象,也有关一个文学青年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年代--作为在上个世纪末初登文坛的文学青年,回忆我的创作之旅,我无疑是幸运的。
尽管我很早就是省作协会员,但以前从未写过小说。直到1999年7月,被一种创作的强烈冲动所驱使,我用6个月时间写的第一篇小说《阴柔之花》在当时比较前卫的文学双月刊--云南《大家》杂志发表,几乎是同时,就被《小说选刊》转载,并位列行内权威人士推选的当代最新小说排行榜。另外两个中篇小说也连续发表在同一家杂志的头条位置,我记得大约是初露头角的三四个月之后,就得到了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中篇小说奖。就在得到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的同时,北京有出饭商约请我谈出版长篇小说,很快,三个中篇小说由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结集出版,仍采用我的第一篇小说的名字《阴柔之花》。当时,几乎所有的北京报纸和文化刊物都登载有关的出版、评论文章。网上更是有众多信息,纷至沓来;很多文学刊物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频频打电话约稿。后来,我得了大家红河文学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奖,是余华颁奖给我,省里在为我、刘建东、李浩开了研讨会,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无疑是幸运的,但幸运的同时,无疑又是倒霉的。发表特别顺利,但一到出版单行本时就从来没有顺利过。因出版商急功近利的出版目的所致,把完全不同的人生阅历,完全不同的创作观念的四个人组成一个系列出版,只因为她们年龄相当,从文坛“冒”出来的时间差不多,只因为她们的性别,和笔下描绘的对象都是城市,都是城市女性的生活,而简单地捆绑在一起出版。我们这四个人的系列,其中因一个人的书早一个月上市,并且马上被禁,丛书立即殃及我们其他三个人,其余三本书被困在库里,发出去很少。中国文坛政策风向的变化,就是这么有意思,我们的读者心理,也是这么有意思,一夜之间,被禁的那个人,一夜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与明星无异,当即闻名。那本书一夜间在中国成为全国的畅销书,正版书,盗版书,层出不穷。但我们其他三个人完全倒霉,出世未捷身先死。书设计的粗糙,不好,使我羞于赠人。
书虽多数被闷在库里,但出版商早送了不少给媒体和评论界。我的感觉是,好处没有,但评论界“美女作家”的大帽子却一戴一大片,我又因此被称为“美女作家”中的一员,饱受这个没有任何价值的,不入流的'叫法的滑稽捉弄。这使我对我们的评论界,尤其是起出--“美女作家”--这样一个毫无理论素养和文化含量的名词,并且广泛误用的男性评论家们失望透顶。评论界有些人的做法令人难以尊敬,不负责的不读,不负责的误读,故意的声东击西,故意的明知故犯,制造哗众取宠,使得让社会上懂文学的严肃的读者们对所谓这个“美女作家”的大帽子下罩着的一大溜作家产生反感,但却招惹了一批本身并不喜欢文学但无聊看热闹的人去买,他们以为有他们想要看的那些。结果是,你期待的读者躲远了,你不期待的无聊之徒看了也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他们喜欢的“黄色”。认真看的人有吗?我清楚的记得,我的一位朋友把我的书很快翻了一遍,然后说:“我提个意见吧,你的书太素,怎么通篇没性描写?这样的书成年人看没啥意思。”惟有一些大学生的来信让我共鸣,给我无尽的内心支援。
倒霉的事还有,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遭“非典”,几乎又是全军覆没。不过,正规出版社策划的事情比跟书商好一些,稿费给的还算对路,于是,我用这笔钱买了一架新钢琴。
事实上,从我的《谁是我们的敌人》得了首届茅盾散文奖,并上了《青年文学》的封面人物后,我感觉到创作的“瓶颈”出现了。与以前的状态截然相反,在以前特别兴奋的写作阶段,真的有废寝忘食写到眩晕的时候,而出现的新的停滞状态与其说是历时性的,不如说是空间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有时间写和没时间写的问题,上午写还是下午写的问题,而是在这里写和那里写的问题,而且,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想写和想说的欲望都下降。这是写作人遭遇的共性吗?这个问题曾相当苦恼,为此,我想了各种办法,也曾大批买书,长时间大量的阅读,甚至虚心接受批评家的指教,并和中国的学术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接触,希望改变思维的惯性,注入新的活力。这种认真读书的苦功,给我很大的知识增量,但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却不仅没有让你的想象力增量,反而不对劲了。于是,我把书放下。我坦率地说出这个事实,是想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读书读得出学者,读书是读不出小说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说出这个事实,似乎有点反动,但这个像走路应走人行横道一样的大实话,大白话,换言之,生活是我师。一个没有生活滋养的人,怎么能逸出艺术来?我意识到,不是我的写作出了问题,是我的生活没有了后援。小说关乎人的情感,而我的生活是偏过于理性了。
我想到,我记得周恩来总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首诗、一副上下句。诗是那首细腻的“樱花红陌上,柳树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上下句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处读书”。在座的各位都是作家,在各位行家面前讲这些也许会惹你们发笑,但在这方面,我是经历了曲折的内心历程才有这样的心得--“于无字处读书”,也许这对你们不新鲜,但当我意识到没有生活的积累和营养,我的心几乎是空心的,失血的,无知无觉的,我不仅失去的是创作本身(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命定的作家),最致命的是失去了生命的光彩,热爱生活的欲望。我发现了:这哪里是我的“瓶颈”呢,简直是就我的“癌症”。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的心情异常沮丧,非常抑郁,极少出现在作家圈子里,有时候除了上班,完全闭关在家。没有精神,没有力气,但去医院也查不出任何病,精神和身体全部是“亚健康”状态。其实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症”了,只是别人看不出来。缺席,离开人群,出现完全处于被动,这种情形造成了所谓的对我的“神秘”或不明就里的猜测,但是,大家在我的脸上无法知道我内心发生的这一切。我希望自己慢慢恢复,慢慢自愈,并且我越来越觉得不能再包裹自己,需要主动拯救自己。在大量的读书不奏效后,这些在家里摆得随处可见的书,成了我的一个很大的困扰,于是,我决定把它们暂时搬离我的视线--让搬家公司把所有的书搬走,另外存放。这种失血的牢笼式的生活,没有别的办法,当确认自己没有能力从内心真正改变后,我开始了空间上的逃离。对于一个年轻女性来说,我开始了行万里路的生活。在这近三两年间,我放弃了文字的狂欢,开始了另一种样式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