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词人李清照《漱玉词》之略说

女词人李清照《漱玉词》之略说

　　李清照(1084一约1151)，自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山东济南市)人。她的父亲是李恪非，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知名于文苑，南宋时甚至有人说他的文章是“自太史公后，一人而已”(见宋人韩淲《涧泉日记》卷下)，这大概是过誉之言了，但有文名自是不虚的。母亲王氏是显宦之后，亦善属文(见《宋史·李恪非传》)。十八岁那年，她嫁给了山东老乡诸城人赵明诚(字德甫)。赵明诚的父亲是赵挺之，与李恪非同为朝官，李赵结亲是在京城，当时赵明诚还是太学生。李清照生活在一个文人仕宦之家，自少年即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史书里没有她的传记，她父亲在《宋史》里是有传的，史家还算不吝啬，在她父亲的传里写了她几笔：“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她的父亲李恪非大概是因为曾受知于苏轼之故吧，被划在了“元祜党籍”的名单上，自然受了些苦。而她的公爹赵挺之却是新党，曾参与迫害过苏门的黄庭坚。苏、黄那一派的陈师道，和赵挺之是连襟，十分痛恨赵挺之，《朱子语类》上记载，陈师道陪着皇帝郊祀，没有厚裘衣御寒，家人就去赵家借了一件来，既然是亲戚，这又算得什么大事?可陈师道却非常生气地说：“你不知道我根本不穿他们家的衣服吗?”他宁可挨冻也不穿，结果却以冻病而死。赵挺之后来做到了宰相，口碑似不佳，总让人觉得他是踩着人家“元祐党人”的苦难爬上去的。李恪非被划人党籍时，李清照曾向赵挺之投诗救父，中有“何况人间父子情”之句(这可能是借用了黄庭坚“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的成句)，可是并没有结果，是他救不了，还是不救?难以考辨了。党争之火，蔓延其家，赵荣李辱，竟若霄壤。清照对她的这位公爹无法心存恭敬，赵挺之做了宰相后，清照贺诗有“炙手可热心可寒”句，那言外之意也就是说：“您别太得意了!”不过父是父，子是子，她对丈夫赵明诚还是爱之至深的。赵明诚是个稽古迷，专于金石学，有《金石录》传于世，与欧阳修之《集古录》俱称金石学史上的名著。清照夫妇二人，伉俪情笃，同好金石书画，常节衣缩食，专心治学，出入相偕，奇文共赏，古来闺房之乐，莫胜于斯。她南渡后为亡夫遗著所作之《金石录后序》中记着许多她与夫君的故事，她的前期的词里，有很多是他们爱情生活的记录，读着十分感人。靖康一变，国破家亡，夫君亡故，辗转异乡，易安晚景实在凄凉，不“易”亦不“安”也。

　　宋人说李清照在赵明诚去世后曾改嫁张汝州，未几又离异了。这在她自己的一些残编断简的文字里也多少透出些消息。可是从明清一至近世，有很多人出来为清照辩诬，主张清照并未改嫁，改嫁之说不过宋人诬陷。士林何以对清照改嫁与否竞震动如此?我看这已不是一个“词学”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了;亦非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大抵也有观念问题。女之改嫁，实属常事，清照似无例外之理。

