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荆楚文化传统

柳宗元与荆楚文化传统

　　一、“哀怨感伤、发愤抒情”的主题思想

　　柳宗元被贬永州后，楚地的文化氛围、《楚辞》中包含的那种楚民族的哀怨色调和悲凉气息感染着他，使他不由自主与屈原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他的诗文以“哀怨感伤、发愤抒情”为主题，或抒写蒙冤遭贬、怀才不遇，或记述登高远望、怀乡恋土，或摹写山水，暗寄高志，发扬着自屈原以来的荆楚“骚怨”传统。如《闵生赋》中“肆余目于湘流兮，望九嶷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苍梧郁其蜚云。重华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伪真。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辞以赴渊。”既提到楚地的风俗、物景如湘江、九嶷山等，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楚辞》、舜帝的传说、湘妃的神话等对他心灵的巨大触动，又从重华、屈原的“野死”、“赴渊”和孔孟的作为等的描述中，自陈不幸的遭遇，表达愤然不平的心境。

　　屈原所处时代，内有奸佞小人误国，外有强秦相侵，楚王朝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屈原身为楚国的贵族大夫，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令国家强盛，反而遭谗被流放，远离郢都，这种遭际使他的诗歌大起大落，显得格外凄怆和悲怨。

　　柳宗元没有那种长歌当哭的气势和一泻千里的激越之情，但他感同身受，一开始贬谪后的忧惧和哀痛使他心境难宁，他自称“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始得西山宴游

　　记》)借出游来排遣胸中的郁闷和惴惴不安，这种心情与屈原那登高、涉江时感叹春秋代序、时不我待而功业未成的忧患和惶恐何其相似!“将沉渊而陨命兮，讵蔽罪以塞祸。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犹未可。”(《惩咎赋》)这种因忧惧和哀痛而想要自杀的念头和屈原也是如出一辙，尽管原因略有不同，但是这种哀怨感伤的感情基调始终贯彻在其永州的诗文之中。如《惩咎赋》中“既受禁锢而不能即死者，以为久当自明。”又如《闵生赋》中，以“闵吾生之险厄兮”开头，抒发了作者“气沉郁以杳渺兮，涕浪浪而常流”的悲伤情怀。后来，他慢慢适应了荆楚之地的生活，借出游、写作等活动来排解自己的苦闷。“仆闷即出游。”(《与李翰林建书》)“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等都可以看出，他的心态慢慢趋于正常，到《田家三首》关注并参与农民的劳动生活，再到《同刘二十八院长寄澧州张使君》中与老人、小孩的亲密相处，都说明他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适应了荆楚之地炎热的气候环境。他既被荆楚之地的文化和传统熏染，又慢慢对荆楚文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离骚》中，屈原自叙身世，宣称自己是高阳之苗裔，伯庸之后代，身份高贵，名字高洁，品德高尚，充分表现其对楚先民自洁自爱的认同和继承;再对自己的品德和才能进行定位，表达了高度自信和锐意进取精神。而当“美政”思想在现实面前无法实现时，屈原陷入了进与退、坚守与逃避的痛苦选择，发出“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的问句。而最终他选择了“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对自己的理想忠贞不渝。《渔父》篇中虚设的对话就是屈原两难境地中做出的坚守选择的诠释。

　　柳宗元在《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巴八十通赠二君子》中言：“弱冠游玄圃，先容幸弃瑕。名劳长者记，文许后生夸。……未竟迁乔乐，俄成失路嗟。还如渡辽水，更似谪长沙。别怨秦城暮，途穷越岭斜。……慕友惭连璧，言姻喜附葭。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枭族音常聒，豺群喙竞牙。……”也是先对同为贬谪的友人和自己品德进行了肯定，再借荆楚之地的蛮荒环境，于字里行间流露不平之意，借豺狼虎豹比喻朝廷小人当道的现实。

　　然而，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柳宗元的处理方式又与屈原完全不同。《离骚》中采取荆楚民族“天问”的传统形式，展开丰富的想象，到神话传说和幻想国度去寻求生命的解答，柳宗元则因为受到多种思想的影响，多种思想融合在其诗文中，使得他“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1]，以较为理性的态度去坦然接受，不断自省并借助恬淡的山水田园生活，摆脱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让不平之气慢慢消磨在自然和道心佛理中。如《渔翁》中：“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前四句已经勾勒出一副清幽冲淡的图景，若没有最后两句，虽仍然是妙绝的写景绝句，但不能体现诗人孤高自赏、与世无争的气质。渔翁的不合群，不与世俗同，都显示出对现实的一种无言批判和怨讽。这种在极致的平淡中发出的声音乃是“不怨而怨”，发人深思。

　　《离骚》中的感情外放，激越，班固批判屈原《离骚》“露才扬己”[1]，朱熹批判他“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2]，正是因为其不符合儒家的中正思想和敦厚的美学理念。而柳宗元作为儒家文道观的发起者之一，他的诗文就显得内敛多了，含蓄曲折，苏轼称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3]就充分道出了柳宗元诗文这种内敛浑厚的特点。如《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雾山》、《与崔策登西山》、《苦连州凌员外司马》、《行路难三首》等。

　　屈赋运用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在主体上将巫文化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又吸收楚地大量神话素材，在楚地风土人情的基础上，大量使用夸张比喻，想象自由新奇，与《诗经》中“温柔敦厚”“怨而不伤”的风格迥然不同。其表达的感情是哀怨而奔放的，如《湘夫人》《山鬼》《国殇》《涉江》《招魂》《九辩》等，都带着肃杀悲凉之意，给人心灵以震撼。

　　柳宗元则排斥巫鬼文化，认为“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构法华寺西亭》)“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禨。”(《永州龙兴寺息壤记》)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充分了解当地人们“信巫鬼，重淫祠”的习俗[4]，一方面认为这种淫祀行为是愚昧无知的表现，充分排斥;另一方面又感到这种文化根深蒂固，显示出原始崇拜的心理特征，因此，他借助提升舜文化的地位来加以改善，力图“深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客书》)，在歌颂舜帝的同时传播儒家的仁爱思想。正因如此，他的诗文没有屈原那般瑰丽无比的想象和天马行空，上天下地无所不在的虚构，而是用简洁而凝重的语言勾画清冷、幽深、奇异的景物，营造一种“萧然冲淡”的艺术境界，将自己的感情浸润其中。其景物描写和意境构造都是句句写实，句句记真，如泉水般涓涓细流清澈见底，却又“牢笼百态”(《愚溪诗序》)，即使在《梦归赋》这样具有虚幻色彩的作品里，现实性也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