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赏析李商隐无题诗

全面赏析李商隐无题诗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表现出一种更深刻、更隐蔽的时代情绪。

　　在唐代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当政的六十余年里，国家内忧外患。政治上的瓦解和分裂，经济上的凋敝和动荡，使得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也处在一个相对混乱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诗歌，杂处在由唐代“诗境”向宋代“词境”的转变过程之中。恢宏壮阔的盛唐气象经过丰富多彩的中唐风采，最终转变为哀婉深沉的晚唐之韵，即走向更为细腻的心灵感受和更为含蓄的情感体验。

　　晚唐的“无题诗”晦涩、难懂，呈现出复杂、朦胧的特点，这是时代的困窘在诗人心头打下的痛苦而绝望的印痕，不可避免地使作品染上悲哀的色调和伤悼情绪。因为它进一步触及了诗人潜意识的层面，所以表现出一种更深刻、更隐蔽的时代情绪。

　　一般来说，诗之有题犹如文之有目，起到提纲挈领、画龙点晴之目的。但是，当诗人本身的思想不太明晰、目的不太明确、情感不太单纯的时候，为作品设题目便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过去，有人将同一情感类型的诗篇排在一起，用一个笼统的名字一以贯之，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但是，真正大张旗鼓地以《无题》为题，并创作出极有特色之诗篇者，还要数晚唐那位“制造诗谜的专家”李商隐。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历史上，恐怕没有谁比李商隐的“无题诗”更加婉曲幽深、隐晦含蓄，让人猜不透、想不清、坐不实了。然而这些难以索解的诗篇却同样让人牵肠挂肚，难以割舍，爱不释手。

　　广义地讲，李商隐的`无题诗不仅包括以“无题”命名的作品，而且泛指那些以诗歌首句前两字做题目的作品，比如《碧城》、《如有》、《相思》、《东南》、《昨日》等，以及那首脍炙人口而又令人费解的《锦瑟》。

　　与其他“无题诗”相比，《锦瑟》诗似乎更具有扑朔迷离的朦胧美。就其所选取的意象而言，无论是庄生之梦为蝴蝶、望帝之化为杜鹃，无论是沧海遗珠、鲛人泣泪，也无论是蓝田日暖、良玉生烟，都带有不可指实的朦胧性与模糊性，它们之间的排列也没有明显的必然联系。因此，诗境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真是很难揣知了。我们所能感知的只是笼罩弥漫于诗境之上的那层浓重复杂、挥之不去的人生情绪：伤感、迷惘、惆怅、无奈、悲伤……不过，这已足以使我们心荡神摇了。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说：“义山的《锦瑟》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此种文字，便不容轻轻抹煞。”在我们看来，梁启超所谓的神秘性的美，是儒、释、道三家交融汇合后，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必要的艺术张力。

　　作为封建文人，李商隐具有儒家学者积极入世的精神。他执著于人生、理想、功名、事业、爱情、亲情等，并将之升华为一种人间至美，甘愿为之泣血生烟。甚至于明知无望，仍然要“一寸相思一寸灰”地不懈追求，真正凸现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从而，为诗歌提供了内在的、深层次的情感动力，并呈现出深挚真纯的精神面貌。与这种入世精神相反，佛教恰恰要求超越一切人生执著，超越是非、毁誉、美丑、善恶等一系列价值标准，甚至于要求泯灭物质与精神二者的界限，让人走进清澈澄明的佛禅之境。因而李商隐在遭遇到一系列人生打击之后，便终于走上了佛禅之路。用他的话说，“三年已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无疑，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态度，恰似两股巨大的激流在诗人心底不期然而遇了。诗人力图在儒、佛之间找到出路，寻求于执著中实现超越，超越中坚持执著的途径。这种极难实现的努力在给诗人内心带来激烈痛苦的同时，更给诗人以排遣不尽的诸种人生情绪。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绝句》)元好问曾感叹于李诗的扑朔迷离，索解不易，希望有人像郑玄为《诗经》作笺注一样，能为李诗解谜。此后，果然有不少人诱于无题诗的巨大魅力，苦心求证。此风绵延千载，至今不衰。然而，每一次新释义的增加非但没有使这些作品的读解更加明晰，反而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朦胧美与神秘感。就像一条不断延长的解释链一样，其韵味也变得更加丰厚、更加绵长。或许，无题诗不仅言志，而且言情，它包含了更为复杂微妙的人生体验与生命感受。就像在“锦瑟”与“五十弦”之间，李商隐巧妙地加入的“无端”二字一样，有些情绪和感受本来就是没有端倪的。或许，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缠绕着诗人。以“无题”为题，这难道没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