　　要是改嫁，盖出无奈，其中原由，殊难考校。再适不久，旋即反目，看来是一桩极不成功的婚姻。她是太爱赵明诚了，赵的死，对她来说又何止是地陷天倾!接下来又是东逃西奔，疲命于道路。家无定所，财物频失，这对一个近五十岁的妇女来说，何其艰难!后来到了杭州，稍微安定了一些，以清照之性格，她未尝不想改变一下她的生活，从哀痛、无助、离乱无定、疲惫不堪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再婚之念，或起于斯耶?然择非其人，配了个“驵侩之下材”，这在她的苦上就更增其苦了。如果她确实是再婚了，也并不说明她就是一个“忘恩忘义”、“弃旧恋新”之人。后世论者都以李、赵伉俪情深，而说清照断不会忘怀明诚，另结新欢，这种类于“从一而终”观念何其陈腐浅陋!这种说法也确实没有多少力量。又兼说者大多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所以这场“官司”到现在也没打出个输赢来。士林为清照不平的原因，大概主要还不只是她改嫁了，而是她嫁的竟是那个张汝州，若嫁了个什么旷世奇才呢?或许就不会那么激烈地、愤愤地为之辩诬了吧?说不定还会传为词林佳话呢。吾人有时太爱为古人担忧，而且常常以一时一己之观念衡断古事之然否，所以就常常意气用事，起一些无谓之争，若能起古人于地下而问之，古人不亦应笑吾人多情而滥用其情哉?一个人在其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多多，谁又能保证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对的呢?李清照虽旷世才女，可也不能不让她失误吧，其实作词和做人，鉴诗文和选丈夫，本来就不是一回事的。对李清照的改嫁与否，吾人大可不必太在这上面用心，改嫁与否，对读她的词并无多大的影响，对她的声誉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们何必在这里苦心孤诣地浪费我们的学术力量呢?要之，宋人说的，我们不信，明清人说的我们却信，这是为什么呢?明清人倒比宋人更知道李清照是怎么回事吗?又有人说，应该相信李清照自己写的《金石录后序》，那上面并没有写改嫁张汝州的事，那上面满满的是对赵明诚的爱。我们当然相信清照的自述，可那是她为她的亡夫之遗著作的序，她写张汝州干什么呢?

　　李清照以词名家，而又能诗文，善书画，古来’”文艺界”的女子，当推她为第一人。清照之词，独树一帜，若郑振铎先生言：“她不受别的词人的什么影响，别的词人也似乎受不到她的什么影响。”(《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她可以说是词中的第二个李后主，这样说并不是说她是受了李后主的影响，而是说他们都是纯粹的以他们的生命去填词的，他们的词都是那种平常语中不平常的词，即使用事，亦如己出。他们的词，谁都能懂，谁都能感动，人们都会惊奇，怎么那么平常的字句到了他们的手里竟有那么大的攫人的力量，让人一读就直拍内心，一读就永远也忘不了。李后主有一颗“赤子之心”，这就是“绝假纯真”之心，这是一种“道”境，这是一种有着无限“可能”的大“无”之境，这是一种宇宙的本然状态，在这里不用一切雕饰而万事万物皆自然。李清照也是这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再加上作过《菩萨蛮》、《忆秦娥》的李太白，真可称为“词家三李”了。

　　易安词雅，这是不必说的，但“雅”不自她始，也不自她确立，也不自她张扬。她是在“雅词”发展道路之外，自有一种清雅的标格而已。按陈廷焯说的，她是“独辟门径”，是“独树一帜”。易安词最大的特点是“纯真”，是“天然”。无论是前期写闺情离情的那种感伤，还是后期写那种容人家国之恨的沉痛与孤苦，都出之以天然纯真，不假任何雕饰，直如行云舒卷自如;花开叶落，忽喜忽悲，一任天然，似不著一丝“力”而有“大力”蕴乎其间也。人读其词，绝无暇心在雅俗上分辨，只觉得好，只觉得她和我们没有时间空间之阻隔，一下子就把她的歌唱到了我们心里去。王国维说李后主的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是说，李后主词中所表现者虽为其个人一己之感伤与悲哀，但却足以包容所有人类之感伤与悲哀。

