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集外集》杂文集:《爱之神》

鲁迅《集外集》杂文集:《爱之神》

　　鲁迅在五四时期写有一首白话诗《爱之神》，收录在他的《集外集》杂文集，欢迎大家阅读下文学习。

　　爱之神〔1〕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爱之神，古罗马神话中有爱神丘比特（Cupid），传说是一个身生双翅手持弓箭的美少年，他的金箭射到青年男女的心上，就会产生爱情。

　　鲁迅《爱之神》的解构式阅读

　　鲁迅不以现代诗著称，但有的诗写得很有意思，或者说很有深度，比如《爱之神》（《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5号），就收在《新诗鉴赏辞典》里，邵伯周先生在鉴赏说“‘爱’的觉醒是人性的觉醒，要求得到爱情，更要求解决‘爱谁’的问题。”并说，是让有头脑的人自己去思考，启迪他决定了爱谁，就没命的去爱。正如《华盖集﹒杂感》中说的那样：“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这样理解，一般而言我们是不需要提出异议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文本中的并存结构及其之间的歧异，便不难发现它的“歧义”，而这又可能是作者潜意识的某种流露，并为后来的他自己的反思埋下伏笔。这些歧义以不可阻挡的自身存在召唤我们进行“误读”。这意味着，本文将要从一个“出人意料”的角度进入文本。

　　我的感触是从“爱的觉醒”开始的。从觉醒这个可爱的词语联想到一个同样可爱的词语：启蒙。于是，我突然想把它当成一个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一个小小对话或者插曲来看待了，并且进一步当成启蒙这一历史命题的历史存在形态和前景“宿命”的象征。（邵先生说这是一首情诗，我却觉得这只是一首有关情的诗，由于本文的兴奋点不在“谈情说爱”，故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存而不论。）

　　觉醒必然来自一个不觉醒的状态，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一，对这种不觉醒状态的认知或估价，究竟是怎样的。二，对这种状态的改变应该达到何种新状态才是“功德圆满”的。这当然又不得不牵涉到另外一些问题：不觉醒者的愿望或态度，所以要考虑这个，不仅由于它和启蒙的效果有关，而且对它的认识与处理也与启蒙者的态度或动机或者说精神境界有涉；启蒙者的状态。

　　我们不妨确定这首诗歌存在两个相异的话语结构；小爱神即启蒙者和“我”即被启蒙者。这两种话语其实是有冲突的，人们在进入这首诗歌时，多把自己的“倾向”全倒在启蒙者这一强势话语方面来“理解”该诗意义，很少有人平心持正，以中立立场肯定双方的合理性，指认各自的匮乏，至于“降志辱身”，潜入被启蒙者群落体味其难处与真实所需的，更是罕见。平心而论，邵先生可代表流行看法的观点是很有深度的，我不得不坦承受到了启发。但，有史以来的阅读中，爱神的合理性总是前置，暗含的虚妄则遮蔽；“我”受到的“待遇”，则恰好相反。既然人们都对对话的强势一方 “优点”如此兴奋，认识如此充分了，这里也就不必画蛇添足，故此，本文可能要着重在“另一方面”用力了。

　　邵伯周：参《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15页，。 德比基：《新批评与解构：诗歌教学中的两种态度》，参见《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朱刚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327页。misreading，按德比基的说法，不是错误的误读，而是不完全的误读。

　　首先，爱神和“我”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对话”，而对话应该是具有主体间性的，是一种主体际关系，即双方是完全独立而且平等的，而不应是单向的说—受关系，一种强对弱、上对下的关系。从而，双方的合理性都应该被纳入考量的视域，双方的需求都被尊重，而不是仅仅是某一方的。

