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天一生水

内经天一生水

　　导语：《内经》是古人的智慧，就是注重学经。把经学好了，其它的知识都可推演了。

　　这个宇宙太空里本来空的，没有这个地球。地球生命的形成，是一股动能动起来，这股动能的力量，在印度叫做“风”，中国叫做“气”。其实“风”和“气”，中国两方面都用。风和气，不要听错了，以为真的有个风，有个气。其实就是能量。虚空中这个生命的能，忽然一动，形成地球物理的第一个是水。这个水在我们人体方面属于肾。《黄帝内经》中的天癸，属于癸水，就是有关生命的来源。

　　刚才我所引用乱七八糟一堆，再合拢在一起，你就明白上古阴阳家，天文家，讲五行的，讲干支的，配上阴阳，到身体里头都是同一个原理。所以本篇里讲天癸，讲肾气，就是从这个道理来的。

　　所以生命的来源要想补回去，就要修了。道家的神仙之学，一定懂得医理，不过这种书你们没有看。汉朝第一个写神仙传记的，名叫刘向，是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上就承认有神仙。不过，司马迁提到神仙，几句话就把它排开了，因为很难讨论。《史记》上写到这些古代的神仙，就是“列仙之俦，其形清癯(音渠，瘦也)。”每个都很瘦。不晓得司马迁看过这个神仙没有。而中国人画的八仙，只有汉钟离是个大肚子，胖子。

　　司马迁写了“列仙之俦”，后来刘向写了《列仙传》，是中国道家神仙的全部记史，可靠不可靠，不知道。如果你读了那些书啊，会读得神经病了。不过，我虽然读了很多，好在我有没有神经病，现在还没有检查到。不过我是相信这些古书的。若有假的话，大概三七开吧，有三成说得太过分了，七成关于生命哲学是真的。所以关于天癸的问题，因为上次讲课以后，有人提问题，到现在才解答。

　　关于这个天癸，我现在大胆的假设，这属于内分泌的问题，内分泌同三焦，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学神仙的讲，女性要想用功修道，达到返老还童，长生不老，必须要在四十九岁更年期以前修成。修成功之后，那比父母生的形象更漂亮。所以古人讲修神仙，要赶快下手速修，就怕太迟了。

　　男性呢?超过五、六十岁再来打坐修道，想维持生命健康长寿，怕太迟了。说怕太迟，也不太迟，万一过了年纪界限来修，不必怕太迟，只要加两倍的功夫，一样可以做到，就看你决心如何了。

　　这个是中国文化里，关于生命的一种科学理论，千万不要骂它是伪科学啊!至少你听听也好嘛。

　　拓展阅读：略谈【内经】的断代问题

　　任何一个词汇、概念的形成，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而被打上烙印，几乎都可以拿来溯源，也就是断代。

　　如芃澜先生言，“把内经的每一句话，拿出来溯源”的方法，是不得不承认应该使用并正在用的，实际因个人的能力和见识所限，并不能“每一句话”而只是能被抓住的那些话---绝非谦词，而是芃澜先生的过誉，弄不好会变成锅一般的负担，先甩为妙。至于其他的方法，比如“完全分类”之下的“等价原理”、从“守株待兔”到“塞翁失马”是如何被古人上升到了“定理”般的智慧，认知的联系问题，则是认识论的核心或基础问题，到最后只剩下“奥卡姆剃刀”可以一论。闲话少说，就溯源的问题略述几句。任何一个词汇、概念的形成，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而被打上烙印，几乎都可以拿来溯源，也就是断代。

　　黄帝内经不叫轩辕、有熊或其他内经，那肯定已有了黄帝之名。而黄帝之名得之“因土德之瑞”，这已是“五德”概念之后的事情，而“五德”是阴阳家邹衍提出的，这或许是汉代学者的说法，比如司马迁曾这样说过，但是其他的汉代诸子似乎并不附议或曾引用，汉初诸大佬争论汉代该当何德，哪有半个字提及邹衍，皆各执一词，因此也是悬案。再加上“自秦推五胜”，再加上刘氏父子不承认相克反而用相生哪管“五胜”还是“从所不胜”都扔到一边，这个五德理论到底何时开始的，有无固定法则，到底是否邹衍这个阴阳家之作，还真是个谜。倘属实，则五行理论居然是阴阳家发明的，然后又被汉代儒家改造结合了所谓的思孟五行即后来的五常，所以班固曰“五行者五常之形气……其法亦起五德终始”五行方法论是起源于五德终始的，并且定义与五常关系至为密切。