　　读李清照词，不亦如此耶!何以能至此呢?则一定是他们的那种“真纯”是道家所谓本根意义上的“真纯”，“道”是一种具有无限包容性、无限可能性的宇宙本初的能量，是有着无限之妙用的能量，是“本真”，是“大真”，而此“本真”与“大真”通过“真纯”人体现在作品中，则不须任何装饰而自有一种超时空的攫人之力量;若是美女，虽粗头乱服，亦不能掩其国色也!李清照和李后主一样，是那种全无所谓反省与节制的一任本性之恣肆的任纵之词人。她在作《词论》时或许有些“反省”的东西在，尽管那《词论》作得也不失恣肆;但她作起词来，却绝无理智之束约与常规只顾忌。这从她的词风与其《词论》中那些褒贬前贤之说的不同自可看出来。其实理论是理论，创作是创作，李清照属于那种“纯情”诗人，而不是“理性”诗人，有着一种任纵与纯真的性情，她是以其“赤子之心”感于外物，故其“感”也，极“锐”极“敏”，亦极“深”极“切”，她全不假借于常规的普遍的认识，而是一任其敏锐深切之感受，因而，任何的理论包括她自己的亦不能成其创作之范囿。而其《词论》，就主张而言，不过一句“词别是一家”而已，余皆品藻人物之言也。从她的品藻中我们可以看到，前辈诸贤几无一人合乎她的主张，遍看她对前贤的优劣之述评，能够合其“优”而避其“劣”的，大概只有周美成庶几当得，可她却未着美成半字，此又颇费琢磨者也。近人杨海明先生曾著《李清照(词论)不提周邦彦的两种探测》一文以“测”之(见《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304页)，但即为“探测”，则脚步难稳，故其探测之结果也就疏恍未成定谳。若必说李清照之《词论》与周邦彦的关系，则夏承焘先生所谓“若拿她这些议论、见解来读周邦彦的《清真词》，却正是‘波澜莫二’。”(见《月轮山词论集》第10页)这番话也就说到头了，再“测”，也不容易测出什么结果来的。我们看她的《词论》，她主要是说“词别是一家”，词就是词，不是诗也不是文，要有个界线，任何的艺术形式，总要有自己的一己之家园，不是不能借他人成势，而是“借他人成势而勿使侵害己”(韩非子语也)。李清照作词，就是守这个“别是一家”。至于什么“典重”、“故实”，“词语尘下”与否，“音律”谐和与否，那是说人家的。她的原则是“别是一家”，她也作诗文，其中没有词家影子，她的词里，也不著诗文腔。她的词，在形式上守住“本色”，在风格上是任纵而天然。

　　李清照词可以因靖康之变她的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生活是·种带有宋人情味的陶渊明式的雅趣之生活，她与夫君时守时分，守时是满满的爱悦，分时是浓浓的离情。靖康之后，她就成了“流离遂与流人伍”的难民，家园丧失，疲于奔命;夫君早亡，孤苦无依，晚景十分凄凉。她的词，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有一种深深的感伤，只是前期感伤于生离，后期感伤于死别，其中轻重，自可读出。

　　我们先看她几首前期的词：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如梦令》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离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样的词，我们几乎用不着去过多地解释，都是些平常的话，那意象是敞开的，没有那种莫测的语言的高墙阻隔着我们;她也不是一点不用那种富有书卷意味的文辞雅句，但那充其量不过像依偎着春末的蔷薇或者是秋末的菊花的那种不经意的小竹篱笆。那不是阻隔，那简直就是一种邀请，这使得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她的词就先有了某种感动，而当我们进入到她的词里之后，又足令我们有一种诗意的回味。这就是她所特有的“雅”，这“雅”不是周美成式的“典丽精工”，也不是苏东坡式的“学士潇洒”，没有秦少游那种“淑女”式的纤细的哀婉，也没有晏元献那种“贵胄”式的矜持的怀想。她是一任她个人一己之性情，自然而然地感发于本心，以其女性之锐感，以其诗人之性灵，以其对古来文化慧智的感悟，以其对人情物态任真的态度，成就了一种融陶渊明与李后主于一处的那种全然无所矫饰而以真纯与人相见的“大雅”，这正是她在词史上卓然独立，不让须眉的地方。若说“词”怎么就“别是一家”了?李清照以其词的创作的回答就是：以生命之任纵融人本色，以心灵之纯真直抵本根。她的词虽以寻常不经意的语句度入曲律，却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象。