　　文本中，爱神之对于“我”，是一种全方位的超越，在对“我”一切行和言中，都有一种不可思议毋庸置疑的优越感，一种地道的强势话语。“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这种空间位置不妨看作精神位置的隐喻。“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这两行诗，既关涉“我”，也关涉启蒙者。虽然是“我”在看，但“我”一直没能在话语中出现，可见其“地位”的无足轻重。 “我”，作为一个低低在下、无知无识的凡夫俗子，在任何一个方面，与爱神相比都是弱势群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其被动、懵懂、不知所以之态可掬。而启蒙者，凭自己的意思，随随便便就射了箭，即启蒙了。“一手搭箭，一手张弓”，姿态何其潇洒。“不知怎么一下”，就是说，已经潇洒到任意所之的地步。然后怎么办？撒手不管，爱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去。这可以看成是启蒙者思想开明，不强人所难。其暧昧处在于这和不负责任，显得缺乏耐心、脾气暴躁很相像，是有违启蒙为一项神圣严肃高尚负责的事业的。其态度，是非常的不屑一顾。我们就有理由质疑，充分尊重被启蒙者的感觉了么？启蒙是为了什么呢？是真心为对方好，拯救苍生于水深火热呢，还是只想表演自己的天性，或者，仅仅是为显示自己的高明和伟大？“你也是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显然是讽刺对方没有心胸了，因为有心胸的是不会说“这宗话”的。也许他是纯洁的无私的，但他的做法和态度却没能体现出来，而是做了让人（首先指被启蒙者，然后可以指认为众生应当平等相待者）只能往相反方向联想。文本自身作为一个客体向人表达着这一切，而无论是否在主观上觉察到。启蒙者在态度上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些，而不是傲慢自负不可一世；以平等的姿态待人待事而非高高在上。在具体的进行中，因材施教，真正体贴出对方需要怎样的指导，怎样的精神需要，以对症下药，而不是凭一时兴致，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唯其如此，才能使“教导”产生实际效果，启蒙才能真正作为一项事业在历史中确立。然而，鲁迅自承的“黑暗”是当时启蒙者流行色么：“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

　　你若爱谁，那就没命的去爱。固然很有哲理。但问题往往并不这样简单、绝对：既然只要没命的爱就是好的，既然爱谁是毫不重要的，那么爱汉奸也对么，爱侵略者也对么？你若谁都不爱，那就死掉吧。这就有点“谋杀”的嫌疑了。历史用来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大革命后的鲁迅，竟也确有了先前的启蒙对青年是一种谋杀的焦虑：“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高傲，对于强权者表达，是一个人不得了的表现，若是对“我”这样一个谦恭者、弱者、真心求教者表示，味儿可就变了。人家并没有请你来做什么，你来“启蒙”一下；弄得人家有意求你了，却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知识分子在一味省人时也当自省，尤其是，当我们把“启蒙”这个能指在其聚合群里找个表，鲁迅：《鲁迅景宋通信集》（二十四），转引自《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91页。

　　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转引自《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91页。

　　达平等活动的词语进行替换时。

　　再看“我”的姿态。被弄醒后是这样说的：“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其近于搞笑的“语气”也并不是无知者无畏的轻狂样，而是把对方当成精神导师来对待的。然后则问进一步的行动方向：请问我该爱谁？这样固然显得很无知，很愚昧，但虚心就教之态可掬，孺子可教。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现在人家已经“愤”已经“悱”了，为什么还不启发呢？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这是虚情假意的奉承。鲁迅曾经说过，一条小河究竟是浅些好还是深些好呢？深的太混，搞不清是什么，也许还是浅些好吧。但一旦遇见浅，渊博者可能又无法自控的不能“欣赏”了。这也是“伟大的厄运”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高明的导师，即使认识到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至少也应该给个方向，使这个刚刚觉醒，思想的羽翼尚未丰满的小羊羔不致迷失方向吧。既然是声闻而非辟支，那么，乍醒的一刻肯定对爱的方向以及精髓之类的不甚了了。时代是豺狼满布飞沙走石，如此幼小的心灵怎能立得住脚。所以，“我”的这个“请问”，不仅是在形式上谦恭，而且在精神内容上十分合理与必要，决非无厘头胡闹。对这样的请教都不屑指导，真不知要指导什么了。偏不说，当然很个性，但是又特别的像很深的水，有故作高明的嫌疑了。显然，我的矛头并不是指向爱神对“我”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爱神，这个众生的启蒙者，为了一个具体问题中的正误，忽略了表达的态度。正误是非当然重要，但表达这种正误是非的“语态”可能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

