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断想的内容

签名断想的内容

　　时下，流行签名。签名售书，签名发行唱片；签名反“黄、赌、毒”，签名“拒绝网吧”；找这“星”那“星”签名。有个人行为，也有社会行为。

　　由于职业关系，一年下来，我总要带着孩子们参加好几次这样盛大的集体签名活动。这样的集体签名活动，一般由政府的某个部门组织，是政府行为，不去是不行的。这种活动，无一例外的先是浩浩荡荡的集会，组织者语重心长的动员，领导慷慨激昂的演讲，代表声情并茂的讲话，然后打开事先准备好的白色长幅，大家一哄而上，争相签上自己的大名。照相机“卡卡”地闪，摄象机不停地转，万头攒动，人声鼎沸，那场面着实热闹。

　　在集体签名活动中，孩子们是主角，是主体。组织者的用意一目了然，教育得从孩子抓起，孩子们好了，未来的社会自然也就跟着好。至于成人，也该受到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自有法律约束。况且，市场经济下，一时半会，哪里能组织到这么多义务签名的成人？

　　孩子们特别喜欢这样的活动，热闹啊，自由啊。不就签个名吗，这太容易了。我看到他们毫不犹豫地大笔一挥，就嘻嘻哈哈地完事了。至于签了名是不是就这样去做，应该担负怎样的责任，他们很少思考过，因为那是后话。

　　其实，签名又岂能儿戏。古人推崇一诺千金，何况白纸黑字。那签下的，就不单单是几个汉字，而是一分沉甸甸的责任，要用毕生去呵护、去守侯、去坚持、去兑现的承诺，这是多庄严的、多神圣的事情。

　　记得小时侯读俞伯牙与钟子栖的故事，大概是在十二三岁的年纪吧，我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以致久久不能平静。钟子栖不幸因病逝世，临死时千叮万嘱，死后请求他的母亲把他埋到与俞伯牙相约见面的地方。俞伯牙如期而至，在钟子栖坟前，含泪摔琴，以谢知音。钟子栖临死也不忘承诺，俞伯牙深感悲恸的，又哪里仅仅是钟子栖绝世的音乐才华，更主要的是他那生死一诺的诚信啊。

　　生活中，我们常常把说话算不算数作为衡量一个人品质高低的标准，以此作为依据判断这个人可信还是不可信，可交还是不可交，这是很有道理的。所谓虚伪，所谓虚情假意，通常指的就是说话不算数，不讲诚信。这样的人，我们斥之为小人，往往避而远之。

　　除非心里阴暗品质卑劣的人，谁也不愿做小人，让人瞧不起。可是，客观上，很多人不自觉地做了小人的勾当。原因何在呢？主要是喜欢轻易地承诺。许多不能兑现的承诺，从主观愿望看，可能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但承诺时，没有深思熟虑，没有考虑兑现的难度、风险，致使承诺流产，从而背上说话不算数的恶名，造成负人负己的恶果。

　　我曾经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感触很深。有一年，我修房子，只打算盖一层，因为我只有盖一层的钱。第一层修完后，我正打算停工，我的一个朋友去玩，问明详情后，力主我一口气盖第二层。他那时有钱，正打算到沿海投资。他要我先动工，建房的材料先赊着，说差的钱等他年底回来帮我一并结清。我感激朋友的深情厚谊，反正第二层迟早是要盖，我何乐而不为呢？谁知，朋友此去，竟然血本无归，这可苦坏了我，只好东家拼西家凑，才勉强度过难关。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埋怨朋友的意思，他不能兑现承诺，是因为他有心无力，力有不逮，实在怪他不得。他去沿海的那时候，信心勃勃，想到的是一定能赚钱。可世事难料，结果事与愿违。因此，承诺一定要小心，要慎重。

　　现在，不少有识之士为国人缺少诚信，痛心疾首，奔走呼号，那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太不把承诺当回事了，以致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严重的缺失，毁坏了泱泱大国文明的形象。试想，一个做父母的说话不算数，怎么能让孩子去信服父母；一个商家说话不算数，怎么让顾客相信你的产品；一个领导说话不算数，怎么让下属去为你卖命，怎么让群众放心。可是，看看我们的周围，还有多少人在坚守承诺呢？现在，在我们生活里最流行的一个词，是“扰”、“花扰”。“扰”，就是说多做少，说十分做一分，或只说不做，干打雷不下雨。而“花扰”，更突出“扰”的技巧，“扰”的效果，等同于吹牛、胡说八道了。遗憾的是，越是能“扰”的人，越吃香，越有能耐。上行下效，竟然变成了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

　　吹牛自古不上税，通常情况下，说话不算数也不负法律责任。所以，花架子是越搞水平越高，形式主义也越来越富有诗情画意。举世皆“扰”，不“扰”的就只能是“傻帽”了。

　　回到集体签名上来，不难看出，它主要是造势，“扰”的成分多，至于结果，是无须预期的。而对于正在受教育的孩子们来说，恐怕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视。签名的儿戏化，必然造成对签名本身的一种误读，那就是可以随便签名，这是不需要负责任的，承诺也不一定要兑现。果真如此，我当心组织者那点想当然的善意的初衷，可能不但不能实现，恐怕还会适得其反。

　　高贵的，总是庄严的。反之，搞笑的，多是浅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