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冬天里的故事》 冬天来了,莽流河镇的冬天是漫长又寂寥的。天空总是累积着彤云,层层叠叠地,显现出一副不堪重负的模样,极少有亮瓦青天的时候。这样的冬天,用怎样的抄袭来形容都不为过,可以说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还可以说是“白雪覆盖原野,大地冰冻如……
散文随笔《冬天里的故事》
冬天来了,莽流河镇的冬天是漫长又寂寥的。天空总是累积着彤云,层层叠叠地,显现出一副不堪重负的模样,极少有亮瓦青天的时候。这样的冬天,用怎样的抄袭来形容都不为过,可以说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还可以说是“白雪覆盖原野,大地冰冻如铁”。
莽流河,是流经小城身畔的一条狂野溪流,因水势湍急,猛浪若奔而著名。以其处在大兴安岭腹部,水冷流急的缘故,因而所产的“细鳞”鱼体态壮硕,味道鲜美异常,当地人把它与山中的飞龙、雪兔并举,引以为豪。这倒恰好应了那句“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话,据说几十年前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柬埔寨的宾努亲王访华时,都曾不约而同地点了这道菜。从而使之摇头摆尾地逸出崇山峻岭,成了国宴上的一道亮丽风景。但我至今也没能弄明白,那“云深不知处”的河中野味,是如何被两个蕞尔小国的贵胄政要探知了去的?然而我的疑问,既不为人所知,更没有丝毫影响世人贪恋的口福。后来又听说,那可怜的细鳞鱼,十年前就已经与本来珍稀的飞龙、雪兔一同绝迹了。如果还要唠叨一句,就是在两年前的冬天,有朋友给我送来两只愣说是飞龙的物件,鸽子大小,毛色斑斓,然稍加辨认,顿觉绝非前物——谁还会把繁殖在笼子里,早已失去了野性的猫样的家伙认作纯粹的东北虎呢?当然,这都是题外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兴安岭林区,尽管原始森林早就被祸害得体无完肤,但蓊郁的次生林依旧覆盖着山岭,放眼四望,仍是满目葱郁。盖因其山高林密,居住在那里的百姓,平素极少有“风”的概念,就是说,雨、雪往往都是比较单纯的,或鹅毛纷飞,或淅淅沥沥。冬天里,摄氏零下38度左右的天气,阳光下,你即使只穿着一件毛衣走出门来,在最初的半分钟内,也基本不会有寒冷的感觉。但那冷气是充斥于天地间的,缓慢地氤氲袭来,会渐次浸渍入你的肌肤,然后砭至骨髓。
深藏在群山野坳中的莽流河小城,更像是座落在瓦罐之中,四围苍莽芊联,只有两根顺着山势迤逦的铁轨,伸向遥远的齐齐哈尔。又因其处在兴安岭腹部的一道大岭的西北坡,所以那里的无霜期简直和兔子尾巴一样短促——每年的第一朵雪花,几乎都与国庆节联袂翩然而至,一直盘桓到第二年的端午节,方才悄然收场。
小学老师教材过关考试日期快要到了,为了林业局的整体利益,朴科长把全局所有应考人员召集起来,希望我去给他们进行突击“恶补”。补课时间定在周六、周日,还开出了当时的最高价:每节三元钱的讲课费。因为婚礼花销过多而债台高筑,我自然乐于接受这样的邀请。从我们所住的集体宿舍到补课地点,不足三公里的路程,在顶着冒烟雪的冰路上,我却走了一个小时左右。新买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头天夜里就放在了寝室床前,为的是骑起来轻便快捷,但在那周天寒彻的环境里,刚走出不到半里地,轮轴的机油就冻得凝固了,只好下来推车缓行,过了一会儿,套着毡袜、翻毛皮鞋的双脚便已凉透,深藏在厚厚皮手套里的双手也开始僵硬,更加难以忍受的是鼻梁,硬塑料的眼镜托架迅速把那里冰出了冻疮。
冰雪迷蒙的路面上没有风儿溜走,也不见行人的踪迹,身边,偶尔有加长的运材车喘息着爬过,几十米长的落叶松或樟子松原木,顽皮地探出车尾,拍击着银灰色的坡路,荡起一股股冰雪的尘埃。想着自己每月不足百元的工资,想着寒假后就要前来读书的侄子,一边走着,一边在心里发狠:待到侄子成家时,自己决不能如长兄那般,为了一时的“面子”而在婚礼上大肆铺排,致使孩子也像我这样地,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是的,我已经跨进二十七岁的门槛,已经娶妻成家,也该具有责任感了。进而又想到已经在妻子腹中躁动着的孩子,沉重的步履不由得又轻快了起来。
据可靠消息说,局长办公会议已同意“洋泾邦”校长调回上海工作了,但毕竟其乡党刘海清的关系还在,他自身的位置暂时也没有改变,因而,在去外地进修的人选方面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除张德仁等几个有特殊背景的已经公布了之外,昨天下午,“老姑娘”李艳丽也加入了外出进修的行列。据说她去校长室哭闹了一场,蒋校长就“心软”了。实在地说,李艳丽的相貌真的辜负了她的名字,故而有知情者评价这件事的时候,说蒋校长是“饿了,糖也可以充饥”的。
当人们为此街谈巷议尚未“退热”,又传来元旦的前一天,“韩蒙古”去世了的谈资。“韩蒙古”生前掌管多年的那个林区,是个老林区。其曾在五八年参加全国“群英会”,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和奖励。多年掌管林业局最大,也最重要的单位——贮木场,集多项重大职权于一身,是真正炙手可热的人物。听有关人士谈论,他的人生终极目标就是能够当上局长,即使只当一天就死,也心满意足了。但最终没能实现,表面说的是与他自身的文化功底有关,但归根究底,还是因了人事关系,“朝中有人好做官”嘛。我曾有两次与他一同喝酒的际遇,大概因为彼此是同旗的老乡,交谈就多了一些。印象中,他是一个和蔼可亲而又谈锋甚健的小老头,丝毫不见人们所说的“霸气”。其间,曾说到家乡的变化,问及他退休后的打算,“我才不回老家去养老呢,死了之后还要去爬炼人炉的烟囱。哪儿比得了这里哟,一尺多厚的大棺材,怎么躺着都舒服”!一面说,一面呵呵地笑着,浓郁的蒙古族特有的语气中,透着亲切和欢快。谁知不到半年,老人家就因病而离去了。
几天后,又有更加惊人的消息传来,以至于人们半年之内都不在本地的商店里买茶叶了。大家在茶余饭后谈论着,说“韩蒙古”死后,老伴儿为他打点行装时,在入殓的被褥中,一张挨一张地铺着“大团结”(当时的最大面值),临走还穿着一身毛料中山装和呢子大衣。而且,为了保留完整的尸首,特地买了好几麻袋的茶叶把他围裹在寿材中。可是,三天“圆坟”时,家人、亲属都是哭着回来的——“韩蒙古”的坟墓被盗了!令人感慨万端。真是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又是冬寒料峭的季节。冬天之拾忆多多,难以穷尽。这些冬天里的故事,宛如冰封在记忆里,随时都会冰释而清晰,仿佛就在昨天。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当北清子回忆着如烟的往事,敲击出上述文字的时候,脑海中又不期然地闪现出张爱玲的那句妙语:“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虱子爬上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