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彦谦诗歌对李商隐的师承

论唐彦谦诗歌对李商隐的师承

　　唐彦谦诗歌对李商隐的师承其影响主要体现在诗歌所抒发的情感和诗歌的艺术特色上，即诗歌感情深沉，工于用典和长于讽谕。

　　(一)在题材上，唐彦谦的咏物诗和咏史诗，无论从诗歌手法还是风格上，都和李商隐的咏物诗和咏史诗相似。

　　咏物诗至晚唐可谓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元人方回说：“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书，则一字不能作”，从侧面揭示了晚唐诗人对风物的特殊癖好，可见晚唐咏物诗之多。李商隐和唐彦谦创作了数量不少的咏物诗可以说是这一诗歌创作倾向的反映。但是和其它诗人相较，李商隐的咏物诗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从唐彦谦的咏物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这种不同的传承。晚唐咏物诗表现出两种明显的倾向，即：致力于穷形尽相的图貌摹态，笔致精工纤巧，有的绮艳无骨，排比，偶韵较律，形式主义较为严重。如皮日休和陆龟蒙的酬唱之作有《茶中杂咏》(十首)、《渔具诗》(十五首)、《奉和袭美茶具十咏》等等都具有此种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托物讽世之作很多。如袁郊的《月》、曹邺的《官仓鼠》、韩偓的《观斗鸡偶作》、唐备的《道旁木》等，其讽刺的矛戈所向，上至皇帝、官僚，下至浇薄世面，无所不包。

　　李商隐创作了一百多首咏物诗，其中也有图貌摹态之作，如《微雨》、《落花》、《牡丹》等;也不乏讽刺之作，如《赋得鸡》、《乱石》等，但是不同之处是，李商隐还创作了许多托物寄怀之作。诗人借咏物抒发因仕途抑塞、挫折频仍而产生的凄切悲伤之感，表现出低徊深婉、摇荡人心的悲剧美。这些咏物诗的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如《流莺》：

　　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岂啭能本无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风潮夜露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

　　流莺的飘荡哀鸣，欲栖无枝，寄寓了诗人陈情不省，身世飘蓬之感。

　　唐彦谦的部分咏物诗直接继承了李商隐这种悲美的风格。这些咏物诗托物寓怀，对于所咏之物较少作精切工细的描绘，而是着重写其生存状况，揭示其心理活动和内在精神，亦即“略貌取神或离形入神”。无论是在劲风危露中频嘶的《夜蝉》(翠竹高梧夹后溪)还是在潮湿阴暗中乱舞的《萤》(日下芜城莽苍中)，诗人都着重刻画它们生存环境的冷寂和它们受人冷落的无限凄凉的心绪感受。表面在咏物，但似乎更像是诗人的自伤，它们和寂寞枯槁的诗人形象融为一体，成了诗人的化身，诗人精神的载体。这两首咏物诗极似李商隐的《流莺》，以物暗喻诗人自己，对于物的生理特性，诗人都无一语言及，风格上都具有一种哀婉的悲美。

　　唐彦谦对李商隐的传承在诗歌体裁上还表现在咏史诗上。咏史诗，自东汉至唐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彦谦对李商隐咏史诗的学习，古人都有所赞誉，认为能得义山讽谕的精髓。其实，唐彦谦不仅仅是在构思立意上学习李商隐，在咏史的题材上更是亦步亦趋。唐彦谦现存咏史诗十一首，其中有七首在题材和立意上和李商隐的咏史诗十分相像。李商隐有不少讥刺皇帝求仙虚妄的咏史诗，其代表之作当推《瑶池》、《汉宫词》，这两首诗都属于借古讽今，以周穆王和汉武帝求仙之事来讽刺唐朝皇帝求仙媚道的愚昧和虚妄。唐彦谦的《穆天子传》和《汉殿》不仅所咏之事与之相同，而且连遣词造句都有相仿之处。如“王母清歌玉管悲”、“鸟去云飞意不通”和“瑶池阿母绮窗开”、“青雀西飞竟未回”可见模拟的痕迹。此外《汉嗣》、《四老庙》、《见隋炀帝宝帐》、《骊山道中》分别和李商隐的《题商山四皓》，《隋宫》，《骊山有感》等篇相似，或借讥讽隋炀帝的荒淫奢靡来影射当朝者的铺张浪费，或讽刺唐玄宗关键时刻不能制敌而连自己心爱的妃子也难以保全的可悲。