　　【史记封禅书】曰：“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於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邹子之徒论著”是否邹衍本人，这得问司马迁。司马先生的措辞“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并不能说明阴阳主运等于“五德之运”理论，且“传其术不能通”“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又是在说谁?而“故始皇采用之”说明“自秦推五胜”是同意的附议，始皇是五德使用的上限。当然学术界考据的结果是黄帝之名始于战国，这都是可信的。

　　黄帝虽然在先秦出现了，但是“内经”却是西汉的词汇。虽可以说是后来取名而某些内容早有，但内经外经这个分法，芃澜先生在庄子系列中也曾提到，与庄子内外杂篇划分法一样，是因于“至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其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是依据中秘与外宦、甚至民间之藏书来源的划分，此说较为允当。因此黄帝内外经乃至七家医经的成编当然都在西汉晚期。而这些医经的藏书地点天禄阁，其他书的藏馆石渠阁等，均在未央宫外经历了王莽之末的两次战火即便未央宫殿也完全毁坏，幻想门前的两个馆阁还能完好是不现实的，班固写【汉志】也仅仅是对于刘向【七录】刘歆【七略】的“今删其要，以备篇辑。”并未得见经典原著，因目录书是要上奏而有副本的才能得见，经典本身并无副本。正是因为经典俱毁，才会有白虎观会议。不仅汉唐之际，基本每次兵祸都伴随着书厄，除了“破四旧”不算兵灾。关于医经尽毁的史实，除了【隋志】略带一笔“王莽之末又遭焚烧”之外，别书无人提及，甚是奇怪。以后另文在李柱国考里面补述。【素问】【灵枢】仅仅是“辑复本”或再创作的作品，每见扁鹊医经的内容，而并不完全是黄帝医经。何况八十一难初冠以黄帝众难经，后又说扁鹊秦越人所著，可见也不必当真，起码唐代以前，古人对于黄帝扁鹊医理的叙述，还真没那么明确，片言只语的说“扁鹊彻见府藏”--脉诊法厉害，“黄帝施于针灸”主要讲针灸，而“神农使于草石”各有侧重罢了。

　　比如在上一篇曾提到“余”欲以微针，通常都不会注意到这个第一人称是啥时候开始用的，看看段注【说文】：

　　余，語之舒也。語、匡謬正俗引作?。左氏傳。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此正?之舒。亏部曰。亏、於也。象气之舒亏。然則余亏異字而同音義。(尔雅)釋詁云。余、我也。余、身也。孫炎曰。余舒遟之身也。然則余之引伸訓爲我。詩書用予不用余。左傳用余不用予。曲禮下篇。朝諸矦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云。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凡言古今字者、主謂同音、而古用彼今用此異字。若禮經古文用余一人。禮記用予一人。余予本異字異義。非謂予余本卽一字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不達斯恉。且又以予上聲余平聲爲分別。又不知古音平上不甚區分。重悂貤繆。儀禮漢讀攷糾之詳矣。

　　所以用“余”这个字，是【礼记】以后的事。所谓“古文”用余，正好说明古文经学的不靠谱，《诗》《书》都被否定，表示作者已经是汉代的人，并且晚于【礼记】写作的时间。至于有人会注意到【左传】也用“余”，那还得解释，今所见的左传，并非汉代所见，班氏【汉书】中，左氏经、传、说，是分列，并非一书，而被后人混编为一书，并且晋代的注家都编进去了，如晋代【杜子春秋】的注解也编进了左传，已经无法区分哪些是经文原著、原著的传、说(两种注释)，继续当做先秦之书的依据，是难以成立的。因此左传出现“余”毫不奇怪，是汉晋以及之后的手笔。《易传》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而【针经】首篇【小针】的作者使用了余，已经不是西汉早中期的事件，所以这个作者只能是西汉晚期，李柱国即东汉初期的涪翁，是最早的【针经】作者，针刺学的始祖，医学分科的开山鼻祖。当然还存在其他旁证，此略。但是内容上，有汉代的写作但不完全是汉代的，继承了先秦的一些内容，但是如果要谈“主体”内容，还是需要继续分辨的，哪些是主体哪些是陆续的发明，还需要分别。

