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小说人物

浅析鲁迅小说人物

　　导语：鲁迅一生大多时间生活在动乱年代，对旧中国的社会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小说人物的形象入木三分，人的景况和社会环境层层紧扣，恰如其分塑造人物形象来针贬时弊，唤醒国民，引起疗救。

　　鲁迅小说数量虽然不算多，但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却栩栩如生，一个个活生生的从现实中走来，生动跳跃，充满时代特征和社会印痕，能给读者刻骨铭心的印象和深刻的思考，以及对社会时代主题的认识，善于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陈士诚的“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游丝似的西关门前的黎明中”震荡;魏连殳的突然长嚎 “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祥林嫂临死之前“消尽了先前的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临死之前却提出有没有地狱的疑问。这些描写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深处。尽管鲁迅笔下的人物命运许多都很暗淡，但读者读了并不郁闷颓废，一幅幅真实反映某个时期某些不同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画面凸显出来，作家的文风和气质在现实生活中得以表现。

　　通过具体人物和事件，深刻剖析了一个时代，而在这个封建势力日趋崩溃的时代里，旧的东西在作垂死挣扎，但谁也挡不住滚滚的历史车轮，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虽然民众灾难重重而尚未觉醒，知识分子在追求中充满怀疑与希望，在摆脱“空虚”和“动摇”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对农民寄予殷切的希望。小说里的农民形象虽然落后仍保持坚韧的性格，深厚的蕴藏着一种终将爆发的革命的潜力，几种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漩涡和时代的风云中淋漓尽致显现出来。

　　一、旧知识分子

　　鲁迅小说里的知识分子有新旧知识分子之分，“狂人”则在旧知识分子之列。

　　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一开始，就跟“我”有关，“我”是小说开头的余，“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简单说明“狂人”不是天外来客，不是神仙鬼怪，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熟人、朋友，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于是“我”便进入了“狂人”的自述。

　　小说一开始写出“狂人”自己内心的恐惧，逐步引起主题。狂人看到赵贵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们铁青的脸，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街上女人说的“咬你几口”的话，联想到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人吃人的故事。从他大哥平常的言论开始怀疑到当前的安排。他把医生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如果肥了，便可以“吃”了。嘱咐吃药的“赶紧吃吧”，理解为赶紧吃他，然后归结到这个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的深刻道理。而且普遍的国人却不知道。愚昧、麻木、甚至有意无意帮助着“吃人”而不知道。日记里写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从而认识到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表现出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忧愤、深广、犀利的批判，这是以前从未有的彻底的精神，反映了中国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特征，“让人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中国旧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

　　和“狂人”一样类型的是《长明灯》里的试图吹熄“不灭之灯”的疯子“灯和塔”，在旧社会是宗法统治的象征。鲁迅曾经在杂感里欢呼过“塔”的倒掉，又在小说里期待着“灯‘的熄灭，他再一次选中疯子作为启发人们向封建势力宣战的形象，不断地传出”熄掉它吧“的呼声;虽然疯子最后还是被禁闭起来，然而他的”我放火“的叫喊已经广泛传播，加上孩子们的歌唱，由后一代把这个任务接受过来了。《长明灯》里的歌声和《药》里夏瑜坟上的花环都是作者希望的寄与。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写了《孔乙己》。封建社会一方面是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教育思想铸就了孔乙己“读书人”的自尊的性格。而另一方面又使他受到最残酷的打击和冷淡的待遇。他的性格、人格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受到践踏、蹂躏、摧残。咸亨酒店的环境，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缩影。里边是穿长衫的人要酒要菜，座着慢慢的吃喝;柜台外面则是站着喝酒的“短衣帮”劳动者。而孔乙己的特殊就在于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已经失去踱进房子里去的资格，仍然没有忘记“读书人”的身份，又不肯脱下又脏又破的长衫，又不愿与穿短衣的人为伍，最终流为窃賊，却还在声辩“窃书不算偷”。这些细节典型、鲜明、揭示了孔乙己悲剧的性格。作者通过人物的行动抨击了封建制度，鞭策了孔乙己的这种性格，反衬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对他的精神的戕害，启发人们对那个社会合理性的深刻质疑。作者把孔乙己置身于社会的背景中去考察，既批判又同情，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开拓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孔乙己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廉耻的读书人和“偷”窃者;更不是一个无道德品行的人。是一个讲诚信、有爱心、热心肠的人。他的行为并不是严重的缺陷。他的优点恰恰是那个病态社会不需要的。而这正是鲁迅作品中深刻批判的国民性弱点的主题。

　　二、新知识分子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一个敏捷精悍热心改革的青年，虽然多次辗转流离，青年时代的梦一件也没有实现。于是，随波逐流自我放任，无力自拔于那样的生活和思想，于是便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而无所事事。不过，他毕竟奋斗过，毕竟是新知识分子，比孔乙己要进步得多。但在那个时代和环境里，他们注定命运将充满悲剧色彩。

　　《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则表现得更加阴郁、冷漠。虽不愤世嫉俗，却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现实又不允许他完全和社会隔绝。对他的流言不绝于耳，失业折磨着他，最终不得不向环境低头，抛弃理想而求于“现实”到军伐里去当一个顾问，想完成“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周围人都趋奉他、颂扬他。他是胜利了，然而实际上他是失败了。他在“胜利”的嬉笑中独自啃嚼“失败”的悲哀，终于背负内心的创伤寂寞地死去。