　　“雅”是她的词的内在力量，而不是门户，“雅”一旦成了“门户”，就拒人以千里之外了。易安的“雅”不在“门户”上，她的“门户”是敞开的，是可以接受古今天下人的，这是因为她用语之“寻常”，而她的词又是可以感动古今天下人的，这是因为她的词里内蕴着一种真纯的、本然的宇宙根本意义上的能量，这是一种无声之“大雅”，有无形之大象存焉。这种大雅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有着“没身不殆”的久长，所以我们一经读过她的词，就总也忘不了。

　　上面几首词需要略作解说的是，第一首《如梦令》中的“惊起一滩鸥鹭”一句，有的本子作“惊起一行鸳鹭”，用“鸳”用“鸥”两可，不过都是水鸟耳。而“一行”与“一滩”相较，则我以为“一行”总不如“一滩”好。若用“一行”，则鸟已在天上，先不说操桨争渡者是否有暇顾及那一行水鸟飞上天，只从这里写的是晚归争渡之急这一点看，则那种一行水鸟在天的视觉之得就不若一滩水鸟闻声乍起于滩地的听觉之得更切合人之“急”与鸟之“惊”的情况。你可能要说，舟已误人藕花深处，只可见“行”，无法见“滩”。这须进一步说，鸥鹭所居处，是那个“滩”，它们因受到惊扰而慌忙起飞，遂有声鸣翅动的拍岸而起之仓皇，人虽不能有余心去看鸟，可是却能听到鸟的慌乱声，又何必非要见“滩”呢?

　　第二首《如梦令》须注意一个“酒”，一个“花”(“红瘦”即指花谢)。至于有的本子作“雨疏风骤”，有的本子作“风疏雨骤”，那倒没有多少关系，反正是写昨夜有风雨。“酒”字可说，“浓睡不消残酒”，那一定是昨夜就着“风雨”吃过酒。酒这东西，是高兴时也欲吃，愁苦时也欲吃的，而清照多是在愁苦时吃，故其愁苦之词中多有“酒”字。清照酒量如何不得而知，但说她常饮大概不会有问题，因为她的词里十之八九都有酒。如“不怕风狂雨骤，恰才称、煮酒残花”(《转调满庭芳》);“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蘼(指酒)”(《多丽》);“沈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菩萨蛮》);“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沉醉意先融”(《浣溪沙》);“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蝶恋花》);“酒意诗情谁与共”(《蝶恋花》);“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鹧鸪天》);“东篱把酒黄昏后”(《醉花阴》);“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诉衷情》);“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玉楼春》);“共赏金尊沈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渔家傲》);“断香残酒情怀恶”(《忆秦娥》);“险韵诗成，扶头九醒，别是闲滋味”(《念奴娇》);“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蝶恋花》);“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声声慢》)等等，不堪一一枚举，就是她晚年没有心情出门，也说“谢他酒朋诗侣”(《永遇乐》)，可以说“酒”伴了她一生的感伤与苦痛。回过头来再看这首《如梦令》中的“酒”，那里面也能读出许多孤独。“绿肥红瘦”的对花期不久的敏感，亦与上面的饮酒情绪相合。这里用“卷帘人”的未留意于“绿肥红瘦”之变化作反衬，更见出易安伤时光之易逝，苦孤独之难耐的心绪。

　　《一剪梅》可说者略有二端，其一是，这词本是写清照与明诚离别后的相思之苦，不是什么好心情。而上片则连用“红藕”“玉簟”“兰舟…‘锦书”等好词儿，这是以好词儿写坏心情之法，可是词儿再好也压不住坏心情，唯其如此，就更见出那别情之不堪。其二是，下片之“此情”三句由范仲淹《御街行》“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化出，而更胜一筹。眉间心上，初歇又至，斩也不断，理也还乱，写离愁之不能尽绝。“才下”“又上”，中间几无稍息，极言思之切也;而由眉人心，又言思之深也。下片都是平常语，却有多少不平常!