　　比如标榜黄帝的目的，并非是真为黄帝所传，《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已经是很直白了，今人崇拜古典大概也有这因素。但是更有文化的说法还是刘向：《汉书·艺文志》载阴阳家者流，有《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刘向《别录》注曰：“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

　　所以一谈到道术，就得高标黄帝和神农，神农是农神，除了农业，黄帝代表的意义就更多了，但不要忘了，黄帝这名字都是因为“土德”，黄帝的名字在多家出现，但又尤其在道家、阴阳家，五行家基本是秦汉之际晚出，因先秦无五行之名，且【汉志】阴阳家属诸子而五行家属术数，地位有高低。汉武帝殿上阴阳家还与五行家同台辩论，可见其时也不是一家。所以拿邹衍来说阴阳五行已经结合，也是不成立。最早的结合是董仲舒的“天人十端”，其推动原因却有汉武帝的“制曰：以五行为主”的政令背景。

　　黄老并称，还是不够确切，黄帝比老子代表的更多。刘向说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这才是核心的问题。所以接下去阴阳五行也成了断代的依据。阴阳与五行的演变都是较为复杂的问题，普通中医专业难以觉察，除非深入经史，才可能有所了解。所以即便是所谓的“主体”也是不断的变化的。如【杜子春秋】言先秦名医“六气”的阴阳，阴淫寒疾阳淫热疾，指代寒热，表示从先秦医论与扁鹊、仓公的用法一致：

　　遂曰：“扁鹊曰“阴石以治阳(阴)病，阳石以治阴(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臣意曰：“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鑱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邪气流行，为重困於俞，忿发为疽。”

　　由于“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故刚药即阳石治疗的是寒病加重的是热病，即阳石治阴寒之病。整段阴阳对应寒热、刚柔、水火，而阴既可在中又可在外，故不对应内外表里。此段首句阴阳互讹，并非孤例，今本【内经】中讹误频率最高最多的便是阴阳互讹。

　　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阴石以治阳病，故阳病此处对应中热。

　　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阳石以治阴病，故阴病此处对应中寒。

　　阳病对应中热，阴病对应中寒，病位都在中，而有寒热之别，故阴阳对应寒热。阳病代表热病，阴病代表寒病;阴石柔剂有治阳病(热病)的寒凉作用;阳石纲剂有治疗阴病(寒病)的温热作用。

　　“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邪气流行，为重困於俞，忿发为疽。”

　　释：所以服用刚热之阳石药则增加阳热之气，寒病虽然衰减，而热病更为严重，邪热流行，加重病情困于俞穴，就会爆发痈疽。

　　“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也意味着阴阳不对应内外表里，而只能用于寒热，所以阴阳病不仅可以都在“中”，也可以阴病在外，阳病在内，此时还不能用刚热之药，即火齐汤之类。

　　因此先秦到汉初，以本草为名称的中医学中的阴阳，同义词为寒热、刚柔、水火，与先秦六气之“阴阳风雨晦明”一样，只指代寒热与风雨晦明并列而不具有纲领的意义。而表里的概念，恰好是医经使用的，最早是阴阳十一脉的阴阳表里关系，与《汉志》定义医经曰：“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这一句阴阳表里等于同义重复，因为这是讲生理，而不是病理分类，尚未论及寒热虚实，好比全本【素问的太阴阳明表里论】论的就是两条经脉的表里阴阳关系，而王冰嫌表里二字碍眼，直接删掉，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素问】标题里面原有表里二字。

　　所以，是仓公引用了【素问】的理论，还是【素问】引用了仓公时代所见的古医经，倒是且莫草草。再如【素问调经论】云：

　　“帝曰：经言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余已闻之矣，不知其所由然也。”