　　吕纬甫和魏连殳都是理想和现实的牺牲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革新力量和习惯势力之间的冲突，笼罩着辛亥革命后令人窒息的历史气氛。同时也批判了吕纬甫、魏连殳性格的弱点。这种性格在小说写作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中仍然具有典型意义。 　　《伤逝》里子君和涓生比较年轻，是“五四”时代的人物比较叛逆，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但是个性解放却又怎能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解决。他们沉湎在日常琐事里，未能继续向前跨开步去，不久也便让生命随着希望一起一同幻灭。

　　在描绘个人和社会的冲突中，作者对知识分子不光是同情，而是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清醒的剖析和揭示：知识分子需要向劳动人民学习。

　　三、农民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或是受封建残害，或是“空虚”和“动摇”中碌碌无为而毁掉自己。那么，他笔下的农民形象则是受苦受难、愚昧无知、命运凄苦、逆来顺受，而不想到怎样去改变。这也是读者通常熟知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占有显著的地位，《阿Q正传》塑造了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农民的典型形象。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阿Q身上可以说没有一点可亲的特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欺软怕硬”“自我作贱”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虽然阿Q只有一个，但是当时的社会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阿 Q的特点。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不否认，社会人身上或多或少有“阿Q的成分”。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塑造了阿Q的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贡献。

　　阿Q是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无赖雇农，他去偷静修庵的萝卜，是因为自从他调戏吴妈以后，没有人再找他打短工，出现了“生计问题”，所以便去偷萝卜，而进了城一开始是给丁举人打短工，后来由于好吃懒做，跟着别人一起做起小偷，他偷萝卜时，表现出了极度的无赖，“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这是你的，你能叫得它答应你么?你……”让人感到无尽的辛酸。对赵太爷之流来说，生萝卜那里用得着偷，根本不是人吃的东西。对一般穷人来说，萝卜可能也不是充饥的好东西，而于阿Q，他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想如此“下策”干此“勾当”。平心而论，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或是一个稍微有一点人情冷暖的地方，与其说他是一个无赖，倒不如说是在揭示世态的冷酷，探究阿Q出现“生计问题” 的社会根源，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深思。是封建统治把这个“真能做”的阿Q逼上了末路。他的“违法犯罪”应归咎于社会，他的小缺点是可以原谅的，不是十恶不赦。真正该枪毙的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和长衫人物等，而不是阿Q、王胡、小D，但恰恰是前者又成了新政权的投机者和把持者。如果广大农民不觉醒起来，不进行一场全面深入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推翻封建政权，阿Q们的命运永远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悲轮回中，阿Q们遭遇的悲惨后果，表现了深刻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主题。通过阿Q来探掘中国国民的灵魂，“揭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希望”。

　　《祝福》把人物放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民的命运提出更为强烈的控诉。它以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村劳动妇女——祥林嫂为主角，逐层展示揭露其革命的必然性，以此痛诉封建社会吃人的礼教，探究其社会根源。祥林嫂十分勤劳，只希望以自己不断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权利，但她的遭遇却充满了辛酸和血泪。此外，《药》里的茶馆主人华老栓，《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他们的命运非常凄苦，逆来顺受，从来不会想到怎样去改变它。祥林嫂的方式是捐门槛，华老栓是求人血馒头，单四嫂子是盼望明天，他们构成了社会中最大的底层，受压迫剥削而不去抗争，是作者同情而批判的一类人物。写到这些人物的时候，鲁迅的笔墨变得沉重起来，而以祥林嫂最为典型，祥林嫂深受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的毒害，险进封建礼教给妇女规定的桎梏中，尽管她勤劳、质朴、善良、热爱生活，仍为社会所不容，最后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作者细致描写了造成祥林嫂悲剧的环境，这个环境的构成有鲁四老爷、“我”祥林嫂自己、柳妈、还有鲁镇的人们，或许还有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以“我”为代表的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更应反省自己在造成祥林嫂悲剧中的历史、社会责任。

　　闰土则是天真烂漫、黄活圆实的少年形象。不过，成年后的闰土迟钝的样子，手象松树皮一样的形象与少年的形象抵消了不少。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层层逼迫下的深重灾难，闰土的形象在过去农村里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质朴、勤劳，象大地一样的厚实，承受了一切艰辛和痛苦，过多的艰辛和痛苦使闰土变得麻木，精神的摧残在这里超过了生活的胁迫，一种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观念已经注入闰土的头脑，使他默认了那条横亘在自己和童年伙伴之间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并且向主宰命运的“神”低头。二十余年来的变化的确太大了，通过前后两个闰土的变化，真实地批判地表现出来了中国农民自卑、私心、甚至麻木。第一人称“我”的想象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本来清楚地留在记忆里的“神奇的图画”因而也忽地模糊，写来一波三折，使简单的情节表现得跌宕有致，“我”希望下一代“新的生活”——“未经生活过”的生活。说明作品的着重点不是对往昔的缅怀，而是对现实的挑战，并且引导人们去确信前途：“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通过以上这些知识分子、农民的生活和经历，我们看到了当时腐朽社会中人吃人的本质，也看到了作为一个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为唤醒和改造国民性弱点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