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卷四·变虚篇的原文及翻译

论衡·卷四·变虚篇的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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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传书曰：宋景公之时，荧惑守心，公惧，召子韦而问之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虽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也?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於岁。”公曰：“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尽也，子毋复言。”子韦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对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赏，星必三徙。徙行七星，星当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岁。臣请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请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韦之言，则延年审得二十一岁矣。星徙审则延命，延命明则景公为善，天佑之也。则夫世间人能为景公之行者，则必得景公佑矣。此言虚也。何则?皇天迁怒，使荧惑本景公身为有恶而守心，则虽听子韦言，犹无益也。使其不为景公，则虽不听子韦之言，亦无损也。

　　齐景公时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暗，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益?《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回德，方国将至，何患於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後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齐君欲禳彗星之凶，犹子韦欲移荧惑之祸也。宋君不听，犹晏子不肯从也。则齐君为子韦，晏子为宋君也。同变共祸，一事二人。天犹贤宋君，使荧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独不多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寿，何天佑善偏驳之齐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动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气不异。宋景公出三善言，则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则嘉瑞臻，福祥至，荧惑之星无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误之行，以致恶政，恶政发，则妖异见，荧惑之守心，桑谷不生朝。高宗消桑谷之变，以政不以言;景公却荧惑之异，亦宜以行。景公有恶行，故荧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动天?天安肯应!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恶言，能使荧惑守心乎?夫三恶言不能使荧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荧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获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岁之寿乎?非天佑善之意，应诚为福之实也。

　　子韦之言：“天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夫天体也，与地无异。诸有体者，耳咸附於首。体与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数万里，使耳附天，听数万里之语，弗能闻也。人坐楼台之上，察地之蝼蚁，尚不见其体，安能闻其声。何则?蝼蚁之体细，不若人形大，声音孔气不能达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楼台，人体比於天，非若蝼蚁於人也。谓天非若蝼蚁于人也。谓天闻人言，随善恶为吉凶，误矣。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同形均气，语不相晓。虽五帝三王，不能去译独晓四夷，况天与人异体、音与人殊乎?人不晓天所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体乎，耳高不能闻人言;使天气乎，气若云烟，安能听人辞?说灾变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鱼动而水荡气变。”此非实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鱼长一尺，动於水中，振旁侧之水，不过数尺，大若不过与人同，所振荡者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静，离之远也。今人操行变气，远近宜与鱼等;气应而变，宜与水均。以七尺之细形，形中之微气，不过与一鼎之蒸火同。从下地上变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贤者也。贤者操行，上不及圣人，下不过恶人。世间圣人，莫不尧、舜，恶人，莫不桀、纣。尧、舜操行多善，无移荧惑之效;桀、纣之政多恶，有反景公脱祸之验。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岁，是则尧、舜宜获千岁，桀纣宜为殇子。今则不然，各随年寿，尧、舜、桀、纣皆近百载。是竟子韦之言妄，延年之语虚也。且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若是者，天使荧惑加祸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将相、若岁与国民乎?天之有荧惑也，犹王者之有方伯也。诸侯有当死之罪，使方伯围守其国，国君问罪於臣，臣明罪在君。虽然，可移於臣子与人民。设国君计其言，令其臣归罪於国人，方伯闻之，肯听其言，释国君之罪，更移以付国人乎?方伯不听者，自国君之罪，非国人之辜也。方伯不听自国人之罪，荧惑安肯移祸於国人!若此，子韦之言妄也。曰：景公听乎言、庸何能动天?使诸侯不听其臣言，引过自予。方伯闻其言，释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释诸侯之罪，荧惑安肯徙去三舍?夫听与不听，皆无福善，星徙之实，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恶不殊。人道不然，则知天无验矣。