　　启蒙者—爱神的视点应该说是很高的，揭示了一个更深的普遍真理而不局限于某个具体。强调人的自性，强调辟支，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不当成为取消启蒙的理由。爱神在启蒙的同时，又以其特殊的话语姿态消解着启蒙。抽象的东西总是要通过具体来体现的，历史只能在具体而不是抽象中前进，相对具体的指导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在他过于执拗的坚持他的“高度”时，显得大而不当：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从而造成对历史的误解和自我完成的虚妄。可见，启蒙也有其弊端。历史毕竟不是一个可以在思维中作封闭式游行的圆圈。这首诗显示了启蒙的高超与洒脱，却客观上展示出某种自我悖谬。换言之，文本结构是分裂的，有两套互动然而相异的话语系统：启蒙者话语和被启蒙者话语，由其互动导致文本在“所指”上的结构分裂或曰自我解构：启蒙的高明和启蒙的虚妄。这根本也许在于，启蒙者自身的话语是分裂的，即自相矛盾的：朝我射箭时，是启蒙；回答我的请教时，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即拒绝启蒙。想想当时的启蒙者基本上不怎么接触真正的民众（他们的伟大抱负却正是唤醒苍生）就可以明白这个情节包含了怎样丰富的悲剧性历史内涵了。当时的启蒙大家有很多都是深居简出于象牙塔的，比如胡适，毛泽东当时作为一个“小人物”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的。五四是狂飙突进的，这很容易被转换为这样的表达：浮躁凌厉、“不切实际”。

　　现在，我们何不从文本的“格调”及其和“语义”的关系来瞧一下呢。文本谈论的是爱的觉醒，是启蒙，应该说，是个于人世人生很重大很严肃的课题，但文本的风格却举重若轻，有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样的感觉。或者换一种 “放肆”的说法，文本的格调非常滑稽，油滑，搞笑，令人有一种忍俊不禁的爽快在口里含着。启蒙者竟然是个“小娃子”，而不用儿童、甚至小孩这样相对庄重的称谓，于是从形象到语态都带着游戏、戏谑或谐谑的“格调”。而且，要命的是，这种语态，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被贯彻到最后，不能不让人在这一层面停伫片刻，玩5尼采：《人性，太人性了》第1卷第4章158节，参《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171页。

　　味其不可思议的真意了：“翅子，小娃子先生，着慌，摇头，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你要是？”，这里，启蒙者没有任何我们平常设想中的神圣光环，而更像一个贪玩的调皮蛋，不知所措的闯祸精。特别有趣的是“小娃子先生”这个不伦不类的搞笑级组合：既然是“先生”，就应该比“我”年长才“像”，谁知竟是个“小娃子”；虽然只是个“小娃子”，却又不得不正儿八经的喊一声在感觉上应该比“我”老的“先生”。文本的幽默风格于是对启蒙这一神圣严肃事业产生某种去神圣化的“解构”。（关于形式对内容的悖反，还有刚才已经涉及的例子，就是爱神回答“我”时的态度，让人不太容易认为是尊重“我”关于“爱谁”的见解，从而使邵先生的“启迪说”多少有牵强之感。）以轻驭重，以调侃言肃穆，以极不严肃演绎极其严肃，这种油滑的方式其实渗透在鲁迅先生几乎所有门类的创作中，如其杂文的嬉笑怒骂，小说《孔乙己》《阿Q正传》等，尤其是《故事新编》，鲁迅先生更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油滑”写法。这应看作一种对人世人生的特异姿态，一种高的姿态，一种嘲人也自嘲的开明、彻悟的人生境界。这种油滑的态度，也是鲁迅先生写作新诗的主要态度。鲁迅自己说写新诗只是打打边鼓，振奋新文化阵营的军心，因为当时诗坛有点寂寞，而他自己是不喜欢写新诗的，等真的自称为诗人的人一出现，他就立刻不做了。我也许想说，以这种态度来作言说启蒙的诗歌，本身就会对启蒙起到意想不到的另一种作用。