　　《醉花阴》最脍炙人口，竟引人为这首编了一段故事，是清照以此词寄与夫君赵明诚，明诚叹赏，自愧不能及，可又不服气，就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天三夜，作了五十首《醉花阴》，把清照所作混如其中，让他的朋友陆德夫看。陆玩味再三，是：“只三句绝佳。”明诚忙问是哪三句?陆答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见《琅环记》)赵明诚也真是瞎耽误工夫，陆德夫也真是慧眼识金。

　　这个故事大概是编的，意思是清照这首词作得好。这词确实好，所以这编的故事也就让人信，人们也愿意信其有，视为词林之佳话。此词之妙全在“人比黄花瘦”一句，与秦少游《水龙吟》中“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俱称于词林。“瘦”字，不在写身，而在写心，写伤别也，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中说的：“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上片“半夜凉初透”，写身凉，下片“人比黄花瘦”，写心凉也，亦如《一剪梅》之“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在前期的词作里，有一首比较特殊的《渔家傲》可说，词云：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

　　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颇类游仙体，却绝不可做游仙诗读。这里写的是一个梦，是一种精神的游历，一种生命的追问。“天接”二句，一开始就把人带入一种幻象世界，故以“仿佛梦魂归帝所”一句接着。梦幻之来是因为志意不得抒发、愿望不得实现之压抑的结果，压抑愈重，则腾越之力也愈大。现实界无处言说，则扶摇直上九重去与天帝对话。“闻天语”二句，明天帝所问，用“殷勤”二字，有一种平等感稳馨感。下片“我报”二句，是一种苦苦求索的诉说和一种不甘现状的表白，这也足见作者情感志意上的受压抑之剧。她向天帝诉说着她的渴望、她的向往和她的苦痛，她在寻找出路。“九万里风鹏正举”，用《庄子.逍遥游》之意，写其欲摆脱苦痛、挣开羁绊，她呼唤风不要停住，她要乘长风直向那象征自由乐土的仙岛去了。这是她的一种志愿，这就像屈原的作《远游》，初放汉北，怀念故乡，意不自聊，遂逞其幻想与想象之所极。李清照以数十字之小词，将屈原诗之情思志意融纳其间，以汹涌磅礴之气，吸风饮露之致，更写出一个追求自由不甘寂寞者的情怀。能及此境界者，有宋以来，罕见其人。

　　后人说：“此绝似苏、辛派，不类《漱玉集》中语。”(《艺蘅馆词选》乙卷)遍览《漱玉集》，确无此等云差雨使、腾天御神的词章，这就给我们提出至少两个问题，即一，为什么竞有这样一首与集中风格迥异的词呢?第二，我们说她这首词是“一种生命的追问”，那么她是何由而起的这种追问呢?我们由后往前说，先说第二个问题。我们说她在“追问”，是从末三句看，所谓“三山”是指蓬莱、方丈、瀛洲，传说在渤海中，那是神仙所居之处，而且那里有长生不老药。

　　《史记·封禅书》上说，那个地方，“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用“三山”这个典，就有追寻的意思在。追寻也好，追问也好，总是因为不甘心。清照属于那类不甘落他人后的人，你看她就能作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来。她这个人，喜欢“赌博”一类的游戏，不是为赌钱，而是要争高低，博输赢。她在其《打马图序》中有明白的陈述：“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多寡未尝不进(是说她每赌必胜)者何?精而已。

