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元帝读书的原文和赏析

论梁元帝读书的原文和赏析

　　《论梁元帝读书》

　　原文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则圣贤之训典，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区区者乎？

　　呜呼！岂徒元帝之不仁，而读书止以导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耶？于伦物何与耶？于政教何与耶？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圆悟者奚别哉？抑与萧宝卷、陈叔宝之酣歌恒舞，白刃垂头而不觉者，又奚别哉？故程子斥谢上蔡之玩物丧志，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梁元、隋炀、陈后主、宋徽宗皆读书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读书者也，其迷均也。

　　或曰：“读先圣先儒之书，非雕虫之比，固不失为君子也。”夫先圣先儒之书，岂浮屠氏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乃为良知之说，迷于其所谓良知，以刻画而仿佛者，其害尤烈也。

　　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而不忍卒读者鲜矣，下此而如穆姜之于《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不规其大，不研其精，不审其时，且有如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国服赋青苗者，经且为蠹。而史尤勿论已。读汉高之诛韩、彭而乱萌消，则杀亲贤者益其忮毒；读光武之易太子而国本定，则丧元良者启其偏私；读张良之辟谷以全身，则炉火彼家之术进；读丙吉之杀人而不问，则怠荒废事之陋成。元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元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译文

　　梁武帝承圣三年，江陵沦陷，元帝烧毁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烧毁图书，他回答说：“我读书万卷，还落得如今这个下场，所以要烧毁图书。”没有人不憎恨元帝不悔改政治上的错误和对人民的无道，却将罪责归咎于读书的。人们说：“书籍有什么对不起你元帝呢？”但这不是懂得读书的人所说的言论。元帝自取灭亡，固然不是因为读书的缘故，但也未尝不是因为读书所导致的。拿元帝所撰写的文章来看，无非不是收集一些华丽的史料典故，以排比对偶的句子，用来夸耀自己博文强记，认为自己如果不是读破万卷书，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在当时，武帝（萧衍）被叛贼挟持，国家面临东西分裂，灭亡的危机，而元帝早晚苦读，乐此不疲，精力消耗，正义不能伸张，有时机不能把握，那和沉迷于，喝酒，美色，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人心一有沉迷依赖，那么圣贤的训典经书，就足以禁锢志气，只在咬文嚼字字里行间的文字上下功夫，得到只是一些文字的精巧而忘记了其中的要义，被文章典故迷惑而丢掉了微言大义。而且成了“基本原则错乱”的借口，况且把儒家学说以外的各家学说，就像青色白色相配的绘画小技巧，卖弄文字技巧，这又怎么值得一说呢？ 唉！难道只有元帝的不仁，而读书真会导致放荡荒淫吗？宋朝末年元朝蒙古少数民族的统治的时代，号称有学问的读书人，亲自推究“格物”（探究事物原理）的大道理，却不想这种穷究将有什么用处，计算着《五经》、《论语》、《孟子》总共有多少字句，在经书章句之间的文字结构、前呼后应、文字意义上去比附揣摩，整日吃饱没事干的，只辛辛苦苦作一些无益的文字校勘订正，而所写的文章，精工于结构排偶，对身心有何益处呢？对人伦事理有何用呢？对政治教化有什么好处呢？在别人面前自以为精密而骄傲，而认为别人疏陋；在别人面前自以为专一精确，而而认为别人散漫；在别人面前自以为勤劳，而认为别人懒惰，像这样不是外貌仁慈而实无德行，喜欢卖弄小聪明而并无智慧吗？，这样的人不得志时，以这样的方法教人，则会禁锢限制他人子弟智慧的发展，这样的人得志做官时，以这样的理念执政，则误了别人的国家，这和元帝敌兵已攻到城下了还讲《老子》，黄潜善敌人已渡江还参禅听高僧说法有什么差别呢？又和萧宝卷，陈叔宝亡国了还曰曰笙歌夜夜醇酒，刀子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呢？所以程子斥责谢上蔡沉溺于无关道理的事物，玩物丧志。有所沉溺，没有不丧失志气的，梁元帝、隋炀、陈后王、宋徽宗都是读书人，宋朝末年元朝的小学者也是读书人，他们的沉溺迷惑都是一样的。

　　有人说：“读先圣先儒的书，不是雕虫小技可以相比的，实在不失为君子。”先圣先儒的书籍，岂是像佛教的言论，只要每天书写诵读就会有功德的吗？读先贤先儒的书，考察他们的事迹，分析他们的字句，于是自命为君子，也难怪从事“致良知”之说的学者，会群起而斥责了。然而致力于“致良知”的学说，却沉迷于所谓良知，将抽象的良知描绘得彷佛若有其事，以致于使人舍本逐末，所造成的.弊端更为严重。

　　那么应该怎么读书呢？领会书的精神实质，以确立修己治人的本体；观察隐微精义的言论，以达到善于精通事理，达到融会贯通，运用自如的境界，而将获取的知识经验付诸实践中。读书有了心得而将自己的言行用书中的道理检验纠正的很少。而有心得，比这次一等的，如太子李弘读《春秋》、《左传》上记载臣弑君而不忍心读下去的很少，比这次一等的后，如穆姜命卜史占卦，能自我反省而知道惭愧的人也很少了。不抓住书中的重点，不研究书的精华，不审察它是否合乎时宜，而且像汉儒曲解《公羊传》而废皇后，太子；王莽曲解古书之义，讥刺匈奴的复名，王安石以国家贷款推行青苗法，都造成弊害，史论就更不用说了。读了汉高祖诛杀韩信、彭越以清除叛乱根源，那么要杀害亲近贤能的人就会更加狠毒；读了光武帝废除太子以安定国家，那么想要废除太子的会得到启示而产生私心；读了张良从赤松子学道以避祸，那么炼丹这些道教的法术也会超的见识来掌握书本的大旨，没有取舍的标准独立思考加以明辨事理，而提出独特的见解，那么读书万卷，只是导致更迷茫，倒不如不如不学无术的人还保持他的纯朴。 所以孔子曰：“我十五岁立志求学。”决定求知的目的，学问才能精进，没有听说过无目的而单单为学习而学习的。心无定局，随着所学到的东西而随时改变自己的志向，异端邪说，学说，流俗的传说，放荡轻浮散漫的小聪明，严重的会腐蚀人心，小则浪费时间，是元帝的所作所为至死都不觉悟的原因啊！怎么能不归罪于涉猎了万卷的书籍呢？一般的学者，却效法其卑陋浅薄，怎么可以不加以警惕呢？

　　赏析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夕堂、梼杌外史等，学者又称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1642年（崇祯十五年）举人。次年，张献忠攻下衡阳，招他作官，他不从。明亡，清军南下，他于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南走桂林。瞿式耜向南明王朝永历政权推荐他，被任用为行人司的行人。南明政权灭亡后，浪迹在浯溪、郴州、耒阳等地，最后归隐于衡山的石船山，著书四十年以终。

　　王夫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都有研究，尤精于哲学、经学、史学。他总结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启蒙思想家。他善诗文，工词曲，散文充满战斗精神，文笔纵横捭阖，气概雄肆。其著作有一百多种，后人汇集为《船山遗书》，有三种版本，共收录了36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