　　(二)在诗歌的'情感方面，情理兼备，于社会反思中融入身世之感，深沉悲怆。

　　李商隐的一生可谓不幸，生父早亡，自小漂泊，家境艰难。后又因婚姻之事开罪牛党，以后的大半生都处于牛、李党争，南衙北司相互倾轧，水火不容的境地中，动辄得咎，虽多次哀哀陈情，剖白无辜，但终不为原谅，致使一生悒悒不乐，“欲回天地入扁舟”的理想无法实现，“猜意鹓鶵竟未休”的局面不得改变。形之于诗歌，就多回环迂折、深情缅邈之作。不论是指陈时弊的咏史诗还是借物抒怀的咏物诗还是朦胧难解的爱情诗，都浸透着诗人的社会人生之感，形成一种迂回缠绵、深沉悲怆的感情基调。

　　唐彦谦身处末世，遭遇乱离，又兼仕途坎坷，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一样岌岌可危，风雨飘摇。所以在他的诗歌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和李商隐相似的家国人生之感。诗人将动乱的时代、淹蹇的身世、凄凉的情怀融入诗歌中，感情深沉凝重，其《秋霁夜吟寄友人》一诗：

　　槐柳萧疏溽暑收，金商频伏火西流。尘衣岁晚缘身贱，雨簟更深满背秋。

　　前世悲凉何足道?远书慵懒未能休。惟思待月高梧下，更就东林访惠休。

　　首联写景，点明时令，夏去秋来，“萧疏”一词，已见萧条凄凉之意。颔联紧承上联，写明时间和环境，“岁晚”之时，已有迟暮之感，更兼风雨飘摇，诗人放眼望去，满目尽是秋色，凄苦之情更加难奈。五、六联抒情，写诗人的身世之感。上联意为往事悲凉已不堪回首，而现实亦是萧条，前世不足以道，更显眼下之凄苦，诗人百无聊赖，来自远方亲友的书信，诗人更无心回复。因为往事凄凉，现实聊赖，竟无一事可说!尾联写诗人心灰意懒之余，竟生遁世之念!诗人虽未言及动乱的世事及坎坷的一生，但一句“前世悲凉何足道”，已将所有囊括其中，感情深沉悲凉。再有《红叶》，写红叶的凋谢飘零，诗人的怜惜之情，深邃而沉痛，状物抒情，细腻婉转，借叶之凋零，寄寓了诗人漂泊无依的身世家国之感。其它的如《克复后登安国寺阁》(千门万户鞠蒿藜)，中和三年春，唐朝军队击败黄巢起义军，收复长安。这首诗写诗人于克复后重游长安的所见所感。昔日繁华的长安，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满目凄凉。诗人面对今昔如此强烈的对比，如入梦幻，夜晚寥落的星辰下是历经沧桑后精神恍惚无着的诗人形象。全诗感情苍凉悲怆。

　　(三)在诗歌语言上，唐彦谦擅长用典，无论是在典故的选取上还是典故的运用手法上都是直承玉溪。

　　李商隐是晚唐的用典大家，诗歌用典经过他的手中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其诗不仅用典数量多，而且在典故的选取上亦有独特之处。李商隐用典最多也最成功的体裁是他的七律诗，他的七律用典的数量超过三百，考察这些典故，我们可以发现，从典故的出处来看，可谓是人间天上，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除了来自儒家经典和正史，还有大量来自神话、传奇和早期文学作品的典故。这些典故主要集中在他描写超自然和爱情题材的诗歌当中。如其《碧成三首》，其典故来自于《山海经》、葛洪的《神仙传》、《列仙传》、《汉武帝内传》、《说苑》、《集仙录》、《上清经》、《杜阳杂编》等一系列的神仙传奇故实。这一点可以说是李商隐在典故选取上的独特之处，而唐彦谦的许多咏物诗和爱情诗用典也好选用神话和传奇故事，这可以说是和李商隐一脉相连的。如他的《紫微花》、《红叶》、《牡丹》、《中秋夜咏月》典故分别出自《列仙传》、《洛神赋》、《高唐赋》、《淮南子》、《汉武帝内传》、《列女传》、《庄子》等具有神话或传奇色彩的典籍。此外，唐彦谦的“遗神取貌”的用典方法亦是学习李商隐。李诗用典本着“遗神取貌”的原则，是对典故的背离和超越。这样的典故与比兴、联想等艺术手法结合，形成二重比兴结构。这是李商隐七律用典之法中最富创新意味之处，也是造成其诗旨多隐僻幽曲，影响其诗歌委婉含蓄风格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唐彦谦的诗歌用典虽达不到李商隐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对这种“遗神取貌”手法的运用也颇得心应手。如他的《汉代》、《红叶》、《春雨》以及其它的一些咏物诗中典故的运用都是遵从此法，具体分析在第四章已有详细说明，此处从略。不过，唐彦谦学中有变，其对典故的大肆铺陈，已有博学鸿文之迹象，唐彦谦诗歌对李商隐的师承而这正成为西昆体诗人的效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