　　自南渡来流离迁徙，尽散博具，故罕为之，然实未尝忘于胸中也。”博”者，都是争“先”恐“后”，喜“赢”恶“输”，一般都是不甘心才博，可是博了就更不甘心，无论输、赢、先、后，越博就越爱博。清照的爱博，就是这种“不甘心”的反映，不甘心就要追问，“博”，也是一种追问。追问什么呢?就是追问生命的价值。我们前面说过，她和李后主都是那种以生命去填词的，人类的爱以及一切的情感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它的终极的意义是什么?她钦佩“不肯过江东”之项羽那样的英雄气度，和“至死薄殷周”之嵇康那样的独立人格。她的精神上的那种需要，绝非只是与夫君析鉴古物、自己度曲填词这些事可以满足得了的。思项羽，慕嵇康，这还算是一种有形的追求;而我以为清照更有一种无形的追求，那就是一种精神的大乐境与一种生命的无穷境。你看她写的是“梦魂归帝所”，那“帝所”自是天帝所居，我们读《史记》的《扁鹊传》和《赵世家》，就能看到秦穆公和赵简子都说过“我之帝所甚乐”的话，那是一种“大乐境”，·‘大自在境”。我们也知道，所谓“三山”，那里有仙人和不老药，这里面自然也有着某种暗示，暗示着对生命之无穷的需要。这倒并非追求不死，而是老子所说的那种保有着“死而不亡”的“长久”的活力。这是一种生命的“无穷境”，是一种“道境”。清照还有一首《晓梦》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她的这种志意与追寻。她在这首诗里写她梦见了仙人安期生和萼绿华，传说安期生一千岁，萼绿华九百岁，清照就在梦里同他们谈话，同他们吃茶，她说：“虽非助帝功，其乐莫可涯。，’她说：”人生能如此，何必归故家?”她醒来后，“心知不可见”，可是却”念念犹咨嗟”。你看这里面不是有着一种对生命之无穷的追寻吗?她的精神的需要真是太大了，几乎没有办法满足。倒是在博戏里她可以得到一种替代的追寻的满足，可是那也不过是一种没有终极结果的暂时的宣泄后的通畅而已。这种追寻常常把她带到梦里，幻里，溢到词里，就有了上面那首《渔家傲》。那么为什么在《漱玉集》中仅有此一首这类的词呢?这可能与她那个“词别是一家”的主张有关系，同时大概她也不太愿意把这种精神的苦闷与生命的追问过多地显露在文字之中，因为这种东西以其闺帏中人在那个时代也确实颇难见容于世的。

　　以靖康之变为限，清照南渡以后的词染上了一种家国之悲。近读王洪先生所著之《唐宋词流变》说清照之后期词“其所写者一妇人，其所照者一个时代也”，说甚得之。清照词前后期在任纵真纯此一方面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用语更寻常，滋味更深厚。其词不须解说，而自有苦风扑面。我们先看她两首长调，其一，《永遇乐》云：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是写元宵节的词，人家热闹，自己清冷，完全没了旧时情味。我们看上片，一共四个韵角，前三句是一压韵一发问：“人在何处”?“春意几许”?“岂无风雨”?问，不是为了得个回答，是为“谢他酒朋诗侣”找个理由。李清照是很爱游赏的，如今懒得出去，不愿意热闹，其心之苦冷可知。下片先回忆“中州盛日”之景，那是国家还没有破的时候，那是她还年轻的时候，她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看灯。

　　可如今呢?她没有说国家怎么样，她只说自己“风鬟霜鬓”，人已憔悴了，所以就不愿意出门了。“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不是一种无奈，而是一种疏离，是与那种说说笑笑，无忧无虑的疏离。

　　说自己老了而懒得出去看灯，那是表面的理由，那是说给人家听的理由，往深里说，她不是身懒，而是心懒，她的良知使她不能忘怀那失掉的家园与破碎的河山。她不是那种“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人。