　　宋、卫、陈、郑之俱灾也，气变见天。梓慎知之，请於子产有以除之，子产不听。天道当然，人事不能却也。使子产听梓慎，四国能无灾乎?尧遭鸿水时，臣必有梓慎、子韦之知矣。然而不却除者，尧与子产同心也。案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审如此言，祸不可除，星不可却也。若夫寒温失和，风雨不时，政事之家，谓之失误所致，可以善政贤行变而复也。若荧惑守心，若必死，犹亡祸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却之?善政贤行，尚不能却，出虚华之三言，谓星却而祸除，增寿延年，享长久之福，误矣。观子韦之言景公，言荧惑之祸，非寒暑风雨之类，身死命终之祥也。国且亡，身且死，祆气见於天，容色见於面。面有容色，虽善操行不能灭，死征已见也。在体之色，不可以言行灭;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见於面，人或谓之曰：“此必死之征也。虽然，可移於五邻，若移於奴役。”当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为善言之故灭，而当死之命，肯为之长乎?气不可灭，命不可长。然则荧惑安可却?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荧惑守心，未知所为，故景公不死也。

　　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谓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历於三舍也?案子韦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知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荧惑守心，为善言却，如景公复出三恶言，荧惑食心乎?为善言却，为恶言进，无善无恶，荧惑安居不行动乎?或时荧惑守心为旱灾，不为君薨。子韦不知，以为死祸。信俗至诚之感，荧惑去处星，必偶自当去，景公自不死，世则谓子韦之言审，景公之诚感天矣。亦或时子韦知星行度适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让之所致;见星之数七，因言星七舍，复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计年之数。是与齐太卜无以异也。齐景公问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晏子往见公，公曰：“寡人问太卜曰：‘子道何能?’对曰：‘能动地。’地固可动乎?”晏子嘿然不对，出见太卜曰：“昔吾见钩星在房、心之间，地其动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见公：“臣非能动地，地固将自动。”夫子韦言星徙，犹太卜言地动也。地固且自动，太卜言己能动之。星固将自徙，子韦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钩星在房、心，则太卜之奸对不觉。宋无晏子之知臣，故子韦之一言，遂为其是。案《子韦书录序秦》亦言：“子韦曰：‘君出三善言，荧惑宜有动’。”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时星当自去，子韦以为验，实动离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数，又虚生二十一年之寿也。

　　文言文翻译:

　　传书上说：“宋景公的时候，火星在心宿附近，宋景公感到害怕，召子韦来问他：“火星快要处在心宿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子韦回答：“火星的出现，预示着上天的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但是，可以把它转嫁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我任命治理国家的人，却把死转嫁给他，不吉祥。”子韦又说：“可以转嫁给老百姓。”景公回答：“老百姓死光了，我将去做谁的国君呢?宁可我一个人死。”子韦再建议：“可以转嫁到年成上去。”景公则回答：“老百姓饥饿，一定会死去。做君主的却要杀他的百姓来求得自己活下去，那谁还肯把我当做君主呢?看来，这是我的寿命本来已经到头，你不要再说了。”之后，子韦又返回来，朝着北面再向景公叩拜说：“臣冒昧地向君王恭贺。天虽处在很高的地方，但它能听见地上的话，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动三个地方，这样君王就会延长寿命二十一年。”景公问道：“你怎么知道呢?”子韦回答：“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所以要受到三次奖励，火星肯定会移动三个地方。移动一个地方要经过七颗星，一颗星相当于一年，三七二十一，所以君王的寿命会延长二十一年。臣请求匍伏在宫殿的台阶下面观察，火星如果不移动，臣请求处死。”这天晚上，火星果然移动了三个地方。像子韦说的那样，景公确实得到延长寿命二十一年。火星果真移动，景公就延长了寿命，寿命确实延长，那么景公行善，这是上天保祐了他。这样看来，世上能做到景公善行的人，就必然会得到景公那样的上天保祐。这话不确实。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上天会降怒的说法，假使火星本来是由于景公自身有恶行而迫近心宿，那即使听了子韦的话，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火星不是为了景公的恶行而迫近心宿，那即使不听子韦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齐景公的时候有彗星出现，景公要派人去祭祀和祈祷以解除灾难。晏子说：“没有用处，那只会受骗。天道不糊涂，不会更改它的命令和主张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去禳解它呢?况且天有彗星，是用来扫除污秽，君主没有污秽德行，又何必去禳解它呢?如果德行有污秽，禳解又有什么用处呢?《诗经·大雅·大明》上说：‘这个周文王，小心翼翼地特意侍奉上帝，得到许多福祐;他的德行不奸邪，因而享有四方诸侯国。’君王你没有奸邪的德行，将要拥有四方诸侯之国，为什么要担忧彗星呢?《诗经》上说：‘我没有什么借鉴的，只看到夏朝和商朝，它们由于政治昏乱的缘故，老百姓终于流亡。’如果君王的德行邪乱，百姓就要流亡，太祝和太史的禳解活动，是无法弥补的。”齐景公听了很高兴，于是就停止了对彗星禳解的祭祀和祈祷。