　　客观会侵入主观，这种对启蒙无意的消解不久之后竟然成为先生对启蒙深刻的反思，质疑。关于启蒙立场的质疑，鲁迅先生后来是反复表示过的，比如在《呐喊·自序》里的铁屋子说以及其他一些场合的说辞，和我刚才从这首诗中分析出来的“结论”颇有相似之处，如启蒙可能只会徒增烦恼痛苦，或者是对被启蒙者进行“诱杀”，等等。有论者认为，“当鲁迅以‘我’的名义对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原则与物质文明提出抗议的时候，在思维内容上，他的‘怀疑主义’已经远离了18世纪启蒙主义，毋宁是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思”。“救救孩子”，后来觉得“空空洞洞”；“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有论者锐利的指出：“鲁迅的失败感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心理倾向和情结”、“失败感总是与幻灭感连结在一起”。启蒙大业，竟终至老境颓唐。

　　从这首诗写作时间来看，他也许还没意识到“启蒙的虚妄”，而只是用这一首诗表达爱的可贵和必要，以启蒙（弄醒）的宝贵和必要为潜台词（前提）。当然，我不是不能找到这种意识可能存在的证据，只是不愿坐实罢了。“实际上，即使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也对科学理性的功能持冷静态度”。8换言之，对于“隐含的作者”而言，这种虚妄意识或许只是“无意识”中的，暗含而未必暗示的。但我从文本自身所包含的相互歧异的话语系统中却品出了这另外的意向（这些意向不妨看作鲁迅后来明确反思、质疑启蒙立场的“种子”），尽管和作者原意大异其趣，却有文本本身的支撑，所以，大约也可以算作是对文本模糊空白处的填充，一种解构式的有意误读，以便从一个“意外”的视角看一下启蒙的世纪面影。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62页。 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90、91页。吴先生以《虚无的包围与纠缠》整章的篇幅讨论了鲁迅的虚无意识，虽然主要针对鲁迅人生而言，但无疑包含了他的启蒙事业。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62页。

　　《爱之神》杂文集的部分解读：

　　一、对“爱”的反思与批判

　　《爱之神》开篇即对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爱”的观念进行了犀利的剖析。鲁迅指出，“爱”被过度浪漫化、理想化，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无条件的奉献与牺牲，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与人性的复杂性。他批评了那种脱离现实、过分美化爱情的现象，认为这种对“爱”的误解不仅导致个体情感生活的困扰，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社会问题，阻碍了人们对真正平等、自由之爱的追求。

　　二、爱的多重面向与矛盾性

　　鲁迅在文中深入探讨了“爱”在不同情境下的多样面貌与内在矛盾。他揭示了“爱”既包含无私的关怀与付出，也可能滋生占有欲、嫉妒心等负面情绪；既能在人际交往中带来和谐与温暖，也可能成为权力关系的工具，导致压迫与不公。他强调，“爱”并非孤立存在的情感，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个人心理之中，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去理解和实践。

　　三、爱与社会责任

　　鲁迅在《爱之神》中特别关注了“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他主张真正的“爱”不应仅局限于个体间的感情交流，更应扩展至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扶助，对社会公正与进步事业的支持。他倡导一种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意识的“爱”，鼓励人们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用实际行动践行对人类共同福祉的关爱。

　　四、对爱之神的重新塑造

　　鲁迅在文章结尾处提出了对“爱之神”形象的重塑设想。他呼吁摒弃那种空洞、浮夸的爱神形象，转而塑造一个脚踏实地、关注现实、勇于担当的“新爱之神”。这个新形象应体现对人间疾苦的深刻同情，对社会不公的坚决斗争，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真诚、平等关系的不懈追求。通过这样的重塑，鲁迅期望唤醒人们对“爱”本质的重新认识，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公正、和谐的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爱之神》杂文集展现了鲁迅对“爱”这一主题深刻而独特的见解，他不仅揭示了“爱”在社会现实中所面临的困境与矛盾，还提出了对“爱”进行批判性反思与重构的必要性，旨在引导读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坚守对真爱的理解与追求，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部作品不仅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