　　其二，《声声慢》云：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后人多称许此词用叠字用得奇，这是对的，开始就连下十四个叠字，真是不简单!修辞立其诚，那十四个叠字是心里流出来的血，是眼中流出来的泪，所以才是绝唱，后人岂能仿得?仿得其叠字，又岂能仿得其心曲?能如此敢连下数重叠字，可见她的任纵;而此数重叠字让人读来如苦风扑面，冷雨浇心，则看出她的真纯。“乍暖还寒”，是说忽冷忽热，这是写天气，也是写心情。“最难将息”，是说身体与心理皆无安定感。过去只是离愁困扰着她的时候，酒还可以帮助她抵御，可如今这酒也没有了力量。正伤心处，北雁南来，却带不得一丝家园消息。再看看眼前黄花堆满地，这个“堆积”用得真好。“堆积”有依偎在一起的意思，憔悴败萎再也打不起精神，是一种完全的破坏，有一种难言的悲苦。这是写花，更是写人。下面若干句，就是写她在漫漫的精神之长夜里挣扎。这不是一个“愁”字就可以说得清楚的。这是一种“大悲境”，涵容着古今一切的悲苦，担荷着人类一切的苦难。所以此词与李后主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样，感动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

　　再看她一首小令《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入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

　　动、许多愁!

　　这是李清照避居金华时作的，当时她已五十三岁了。此词亦如上面两首长调一样，写着一种极端绝望之心绪。“风住尘香花已尽”，是暮春景象，狂风稍住，花已零落殆尽，此非只是一种物象之描写，更是心绪之描写。国破家亡，好时光已被雨打风吹去，故心绪极坏。

　　“日晚倦梳头”，仍是写心绪之恶，此虽与温庭筠《菩萨蛮》之“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魏夫人《江城子》之“别郎容易见郎难，几千般，懒临鸾”以及清照自己《凤凰台上忆吹箫》之“起来慵自梳头”是同一笔法，但那些只是写生离之小愁，而这里是写家国之恨，是写死别之悲，其深浅是自有区别的。三四两句，直写“物是人非”，国家罹难，夫君长逝，和平的日子、恩爱的生活都没有了，过去的愁中是“欲说还休”，是不愿说，不是不能说;现在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了，语言化作泪水，无声而更悲于有声。下片宕开一笔：听说双溪(金华的风景区)那个地方仍有很好的春意，自然不似眼前的零落破败，所以她有了泛舟双溪之想，她是想去寻找一点慰藉。作者本是爱玩的，周辉的《清波杂志》里记载，清照在南京时，“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觅诗。”那是夫君还在的时候。此时她或许也想借游览以缓解苦痛，那里的春意，说不定能使她的心情好些呢。

　　可是这打算旋即被打消了：“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可见这“愁”是怎么也消不去的了。这“愁”有了重量，是一种新的写法，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后来《西厢记》里写别愁是“大小车儿载也载不起”当是从李清照这里化过去的。这里的情绪和《永遇乐》里“怕见夜间出去”的极端绝望的心绪是一样的，双溪春固好，但那不属于她，国之破，家之亡，把她的春天已经彻底地带走了，借用她的话说就是“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了。清照就是在这种没有春天的凄凉悲苦之中客死异乡了。她的晚年之作，让人知道了什么叫大苦深悲。

　　在这里我们附带说一下宋词坛上另外几位女词人。朱熹曾说：“本朝妇人能词者，唯李易安、魏夫人二人而已。”魏夫人是曾布之妻，被封为鲁国夫人，留下来的词并不太多，但也有一些好篇什，如她的《江城子》：别郎容易见郎难，几何般，懒临鸾。憔悴容仪，陡觉缕衣宽。门外红梅将谢也，谁信道，不曾看。晚妆楼上望长安。怯轻寒，莫凭栏。嫌怕东风，吹恨上眉端。为报归期须及早，休误妾、一春闲。一除了李清照，朱熹只说了魏夫人，好像只她们两个人可称有宋一代妇人中之能词者，其实还有一个朱淑贞，也是一个很出色的女词人，写断肠情绪，寂寞心情，其风致多在魏夫人之上。我们看她的《清平乐》：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有关朱淑贞的一些资料上说，她才色冠绝一时，但是婚姻却并不幸，词多幽怨，每到春时，就下帏跌坐。别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忍见春光也。”可见其内心之苦闷。她的生活的主要内容大概就是“粉泪共宿雨阑珊，清梦与寒云寂寞”了。朱淑贞因婚姻不幸，或许有外情，有人说“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她在写桑濮之行。