　　这是《素问》所宗所引“经言”那当然更加古老更加权威，分明是说阴阳必须对应内外，所以不存在阳虚内寒!阳虚必须外寒，因为内寒是阴盛，内热呢也不是阳盛而是阴虚，所以里面全是阴的问题，外面全是阳的问题，这分明定义了阴阳是表里，而所致寒热与虚实的关系。仓公所谈论的扁鹊医经理论的阴阳确指寒热，并非泛阴阳纲领的性质。而这经言的阴阳却是明确的以表里为纲领，二者的关系是同时还是存在先后，或者一言病理而一言生理，恐尚难定论。所以很多人将伤寒“六经”之病理表现，混同于(或“还原”到)经脉的生理定位的表里关系，则未免轻率，如“恶寒发热发于表(阳)”营卫不和或卫不和的太阳病，把恶寒发热归为一条经脉所主、营卫的问题都归为太阳膀胱经病，则是逻辑上的错误。

　　理论阐述的草率，在中医界甚为普遍的现象，除了有中医源自易经这种低级的怪谈，不知道易学本无阴阳甚至五行的影子也没有，医经早期以“天六地五”为核心框架，诸如六府五藏，十一脉之六阳脉五阴脉、五藏五腧六府六腧，男子八八、女子七七，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等等的观念延续，尽与所谓易传天地之数“阳奇阴偶”不同而且相反，因此医易同源于阴阳甚至医源于易之说，并非事实。即便是都采用了阴阳，而实际内涵却不尽相同。易传以天地之数划分奇偶，进一步匹配阴阳，得出阳奇阴偶，但是在帛书易传中却有着“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是典型的以六位划分“大明”即太阳时位之天时，故易学本曾以偶数配天，与天地之数的奇偶划分不相符合，显然不是一个时代的理论。把汉易乃至宋易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不乏其人。

　　要说医经讲医理，本草经方禁方被医经讲了理，而不明统一医理乃出于阴阳五行渗透的需要乃至五行变为天道的一统，即便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也得改为“五时”，阴阳为纲的口号最终莫如说五行为纲，更遑论运气学说到底以六气统五行还是以五行统六气还是“互统”之类基础定义问题;若不见【外台秘要】的表里字是如何被阴阳改替意味着阴阳理论在唐代以后的渗透行为，“藏府虚实补泻”的来历和演变，【藏府用药辅行诀】之论何以与【删繁】【千金】之不同，更不能早于唐代的依据，何况在此之前还得先弄清为啥【素问】中没有了“食治”“调食”，食治又是如何被直接改编为药法以及阴阳之论，五行规则有着如何的变化，诸如此类亦不可胜数。

　　《九针十二原》该篇通篇只有十一条经脉，如五五二十五腧加六六三十六腧总共61穴只有十一经脉“五腧”穴，却敢称“十二原”，问题就更大了，离西汉几百年以后到了唐代孙思邈还说三焦是孤府，啥时候才可能有十二原，那还不是明摆着。何况原文“六府有十二原”与所举十二原穴并不对应，其中十个是五藏阴经腧穴，剩下两个膏肓二穴也非六府之原。可见原文被拼凑打乱、修改。如果不清楚心包络或心包在唐本【素问】中并不存在，在【九针十二原】、【本输】中并不存在心包以及十二经脉，也就无法发现十二经脉原来是唐代最后完成而经历了两个时期，也就更无法判断【经脉篇】【终始篇】等等乃是唐代十二经脉之后的作品，人迎寸口脉针法的晚出更是无法梦见。

　　这些问题，不能都仅仅看做“争鸣”或者“流派”的问题而需要谨慎对待。众多医家共同强调的经典，是要共尊的，不能以流派问题搪塞。这些不同并非仅仅流派不同而多数是时代的不同，如果不清楚五行理论如何从“地道”演变为“天道”，五行关系从“五胜”再到“相生”，再到“相感”(所谓的补子益母)，更有乘侮纵横之不同，再到出现多重标准并用，单双关系的选择(如病机十九条是单独一行，而其他理论是相互关系甚至多重关系)则断代问题也会尽被误为“流派争鸣”，举世滔滔亦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