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与《史记》

《内经》与《史记》

　　《内经》堪称中国“第一养生宝典”。作为一本讲述生命智慧的经典著作。下面是《内经》与《史记》，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比较起穿越的扁鹊，司马迁写《仓公列传》的依据很明确，因为，仓公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但却是一个迅速消散掉的人物。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两件事情：

　　壹：在汉文帝前十三年五月，仓公被告判肉刑，押解到了京城长安。汉文帝亲自审理了这一案件。结局是因为仓公的女儿缇萦的陈情，汉文帝不仅赦免了仓公，而且废除了肉刑。这成为汉文帝实行仁政一个著名的亮点

　　贰：在汉文帝改年之后的第四年中(即汉文帝十六年后，后世史家的规矩是记为汉文帝后四年)，淳于意家居，汉文帝专门诏问仓公，于是仓公认真写了一段文字来回答汉文帝的询问，这也是《仓公列传》文字的原形，而司马迁只是一个转述者，且是以仓公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写的。

　　而司马迁在转述时还出了一个笔误：把汉文帝四年中，写在了文章头，但却在之后补入了仓公被押解赴京的旧事，以至于在行文上有了仓公被判肉刑的错误的时间。

　　这之后，仓公这个人物就迅速在历史中隐匿了，再也找不到任何踪影，而且仿佛在世俗社会中也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故事，包括在有道术传承的方者中间。

　　张仲景说过“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看上去，所知道的或并不超出司马迁《史记》中所论的范围。

　　作为史官的司马迁，是因为有机会进入宫廷秘府翻阅金匮石函中的文献，而获得仓公在汉文帝后四年中所书的答诏问的文件。

　　这段历史非常蹊跷，但也只能这样。

　　好在经过司马迁的转述(古人认为史家作传的传就是“转”，转述的意思。)，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份文仓问难的珍贵档案。因此这段文字可靠程度是非常高的。

　　与扁鹊虚影相辉映的正是仓公的实。但只有把两盏灯都打开，我们才能看到这一平台上呈现的究竟是什么。

　　你能否看到一座医学的顶峰

　　你能否看到一座医学高峰。没错，《扁鹊仓公传》的核心就是要说汉代医学的顶峰。再来读司马迁在列传第七十篇中讲述自己写《扁鹊仓公列传》的原话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所以这段被写入司马迁精心编织的《史记》中的内容，不过在借用扁鹊与仓公来描述汉代医学的巅峰而已：那就是“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的方者宗的境界!也是因了这个缘故，扁鹊与仓公才能在联合起来在司马迁勾勒的历史地位中，占据了第四十五篇传记的位置。

　　澄清一个误会

　　在对仓公这盏灯的详细情形进行介绍之前，我们需要澄清一个后世对司马迁写史的极大误会，而且这个误会也是后世对秦汉之际兴起的'经学一个误会。

　　排名于《史记》列传第七十篇的是司马迁为《史记》所写的序言。与这篇序言相互辉映的是班固后来在《汉书》中为司马迁写传记的时候，引用的司马迁写给故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自己写《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即，司马迁写史是为了替天述道。

　　记得我们在前面所提及的一些背景吗?在那时的士人来看，他们使命在于“上天正在假借他们将亘古不变的经天纬地的文字交付与他们，而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转述它，光大它”。也就是他们肩负着“替天述道”的使命。

　　因此，司马迁写《史记》目中所看所及的人物不过都是道的载体而已。扁鹊与仓公便是医道的载体，这与后世史学的研究正好不同。

　　前者着眼于道的构建，而人事不过是材料而已，因此为了方便述道，事实有时是不必过分追究的，甚至还可进行修改。而后世则企图追寻的是所谓历史人事的真相，而视“道”为灰尘，一把抹去。

　　他们关注人物的出生年月甚于人物的思想，他们关注文字本身字句的出处，甚于文字所要表述的意思，他们关注真经假经，谁书谁写，甚于经文的微言大义，他们关注司马迁是否严谨，是否弄错了，而不关心司马迁的“天人之际”。故此，后世也容易坠入历史迷雾中，穷经皓首，而诉讼不断。

　　其实，在司马迁他们看来，他们只是在替天述道而已，他们借用的材料，连同他们本身不过是道的载体，只要道明白了，载体还有什么对与错之分呢?

　　当我们站立在《扁鹊仓公列传》台阶上，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目光来看扁鹊与仓公的历史资料，就如两盏明灯交相辉映，正清清楚楚地揭示着汉代医道的全息图景。

　　在开篇我们提到过《史记》中仓公的所凭借医术有两条：

　　决死生：所谓“决死生”，就是他根据疾病的病情可以准确的预测患者生死以及死亡的时间。

　　治疗：有些疾病他是不治疗的，因为在他看来是必死的。换句话说，以淳于意所继承的医学来看当时对明医的判断标准，“决死生”有时还重要过“治疗”本身。

　　在《仓公列传》中仓公为了回答汉文帝的询问，列举了众多自己的医案，这些医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着重点不是在介绍患者的病情和自己的医术，即没有任何自我炫耀的部分，而是引述自己师承的《医经》内容逐条分析，讲述自己的诊断依据以及对于病情的推断。

　　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写仓公的列传中，除了缇萦救父一小段历史背景外，剩下的几乎就是一份医学文献，所以历来中医学者把这段内容称为“仓公医案”。而所谓“医案”，则是后世众多医家常常采用的医学书籍的文体。

　　这里要注意的是

　　中医的医案是不同于现代医疗制度中的病历的，病历是对医者治疗疾病过程的文件记录，而中医医案，则全无例外，是以医经之理来分析具体病例的医书。

　　把中医医案理解为现代医疗制度的病历，绝对是一种误会。如同后世史家误会司马迁等士所述的史一样，被像灰尘一样抹去的正是最重要的道。

　　换句话说，仓公列传中，司马迁不厌其烦地直接引述的，正是仓公引述《医经》阐发医道的部分，而所谓《医经》就是仓公从公乘阳庆那里继承来的禁方书，即所谓“黄帝扁鹊之书”，而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决死生”。

　　借着仓公这盏灯火，我们再来看扁鹊这盏灯，顿时明白无误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