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主张

　　孟子在人性，社会观点，仁政，礼仪，民本，价值观等多个方面都有不一样的思想主张。

　　在人性方面，孟子的思想主张是仁善，与人为善，主张每个人都有自我天生的品德，要求人们多注意检讨自身;

　　在社会和政治观点上，同样是仁政治理天下，让王者必须要仁义治国，重视人民的自身意愿;

　　在民本方面，它的思想是注重民心所向，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

　　价值观方面更是强调自我的一言一行，主张礼仪来约束自我的言行。

　　孟子的政治主张

　　孟子的政治主张即是他的民本思想。他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所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在政治上的思想和意见，已经经过了春秋时期的孔子的长足发扬，使得他的主张变得更贴合当时封建社会的需求。

　　孟子看到齐国争霸，生灵涂炭，所以他提出君王施行仁政，才能使人民归附。他认为，君王应当减轻刑罚和赋税，这样才能使人民安心耕种，坚持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他反对土地兼并战争，认为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

　　孟子觉得国君应当想方设法满足人民对生活的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样才能使人民富足。要到达这样的目的，必须要保证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人民能够饥寒无忧，这才是王道的开始。

　　另外，孟子认为应当对人民实施教育。严苛的法律虽然能够暂时稳定国家的秩序，但人民并不是甘心境愿的听候差遣，唯有从内心上让他们感受到君王的仁义，他们才会心悦诚服地拥护统治者的地位和国家的安定统一。

　　政治上，孟子认为君王应当推行王道。所谓的王道，即是和霸道对应。王道的核心思想就是“以德服人”。是一套依靠发展农业，保障人民生活和对人民教化的政治理论。

　　可是孟子的政治思想理论过于梦想化，所以没有被当时的列国君王所采纳，所以在无法实现自我的政治抱负后，他回到家乡和弟子一齐著书立说。从可观的角度来分析，他的理论，在当时的封建主义社会是具有必须的进取性的。

　　孟子的政治思想

　　在治国方面，在孟子眼里，政治包括三件事。《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的政治主张便围绕这三者展开的。孟子的梦想国也属于回溯崇拜，因他心中的梦想政治制度是井田制，实际上也是以周代等级制作为其梦想国。

　　因为孟子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看到齐国如何称雄天下，便期望做一番像齐桓公与管子那样的霸业，他便吸收了一些管仲思想。如管子言重民，《管子·牧民》：“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孟子也言重民，《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并且，孟子还进一步用桀纣之所以失天下在于失民心的教训来说明重民的重要性。《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在经济思想方面，管子主张“相地而衰征”，实行分户经营，以个体生产代替群体耕作，以调动生产者的进取性。孟子则提出了“制民之产”观点，主张让生产者有恒产，保护生产者的利益，让他们安居乐业，无饥寒之忧。而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所设计的“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安居蓝图，与管仲实行的“九惠之教”又有着惊人的相似。

　　也许孟子在稷下学宫中受到法家的影响，也认识到道德与法律各具不一样的作用。《孟子·离娄上》：“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也吸还收了法家必须对百姓实行教化的主张，《孟子·尽心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并直接指出如果人民只是饱食、暧衣、逸居而无教，便是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暧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对于犯罪的人应以教育为主，仅有在教育无效之后才能诛之。《孟子·万章下》：“教之不改而后诛之。”

　　孟子认为社会矛盾之所以尖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没有固定的田产，丧失了维持最低生活的物质条件。生活没有了保障，才去违法犯罪。《孟子·梁惠王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如果国君作为民之父母，却使人民整年地劳作，结果还不能养活父母，还得借高利贷来纳税，使老少抛尸露骨于沟通壑之中。这样的国君就不配作为国君。《孟子·滕文公上》：“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主张分土地给农民，也不要增加额外的赋税，让他们发展生产。《孟子·尽心上》：“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务不可胜用也。”同时，君主必须减轻剥削，把赋税负担坚持在必须的限度之内，要“取于民有制”(《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还设计了一套相当全面而具体的行政方案，《孟子·公孙丑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

　　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悦，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市，则天下之民皆悦，愿为之氓矣。……如此，则无敌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有也。”《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能够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能够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能够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顺带说一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道：“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然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1]这是西方版的“有恒产者有恒心”。