　　这显然是李代桃僵了，因为那是欧阳修的句子，前人辨之甚详，已成定论。但即有如此怀疑，大概也并不尽是空穴来风。看上面那首《清平乐》，从“娇痴不怕人猜”一句看，却不像寻常的谈恋爱。再揆之她的《元夕》诗“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之句，总觉她有一段隐情。有人说这首《清平乐》是写她和女伴的夏日游湖，我看不像。我们在这里不作道德上的评价，只说这首小词，写得真是放诞真是好。只有跟她相爱的人在一起时，她才什么也不管不顾。那一霎的缱绻，使她能忘掉一切的苦闷和烦恼，可那缱绻的一霎过后，她又重掉进了烦恼和苦闷的深渊。

　　南宋还有一个为爱而死的女词人，她叫张玉娘。词史上多不道著她，唐圭璋先生曾专门为她作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她的情况，真是感人。(参见《词学论丛》第989-992页)玉娘天生丽质，且聪慧异常，诗词文章，惊动一时。她字若琼，出身仕族，自号“一贞居士”。

　　有侍儿紫娥、霜娥相伴，皆有才色。玉娘长成，与中表沈俭定婚，沈郎也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不知何故，玉娘的父母悔婚，沈郎因之郁病而死。玉娘自亦郁郁寡欢。后来在一个元宵节的晚上，幻中与她的沈郎见了一面，不久便也得病死了，时二十八岁。父母感于她与沈郎之痴情，征得沈家同意，将二人合葬一处。她去后一个多月，霜娥亦病死，紫娥竞自杀，连她养的鹦鹉也悲鸣而死。家人觉得这事太悲惨，就把他们统统葬在一起了。沈、张的坟就被称作“鸳鸯冢”。这简直就是重演了一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唐圭璋先生说：“我们觉得她短促的身世，比李易安、朱淑贞更为悲惨。李易安是悼念伉俪，朱淑贞是哀伤所遇，而她则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含恨千古。”她的诗词集叫《兰雪集》，词有十六首，写着她的哀怨和伤感，有些句子颇动人，如：“欲凭新句破新愁，笑问落花花不语”;“庭院深深人不到，凭栏，尽日花枝独自看”;“何人轻驰宝马，烂醉金罄。衣裳雅淡，神仙花外徘徊。独怪我、绣罗帘锁，年年瞧悴裙钗。”

　　我们把这写女词人和李清照作一个比较，她们都有着女性的细腻，婉约，她们都写着愁怨与哀伤，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别人的词都能让词史上的大家掩住，而李清照却独掩不住，因为李清照自有其独立之标格，这是上面说的那些女词人所没有做到的。

　　李清照是大家，而诸人只可人二三流也。

　　李清照的词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易安体”，什么是“易安体”?就是指她的词风，她的词风若用一句话说就是：寻常言语不寻常。我们前面引述过郑振铎先生的话说，李清照不受别人的影响，别人也没受着她的影响。人或谓，不见辛弃疾、刘辰翁皆有“效易安体”之作乎?而我说正因其标出“效易安体”，才不是受影响，不过是借那“体”用用而已。受影响是从里到外，是整体地被沾溉，不是形似，而是神通。这才叫“受影响”，遍览南宋、元、明以来之词林，谁受了影响呢?不是不想学她，是学不了。她的词和李后主的词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是一种个体生命与宇宙大道最完美又最自然的会通，并不是可以从技巧之类表面形式上就能理会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