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鲁迅小说中的病态人物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病态人物

　　看过鲁迅文章的人都知道，鲁迅的文笔十分犀利，从不畏惧恶势力，直接把血淋淋的事实撕开给人看。在鲁迅的小说中，这种精神也一样得到体现。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描写，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弊端和中国人民病态的心理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小说《示众》中，对于人物只有男女老少、高矮胖瘦的描写，没有对他们的性格刻画，没有情感偏向，只是直接描写他们的行为和神态。在这近似白描的手法中，暗含了讽刺和批判。小说提前描写了这是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天气，这一群人为了巡警手中一个被绑着的男人，不惧烈日出来围观。甚至还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一窝蜂地前来围观，唯恐失去了看的机会。虽然鲁迅的笔触并没有深入描写人物的内心想法，但已经把中国人性格中麻木的灵魂体现了出来。

　　而在《祝福》中，祥林嫂，她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她的一生是充满血泪的一生。来自于鲁四老爷的嫌恶和婆家的夫权，让她成为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求却仍然得不到做人的尊严。甚至她自己都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她对于改嫁的反抗实则是对于封建礼教的维护，因为这违背了她心里的人伦道德。而在她失去阿毛之后，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她内心的悲伤和凄凉，那些听祥林嫂故事的人不过是特意寻来听这悲惨故事，叹息几声，然后满足地走了。正是这些旁观者的冷漠和她自己对自己的道德约束把她送上了绝路，祥林嫂和这些人物的迂腐和麻木造成了那个时代的悲剧。

　　看完《呐喊》之后，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药》，华老栓十分担心儿子的病，但他选择的不是去看病，而是选择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病。他不关心革命、不关心造反，一心想治好儿子。但他迷信麻木，毫无反抗意识，他就是千千万万中国国民的代表。在夏瑜被处死时，那群围观的群众“颈项都伸的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对革命的热情和理解，有的只是好奇心和围观的看客心理而已。思想启蒙者被处死，麻木的公民只是充当旁观者，看着鲜血流淌，甚至怂恿懦弱者吃人血馒头，他们永远不明白启蒙者付出的鲜血意义何在，这是何等的悲哀。

　　在鲁迅的小说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自然有孔乙己，他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哀其不幸但又怒其不争的人。他接受过教育，但直至沦为乞丐也不愿脱下象征读书人的长衫，穷困潦倒却孤芳自赏。文中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孩子都看不起他，等级观念渗透得如此之深，足可见社会有多冷漠。还有丁举人和掌柜，丁举人考取功名后仗着特权随意拷打丁举人，同为读书人却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在掌柜的眼中，孔乙己更是一文不值，当孔乙己最后爬来的时候，掌柜记住的只是他还欠了十九个钱，甚至在那个时候，还要拿“偷”来嘲笑他，抹杀了孔乙己最后的自尊。

　　鲁迅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带有典型性，他们表现的不是个人状态，反映的是集体意识和病态心理。曾经鲁迅先生东渡日本去学习医术，希望给更多的中国人以强健的体魄，但在他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国民需要医治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之后，便果断地弃医从文。鲁迅将创作视角聚焦到这群人身上必定是有原因的，通过塑造这些病态的人物形象，中国国民的奴性和愚昧一览无遗。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恶面，发现了潜藏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民族弱点。那些习惯于赏鉴别人痛苦与悲哀的人把祥林嫂、孔乙己他们逼入了绝境，同时自己也在被别人嘲笑着，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国民的精神世界被封建吞噬，他们表现出来的病态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痛苦，更是国家的悲哀。

　　作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小说特色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