　　但因为孟子是儒家，所以他也继承了君主必须有德的主张。如君主必须是仁者，《孟子·离娄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惟仁宜在高位，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君主必须行仁义，《孟子·离娄上》：“三代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下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国君不应当只言利。《孟子·梁惠王上》：“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还根据君主是否有道德将当时的政体分为王道与霸道两种政体。王道政治就是行仁政，而霸道就是对王道的反动。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王道就是民主政治，而霸道就是法西斯政治。孟子反对霸道，因为霸道只能得民力，而不能得民心；只能得势一时，不能得势长久。《孟子·公孙丑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还对以法家为代表的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政治主张进行了猛烈的针对性批判，将其斥为助纣为虐的“民贼”。《

　　孟子·告子下》：“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在孟子看来，仅有牢固地确立起“王政”，才能最终确保政治正义的实现，从而维护天下百姓的利益，相反，如果忽略了政治正义的价值标准，即使富国强兵，到头来也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已。

　　孟子力图改变君尊臣卑的思想。他认为君臣应当是平等的关系。《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君臣应当如同父子，《孟子·公孙丑下》：“内则为父子，外则为君臣，人之大伦。”君臣各有其责所在，《孟子·离娄上》：“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甚至，君主应当向臣子学习，《孟子·公孙丑下》：“将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随着战国时代出现了一股重视民众的思潮，孟子异常注意到民心、民意。《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而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孟子与孔子只是一味地尊王不一样，孟子还主张对于暴君能够杀掉，另立新君。如齐宣王说武王伐纣是臣杀其君，孟子辩驳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可见，他对暴君的轻蔑厌恶溢于言表。并且，当邹国与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33人，而邹国的百姓却对此无动于衷时，邹穆公对孟子说：“这些百姓看着自我的长官被杀却不去营救。杀吧，又杀不了那么多；不杀吧，实在可恨。怎样处置他们才好？”孟子答道：“凶年饥岁时，您的人民年老体弱弃尸于沟壑，年轻力壮的四处逃荒，有上千人，而您的官吏也不来报告。在上位的人不但不关心老百姓，还残害他们。此刻他们得到回报的机会了。您有什么能够责备呢？您若施行仁政，老百姓自然会拥护他们的上司，情愿为保护长官而牺牲。”

　　孟子提出一个国家首先必须有人民，否则统治者无人能够管理，也无人为统治者供给各种生种生活资料。《孟子·滕文公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所以，君主要保护人民，《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问：德何如则能够王矣？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君主要与人民同忧乐，《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君主应当重视人民的生活，使人民的生活有保证，而不应过分剥削老百姓。因为人民有了自我的财产，就会有要求稳定的思想。人民没有稳定的收入，心里就不踏实。心里不踏实，就很铤而走险。等到人民犯了事，就动用刑罚，这就是罔民。《孟子·梁惠王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孟子主张人人平等，《孟子·离娄上》：“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滕文公上》：“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也，吾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但孟子又批评墨子的兼爱是无君无父，《孟子·离娄上》：“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反过来说，他认为人首先应当爱君爱父，意味着他坚持人应当有等级的存在。

　　孟子的著作

　　孟子，名轲，字子舆，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孔子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发扬者，被后世人称为“亚圣”。他的著作《孟子》是由孟子其本人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汇编而成。

　　《孟子》一书约创作于公元前250年至150年，与《大学》、《中庸》、《论语》合称为“四书”。据称，《孟子》一书是“四书五经”中部头最大的一部，约有三万五千多字，共计286章。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孟子》原著有十一篇，现仅存七篇十四卷。

　　孟子主要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学成后，他像孔子一样，游说当时的列国，他主要到过梁、齐、宋、鲁等国。在游说中，他试图推行儒家的政治思想，实现他的“仁政”的政治理论。他在齐国当了一段时间的齐宣王的客卿，但他的政治意图，却没有被齐宣王采用。孟子回到家乡，聚众讲学，成书立说。

　　一开始，《孟子》一书并没有被列入“经书”的行列。直到五代时期，后蜀的孟昶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孟子》也在其中，这是《孟子》最早被列入经书的开始。宋朝时期，宋太宗又翻刻了十一经。到了南宋孝宗皇帝时，当时的大儒朱熹把《孟子》正式编入“四书”的行列，从此，《孟子》有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清时期，《孟子》已经是科举考试的必考资料了，相当于此刻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