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几个局限

莫言小说的几个局限

　　诺贝尔文学奖屡屡出人意料之外，其实就那么七个有限的终身评委，如何面对全世界如此海量的文学创作，加上语言的关山阻隔，文化背景的天壤之别，这种全球性的文学评奖不免让人有点生疑。即如2012年诺奖得主莫言一样，对他的创作也不乏质疑的声音——

　　杨光祖

　　关于莫言，自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褒扬之辞铺天盖地，我再多说几句，也没有什么意思。一直很想说说他的缺点，他的不足。对莫言，还有他的小说，我的感情比较复杂。一方面认可他的想象力，他的自我打开能力。但每次读他，也为那种文字、情感的肮脏而感到恶心，我经常说，莫言的小说格调不高，脏。

　　旁门左道、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

　　当代作家因为文化修养不足，更多的是吸收了中国民间的一些文化资源，尤其莫言。因此，小说里充满着一种原始的力量，这也是他的小说能够吸引一部分读者的一个原因。但通读他的小说，有一个很鲜明的感觉，就是：缺乏教养。古人说正奇，他的小说“奇”很多，但缺乏“正”，因此，旁门左道、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而且那种农民式的狡黠，也加剧了这种倾向。

　　我们知道，民间文化是有脏的传统，比如二人转，它的底色就是黄色。一方面，这正是民间文化的力量之所在，那种泥沙俱下，那种来自大地的脏，是一种原始的力量，可能是人类的最底层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即便在农村，它也有它的范围，比如，西北的花儿，也是不允许在家庭里演唱的。作为作家，完全可以借助民间文化的传统，但应该取其精华，去除糟粕，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即便在农村，真正的有权威的老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也是极其注意教养的。大粪可以做小麦的肥料，但人们吃的是小麦，而不是大粪。

　　中国当代文学普遍缺乏想象力，莫言有想象力，可惜他的想象力太没有节制，有时候流于胡说八道。陈众议《评莫言》质疑，“像莫言这样如喷似涌，一泻千里的想象力喷薄是否恰当，是否矫枉过正”。当然，据说这些在翻译本里是没有的，葛浩文都删掉了。有评者说，在英文本里，莫言很简洁。

　　有学者认为，道德的洁癖，是有问题的，容易导致专制。莫言这种开放的感官解放，是一种健康的人性。当然，这一点，我个人不太认同。我总觉得，文学创作还应该有一个边界，虽然这个边界是动态的、变化的。这种没有节制的审丑描写，这种叙述的洪流，有时会淹没或遮蔽作品的深度以及影影绰绰的人物光辉、性格力量。

　　沉迷酷刑描写忘记人性拷问

　　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说，他要“大踏步后撤”，也就是他要“回到民间”，“作为老百姓写作”。其实，“作为老百姓写作”本身就有问题，理论上说不通，现实中也不可能。我一直认为，作家只能作为“个人”、“个体”而创作。你写出真实的“你”的感觉，你的思想，就可以了。不要作为什么而写作。而且，民间并不是最终或最佳的归宿，作为杰出的作家，必须要超越民间。民间，也是藏垢纳污之地。那里充斥着“小传统”，包括暴力、色情。

　　莫言“大踏步后撤”，在吸取民间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吸取了很多中国民间文化的负面东西，当然也包括中国传统小说的负面价值，比如《水浒传》的暴力，《金瓶梅》的性暴力。这一点，他与贾平凹倒很有相似之处。《檀香刑》沉迷于酷刑的陶醉描写，而忘记了真正的人性拷问。在它里面，缺乏爱，缺乏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缺乏一种对社会、时代的巨大穿透力。莫言总是计较叙事技巧，在他眼睛里，技术似乎比什么都重要。对小说写作来讲，技术当然很重要，但这种技术只有与伟大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才有意义，才有价值。

　　他在《檀香刑》后记里说：“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戏剧化没有错，韵文，也不是不可以用，但在描写一种苦难、酷刑时，使用“夸张、华丽”的文字，是否合适?我觉得，当我们面对民族苦难、残酷的酷刑之时，面对人性的巨大践踏之时，使用“夸张、华丽”的文字，是一种亵渎，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协调的。我们不可能在别人的丧礼上，使用华词丽句，铺排夸张，因为这不是展示我们文采的时候。这时候，无声胜有声，或者朴素的语言最有力量，这里需要的是你的一颗真实的感动的心，一种真正的良知，一种心灵的相同。

　　作家描写死亡、暴力，不是不可以，但关键是看你如何去描写。杨显惠《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都写的是死亡，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檀香刑》所描写的对象。但我们阅读《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却没有恶心，没有恐惧，我们有的只有悲悯，只有眼泪，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有反思，有思考。我觉得杨显惠才是真正的作家，当代文学优秀的作家。狄更斯《双城记》写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但给读者的却不是暴力冲击，而是一种大悲悯，一种慈爱，一种深深的反思。他的《雾都孤儿》的那种博大的情怀，会让多少鄙劣之人，心灵得到净化。

　　缺乏“纪律”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莫言经常说，小说的最高境界，是要写出有典型性格的人，塑造让人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这话，他说了好多次。但是，我们读了莫言那么多的小说，除了《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的人物，还比较有特色之外，其他的那么多的作品，几乎没有塑造出让读者难以忘记的人物来。他的最大特色是描写背景，呈现那种氛围。但氛围里的人，却没有活起来。

　　比如，《檀香刑》的人物描写，没有一个成功的。心理描写，也没有深入人物内心，都是在外面虚张声势。对刽子手赵甲的描写，也总是有一种隔的感觉。作家还是不要描写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小说写了刽子手，其实，更准确地说，莫言写的只是酷刑，而不是刽子手。他完全痴迷、迷醉于暴力的描写，我们从文字里可以看到作家的那种痴迷。作家的深度介入，让自己呈现，却让人物消失了。

　　莫言的长篇小说，不大注意结构。他善模仿，在结构，包括叙述角度上学习了福克纳、马尔克斯，其实，也仅仅是皮毛而已。他坦言他没有读完《喧哗与骚动》。比如，他的《生死疲劳》，读起来太累人。中国古典小说，比如《三国演义》《红楼梦》，就很懂得节奏。据说，葛浩文翻译的时候，大都是一种节译，甚至是编译。因此，在英文版里，语言的啰嗦，节奏的紧张，可能就好一些。

　　在一次演讲时，葛浩文说：“前一阵子，有人问我，翻译莫言的最新小说时是否还是会跟以前一样那么Creative，意思是‘有创造性’。我开玩笑说，既然莫言得了诺奖，我的翻译要更接近原文。事实是，翻译他的《蛙》时，我当然没有这么做，不能让莫言和他的小说受损，更不能破坏他的国际名声。我还是照我的一贯翻译哲学进行，翻出作者想说的，而不是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作者说的。”读这段话，我们的心理比较复杂，葛浩文那种心态也值得研究。

　　葛浩文说，中国作家的写作缺乏纪律。这种“纪律”指什么呢?可能也包括了小说的节奏、韵律吧?当然，这种缺乏纪律，有时候也不能只怪作家，看看他们童年、青少年时期接受的什么教育，也就知道一二了。莫言说，台湾作家的青少年时期是用眼睛阅读，而他是用耳朵阅读。他也很得意于自己的耳朵阅读。耳朵阅读当然有它的独特之处，但童年、青少年时期的眼睛阅读的匮乏，对他们的文学创作，难道没有一点负面影响吗?比如，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