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论文

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论文

　　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化大师和史学巨擎。1929年，他归隐道山，去今虽历八十余载，但他所留下的史学遗产仍有认真梳理的必要。本文瞩意于梁启超“新史学”与文化史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此前已有学者论及。神谷正男认为，梁启超的史学前后两期在史观与方法上绝异，但都以文化史为主题。葛志毅认为，梁启超心目中的历史，乃是包括社会文化各方面内容的广义文化史概念。石川祯浩的《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文着眼点并不在史学，但注意到梁启超所受巴克尔文明史学的影响。鲍绍霖、王晴佳在论述中国现代新史学的渊源时，也述及梁启超与欧日文明史学的联系。鲍绍霖还明确指出:“梁的‘新史学’实在是文明或文化史学。’动邹国义对梁启超新史学所援用的文献作了翔实考据，认为主要是源自日本的学原论文明史著作。总体看来，这些论著多侧重于史源的考察，而从本体上对梁启超文化史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于梁启超如何理解和构建文化史缺乏专门性讨论。

　　笔者以为，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铸斤史学握U 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浓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从文化史角度看，它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

　　文明史是一个广阔无垠、难以划界的历史领域。它的内涵不断变更，时至今日，仍在演变。20世纪初，梁启超流亡日本，完成《中国史叙论》《惭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国民族外竞史》筹系列历史著作，奠定“史界革命”巨子的地位。梁启超的这些新史学著作主要源自日本明治以来文明史学的影响，学界已有专论。笔者在此主要是从义理、史观上探察梁启超文明史著的旨趣及其对于文化史的意义。

　　梁启超的文明史学与他的文明论同气连枝。作为引领潮流的思想家，1899年后，梁启超对文明的理解陡转深沉。短短数年间，他先后发表《沦中国人种之将来》、《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名《之明之精神》, 《可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卜不中德性相反相成义》, 《斤民说》, 《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E池理与文明之关系》等上百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面极广，就其核心而言，多是围绕“文明”及其相关问题展开。《自由书》文明开化程度，分人类社会为‘`fir蛮之人”、“半开之人”、“文明之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集中在“第二期的著述时代”，也就是从1918年至他去世的这段时间。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曾明确区分史学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两类:“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心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又提出“文化专史’，的概念。那么，在梁启超的学术世界里，文化史属于普遍史还是专门史?先看文化史与普遍史的关系。“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按照梁启超的规划，《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构想中的《中国文化史次内首卷，此书初版时，题名副署“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从梁启超所列《中学国史教本目录》,《拟中国通史目录》、源拟中国文化史目录》、《中国文化史目录))，⑥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所列中国史之重要项目、《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关于中国全部文化的构想看，研究对象基本一致，文化史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诸部门。用今人的眼光看来，梁启超的普遍史，似乎就是“广义的文化史”。不过，历史地看，梁启超所理解的文化史与今人从唯物史观出发所理解的文化史有异。梁启超的文化史除具有Universal H istory与G en-era1H istory的一些特性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观念在其史学中带有普遍性、一般性法则的意义。

　　在梁启超的史学世界里，既以文化史为普遍史，又把文化史归入专史范畴。较之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说明普遍史如何做法，短短几年后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已然把文化的专史作为演讲重点。他说:文物专史是专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种种情况。’他把文化分为广、狭二义，尤其强调狭义文化的意义:人所以能组织社会，所以能自别于禽兽，就是因为有精神的生活，或叫狭义的文化。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狭义的文化尤其是人生活动的要项。’心《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文物专史’，实即广义的文化史，而“实化专史”则源自狭义的文化概念。文化史由普遍到专门，其间的历史变化与逻辑关系值得关注。

　　20年代，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一方面受外国史家与史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心顾领刚也说:“我们看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科学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去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不是要做成国粹论者。’心他们视国故为材料而不是主义。傅斯年说得更为直白:“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心梁启超也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但与胡适等人有很大不同。他提出《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第一条大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而治国学最特出之点，仍不在“整理国故”，其学为何?即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人生哲学，也就是第二条大路。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论述中国史学传统时，专门列出“史与道”的关系，强调指出:“这种以史明道的学术之发达及变迁，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不可不注重之点，在外国是没有的。’心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史所表现出的敬重，是胡适等人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