　　齐景公想禳解彗星的灾难，就像子韦想转嫁火星的灾祸一样。宋景公不肯听信子韦的劝说，就像晏子不肯依从齐景公禳解彗星灾难一样。齐景公如像子韦，晏子如像宋景公。同样的凶兆，同类的事情，表现在两个人身上，上天好像赞赏宋景公，让火星移动三个地方，延长他寿命二十一年，唯独不称赞晏子，让彗星消除增添他的寿命，为什么上天保祐善人那么不公平、不纯正，不用同一个标准呢?国君有好的德行好的言语，好德行生于好心，好言语出于好意，它们同样的来源，同样的气，没有什么两样。宋景公说了三句好听的话，在他说三句好话之前，必定有好的德行。有好的德行，一定有好的政治。政治好，就会有吉祥的征兆出现，福祥的到来，火星就没有理由迫近心宿。假使宋景公有错误的德行，导致成恶劣政治，恶劣政治发生，就会凶兆出现，火星就会迫近心宿，像桑树和穀树就会突然在朝廷里长出。商高宗消除桑树和穀树的灾祸，是靠改善政治，而不是靠讲好话;宋景公消除火星的灾祸，也应该靠好的行动。宋景公有恶劣德行，所以火星侵犯心宿。他却不改善政治修养德行，而是坐着说三句好话，怎么就能感动上天!上天怎么肯答应!用什么来证明呢?假使让宋景公说三句坏话，能使火星吃心宿吗?三句坏话不能使火星吃掉星宿，那么三句好话怎么能使火星退去转移三个地方呢?以三句好话得到二十一年寿命，如果说一百句好话，那不是要得到千年的寿命?这不是上天保祐善人的意思，也不是用赐福来报答诚心人的实情。

　　子韦的话说：“天虽处在很高的地方，但它的耳朵离地面却很近，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其实天体跟地没有什么不同。凡是有形体的，耳朵都生在头上。身体与耳朵分开，从来没有过。天离人有数万里，假使让耳朵长在天上，要听数万里之外说的话，是不可能听见的。一个人坐在楼台上，观看地上的蝼蛄和蚂蚁，尚且看不见它们的身体，怎么能听到它们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蝼蛄和蚂蚁的身体细小，不如人体大，声音小、气少，是不可能达到楼台上的。如今天很高很高，并非楼台可比，人体与天比，不同于蝼蛄和蚂蚁跟人比。说天能听见人说话，于是随着人的善恶而降吉凶，这不对。四方的民族到中原地区来，要通过翻译才能互通语言。同样的形体，承受相同的气，说话却互相不懂得，即使是五帝三王也不能离开翻译而独自懂得四方民族的语言，何况天与人不是同一种形体，声音跟人不一样!人不知道天要做什么，天又怎么能知道人要做什么呢?假使天是实体，耳朵离地面太远就不能听见人说话。假使天是气，气同云彩烟雾，怎么能听得懂人的话!解释灾变的人说：“人在天与地之间，就像鱼在水中一样。人能够用行为感动天地，就像鱼动能震荡水一样。鱼动水被震荡，就能使气受感应发生变化上达于天。”这不是事实。假使真是这样，也不会上达于天。鱼身长一尺，在水中动，震动旁边的水不会超过数尺，大的不过与人一样，所震荡的远近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仍然安然清彻平静，因为离得太远了。如果说人操行的善恶能使气变动，那么其远近应该跟鱼震荡水的远近相等，气受人操行善恶感应变化的范围，也应该跟水一样。人这七尺小的形体，形体中细微的气，不过跟蒸熟一鼎食物所需的气相同，却要从下面的地向上感动上天，怎么能达到那么高呢?况且宋景公是个贤者。贤者的操行，比上达不到圣人，比下超不过恶人。谈到世间上的圣人没有不说尧、舜的，讲到恶人没有不骂桀、纣的。尧、舜的操行多善行，并没有使火星移动地方而延长寿命的效验;桀、纣的政治多恶行，也没有火星降灾的效验，反而有宋景公逃脱灾难不早死的应验。宋景公说了三句好话，得延长寿命二十一年，那么尧、舜就应该得到延寿千岁，而桀、纣就应该夭折。如今则不然，他们各人随顺自己的年寿而终，尧、舜、桀、纣，都活到了近百岁。这样看来，子韦的话终究是不可靠的，宋景公延长寿命的说法是假的。