　　就作者的经历而论，李商隐创作无题诗并不是偶然的。他聪明早慧，很早就有“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的远大政治抱负。在一段少年得志之后，他不幸被卷入牛李党争，虽屡次上书投表请求汲引，却终遭冷遇，致使一生辗转各地做幕府书记，官小位卑，潦倒不堪，心中自有抑制不住的郁闷忧伤。与此同时，他的情感经历也颇为坎坷，尤其是中年丧妻之后，郁郁寡欢，常常沉湎于回忆之中，发而为诗，本是极为自然的事。加之中国诗歌自屈原以来就有“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比兴传统，因而哪些诗是“言志”，哪些诗是“缘情”便难以分清了。从社会的角度上看，无题诗在晚唐的崛起也不是偶然的，此一含蓄幽深、晦涩难懂的诗风正是衰变时代特有的表现。如果换上盛唐诗人，无论是写仕途，还是写爱情，都会比这明快健朗、直露坦诚得多。我们知道，若就仕途的坎坷而言，李白并不比李商隐更幸运。但李白对自己的抱负与苦恼却从不隐晦：得意的时候，他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几儿童入京》);失意的时候，他狂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之三)。诗中表现的只是大悲大喜，丝毫没有凄凄惨惨的情调。由于他对命运的不满是建立在充分自信的基础上，因而他不但敢出怨言，而且企图进行抗争：“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匐震天鼓”;“闾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梁甫吟》)。这种悲剧性的搏斗，充分显示了盛唐士人昂扬的气质和蓬勃的生机。然而，在李商隐这里，我们感到的却是欲言又止的表露，毫无希望的执著，充满痛苦的深情，无能为力的慨叹。爱情的失意、仕途的蹭蹬以及时局的混乱，使诗人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他宁愿沉浸于内心狭小的一隅，不再希望高飞远举了。正所谓，“雌去雄飞万重天，云罗满眼泪潸然;不须长结风波怨，锁向金笼始两全”(李商隐《鸳鸯》)。诗人就像金笼锁鸟一样，将自己的心事紧紧地锁在意识的底层，使人琢磨不透。从这一意义上讲，如果说盛唐诗歌是行至中天的太阳，将光芒向广袤浩大的宇宙间播洒，强烈而充沛;那么晚唐诗歌则是静静燃烧的烛火，只给很小范围内的事物涂上一层微黄玄妙的光泽，柔和而宁静。如果说盛唐诗歌如同一望无际的大海，汹涌澎湃;那么晚唐诗歌恰似跳跃在山涧之中的潺潺小溪，幽微曲折。如果说盛唐诗歌像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乐;那么晚唐诗歌则似一曲低回婉转的小夜曲。前者固然以其特有的劲健沉雄给人带来高亢昂扬的审美感受，后者也因其独到的柔美幽深、含蓄细腻而具备了特殊的魅力。

　　与这种时代精神相一致，李商隐的无题诗不仅朦胧、隐晦，而且绝望、痛苦。如果说“悲”可以转化为一种“美”的话，那么古今中外的诗歌恐怕无过于李商隐的几首《无题》诗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一种不可企及而又刻骨铭心的爱，一种万念俱灰而又至死不移的情，一种无法言传而又心心相印的思。人生是宝贵的，也是短暂的，然而在这宝贵而短暂的一生中，人们又将留下多少刻骨铭心的遗憾呢?相爱而不能遂愿，相思而难以谋面，但诗人耿耿此意，拳拳此心，至死不渝。他就像一只春蚕，一生一世都在吞吐着不尽的丝(思);他就像一只红烛，每天夜晚都有流不尽的泪。早晨起来，他常常面对镜中新添的白发空自叹息;夜幕降临，他常常不忍离开眺望远方的楼台;夜晚的睡梦里，往往出现与挚友重逢的场面;落日的余晖中，每每记起与恋人约会的情景……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只能加深那日渐绝望的爱，那无法延续的情。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人已经失去了改造世界的信心与勇气，面对猝然而至的悲剧命运只好抱有一种近乎宿命的绝望情绪。在这里，诗人已经失去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的勇气，有的只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乐游原》)的叹息了。然而，细细想来，这种自我信念的失落不正是时代的夕阳投射在诗人身上的暗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