　　而且子韦的话说：“火星的出现，是上天要它这样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身上。”要是这样，就是上天使火星降灾祸给宋景公，怎么可以转移给将相，或者年成及老百姓呢?上天有火星，就像当王的人有方伯一样。诸侯有该死的罪过，王就派方伯去包围、监视这个诸侯国家。国君向大臣问罪，大臣说明罪在君王，即使这样，君王仍然可以把罪转移在大臣和老百姓身上。假设国君考虑了子韦的话，命令他的大臣把灾祸归罪在百姓身上，方伯听了，肯听话，而免除国君罪过，转移给老百姓吗?方伯之所以不肯听，因为本来是国君的罪过，并非是老百姓的罪过。方伯不肯听从，本来是国君的罪过，火星又怎么肯转移灾祸给老百姓呢?像这样，子韦的话就是假的。再说，宋景公不听从子韦的劝说，怎么就能感动上天呢?如果诸侯不肯听他臣子的话，把过错归在自己身上，方伯听了他的话，能免除他的罪过，放他离开吗?方伯不免除诸侯的罪过，火星又怎么肯移动三个地方呢!可见，听不听子韦的话，都没有福善之类的事发生，火星移动的事情，不能相信。天上与人间是同样的道理，喜好和厌恶没有什么两样，人间的道理不是这样，那么也就知道上天不会有免除宋景公罪过的效验。

　　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同时发生火灾，这种气数的变化上天早有预兆。梓惧知道了，告诉子产，想办法把它禳除掉，子产不听。认为天道该这样，人力无法消除它。如果子产听了梓慎的话，四国能不发生火灾吗?尧遭遇洪水的时候，大臣中肯定有像梓慎、子韦见识的。然而没有禳除，是尧与子产有同样的想法。

　　考察一下子韦说的：“火星是上天派来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身上。”果如此言，灾祸不能消除，火星也不会退出。至于寒温失调，风雨不合时令，解说政事的人说它是政治失误造成的，可以用好的政治好的行为来消除并恢复正常。像火星迫近心宿，如果就预示必定死君主还要亡国家的话，那么灾祸怎么能消除呢?改良政治改善行为，又怎么能消除它呢?好的政治、好的行为，尚且不能消除，讲了华而不实的三句话，说火星就能退去，灾祸就能解除，于是增寿延年，享长久之福，这话不对。看子韦讲火星的灾祸，并不是寒暑风雨之类，而是君主身死王朝命终的征兆。王朝将亡，君主将死，凶兆在天上出现，将死的神色在脸上呈现。脸上有将死的神色，即使有好的操行也不会消除，因为死的征兆已经出现。在人身上的神色，不能用言论、操行来消除;在天上的凶兆，怎么能用善政来消除呢?人病重将死，气色显在脸上，人有的说：“这肯定是要死的征兆。虽然如此，但是可以转嫁给五邻，或转嫁给奴仆。”该死的人即使严正他说不能够嫁祸于人，那将死的神色肯因为好听的话的缘故而消除，该死的命肯为之而延长吗?妖气不能消除，生命不能延长。那么火星怎么能够退出，宋景公的寿命怎么能增长呢?由此说来，火星迫近心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宋景公才没有死。

　　况且说火星移动三个地方的人，讲的是什么呢?是火星三次移动三个地方呢?还是一次移动经历三个地方呢?考察子韦说的：“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动三个地方。”像这样火星终于移动了三个地方。宋景公竟坐着说了三句好话，火星就移动了三个地方，如果说了十句好话，那火星岂不是要移动十个地方吗?火星迫近心宿，因为几句好话就退去，要是宋景公重复说出三句坏话，火星会吃掉心宿吗?因为好话而退去，因为坏话而进犯，无好话又无坏话，火星就会安定在位置上不行动吗?或许火星迫近心宿是旱灾的预兆，而不是君主要死的预兆。子韦不知道，就认为是君主将死的灾祸，便相信了世俗至诚能感动上天的说法。火星离开停留的地方，一定是它恰巧本来该离开，而宋景公本来也不该死，世人则说子韦的话确实，宋景公的诚意感动了上天。也或许是子韦知道火星按运行的度数恰好本来要离开，自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才智，宣扬它是君臣相互推让造成的。他知道火星运行的规律每移动一次要经过七星，因此说火星移动三个地方，于是宋景公又得二十一岁，这是通过火星移动地方来算出延年的数目。这与齐国的太卜没有什么不同。齐景公问太卜道：“你的道术能干什么?”太卜回答说：“能震动地。”晏子会见齐景公，景公说：“我问太卜：‘你的道术能干什么?’他回答：‘能震动地。’地会震动吗?”晏子默然不回答，出去碰见太卜说：“以前我看见水星在房宿、心宿之间，地会震动吗?”太卜说：“对。”晏子外出，太卜跑去见齐景公说：“臣子不是能震动地，而是地原来将要自己震动。”看来子韦说火星移动地方，就像太卜说会使地震动一样。地本来将要自己震动，太卜则说自己能使它震动;火星本来将要自己移动，子韦则说宋景公能使它移动。假使晏子不说水星在房宿与心宿间的事，那么齐太卜欺骗性的回答就不会被发觉。宋国没有像晏子样有才智的臣子，所以子韦一说，就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考察《子韦书录序奏》也说子韦讲过：“君主说了三句好话，火星应该要移动。于是守候着，火星果真移动了地方。”但没有说移动三个地方。或许火星该自动离开，子韦以此作试验，而火星确实移动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世人便夸大说移动了三个地方。这既凭空夸大移动三个地方的数目，又虚构生出二十一年的寿命。

　　《论衡》介绍

　　《论衡》是东汉王充所著的作品，始作于永平二年(59年)，至永元二年 (90年)完成，先后历时30余年。

　　《论衡》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建立了完整的无神论思想体系，同时还讨论了宇宙运作、传染病起源、农业虫害起源等科学问题，并为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看重。

　　独特见解

　　《论衡》书从宇宙观上反对这种见解，针锋相对的提出：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气”有“阴气”和“阳气”，有“有形”和“无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

　　由“气”这个物质性的元素出发，《论衡》指出：“天乃玉石之类”的无知的东西，万物的生长是“自然之化”。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为，内实自然”。而人与天地、万物不同的是“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之，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气”的“自然之化”。

　　《论衡》书首先从宇宙观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不过，《论衡》书中所描述的宇宙观，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天地合气，物偶自生也”，“及其成与不熟，偶自然也”（《论衡·物势》篇）。

　　有说法认为，“天人感应”的“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点就要降下帝王来统治人，因此就要把君权神化。他们提出了一种“符瑞”说，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称之谓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商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汉高帝刘邦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生而室内有光等等。

　　《论衡》书针对这种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龙与人也不是同类，“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何则？异类殊性，情欲不相得也”（《论衡·奇怪》篇）。所以，要同类的东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类，不能相合，那么与“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论衡》书中关于物种交合和生产的说法虽然谈不上是科学的知识，只是一种直观的自然描述，但这种直观的观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这种见解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因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这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之罪，是要遭杀身灭门之祸的。所以，王充及其《论衡》书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

　　汉儒的“天人感应”说在社会历史观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统”观。如果统治者取得了这个“道统”，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太平。如果统治者没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变乱，新的统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这个“道统”重新延续下去。这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观和“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独特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社会历史观的实质就在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没有万世一系的帝王，但统治阶级的对万民的统治却是万古不变的。

　　《论衡》书对这种社会历史观持批判的态度。它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是寓于其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贤不肖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乱”同样是自然的现象，不是取决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论衡》书是从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从其承认客观物质的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否定“天”和“人君”是历史发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点上来说是正确的。但其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结到“时”和“数”上，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之，《论衡》中的社会历史论述是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自然宿命论的社会历史观。

　　《论衡》书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学），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因此，后人称《论衡》书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书。

　　尽管《论衡》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

　　它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