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佛教-不是佞佛是究佛

柳宗元与佛教-不是佞佛是究佛

　　柳宗元究佛，以儒为体，兼通儒释，唐宋没有人能出其右。柳宗元用大中之道究佛理，这我们在他涉佛诗文里随处可见。柳宗元赞同佛教与《易经》、《论语》相合的东西，说就是圣人再生也不会责斥我。

　　说到宗教，它像迷雾一样一直伴随在人类身边。宗教是虚幻的，又是真实存在的。它亦真亦幻的影子，不时搅动着千百万人的心灵。而富于思辩的佛教更是这样，其佛典经卷浩如烟海，世存的就有五千多种，不但历代研究者叹息难治，就连佛祖也一再说“佛法难闻”。柳宗元自己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而“通其说”，即苏轼说的“始究佛法”，是遭贬以后的事。在佛教充斥整个社会的时代，柳宗宗元身上有它的影子这不奇怪。柳宗元不是迷佛的宗教徒，也不是后人说的佞佛，而是苏轼说的“儒释兼通”的思想家。他是唐宋究佛第一人。

　　大家知道，佛教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而今天它和儒道一起成了中国三大传统文化。佛教自汉末进入中国以来，很快与儒道交融。汉代的佛教在中国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的佛教被理解为魏晋玄学的一派。到唐时，儒释道出现明显的合流，佛教“不入于老，则入于儒”，更是一副中国式的面孔。天台宗、华严宗、是这样，禅宗更是纯粹中国化的佛教。佛教在中国化后走向顶峰，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儒释道在唐代形成鼎立之势，除宗教自身发展的原因外，与皇家权术直接相关。唐高祖用道教老子固宗，李世民用佛教维统，武则天用佛尊当女皇。皇帝亲自组织三家论辩，下诏给他们拍座次。

　　按轮回说，佛教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而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所以，佛教是不认父母，不讲孝道的。这与儒家伦理水火不容。后来佛教有了改变，佛教徒编了不少讲孝德的经书，还实行三年之丧。《柳集》有序赞赏和尚看望父母。元和六年，柳宗元《送元暠师序》，赞扬和尚元暠葬亡亲尽孝一事。柳宗元认为这不违背佛道，还与“儒合”。元暠是儒生，当和尚遵奉儒道，德高不忘孝，这与那些不讲孝道，不重亲情的和尚，不是一路人。柳宗元遭贬后，身处困境，精神极度苦闷;长年住在寺庙，每天与僧徒往来，耳濡目染，他也试图以此抚慰受伤的心灵，可这条路好像走不通，他对禅经产生了疑窦，这让他更加困惑和苦闷。柳宗元在永州曾有诗记载说，开始时他很虔诚，清晨取井水漱口齿，拂掉衣服上的尘埃，恭敬地捧着经书去超师院读禅经。可“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信佛的人由于不能领悟真正的佛理而一无所取;而那些迷信荒诞的事，反倒为世人所追求和乐道。但寺院宁静的景色，脱俗的禅境，还是让柳宗元在精神上得到些许的慰藉和满足。这就是后人推崇的“以儒修身，以释修心”。到后来，佛教成了文人士大夫身上的一张皮。很难用一句话说得清。可我们翻遍《柳集》，找不到有当时士大夫迷佛的诡异之辞和痴迷依佛的情景。柳宗元《巽(xǜn)公院五咏》有五首小诗，都是写龙兴寺里的事物和景色的，诗中虽然透着寺院的静幽和禅机，但没有怪诞和邪妄的影子。

　　佛教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说，语出《心经》。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说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空之说。柳宗元《巽公院五咏》第四首《芙蓉亭》诗说：“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这是说，如果佛教色空之说可信，那大自然怎么能如此巧妙地创造出实实在在的万物呢?这显然是否定了佛教的这一思想。柳宗元涉佛诗写的很精妙，有的读起来会令人发笑。《戏题石门长老东轩》是一首“调笑”诗。说年过七十的法华寺石门长老，忆其一生，如梦如幻。望着当年种的小树都参天“成林”，感叹长年累月地诵念经书，到底有什么用?如今苦修苦行，自己连筋力衰微都忘却了。柳宗元借此告诫长老，春天不要向窗外野地张望，不然花开时，看到鸡鸟成双成对，你会很孤单的。人连草木鸟兽都不及，会很自伤的。这是借说长老来调侃佛教。

　　柳宗元对那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异行”的僧人是很反感的。这些人都是假和尚，有其名无其实。在柳州，柳宗元有《送方及师序》指斥那些游民和“文章浮屠”，说他们是“乱杂”。游民，是闲着无事的人。古时指士不士，农不农，工不工，商不商的人，即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人。柳宗元用笔朴直，开篇直指其弊：说这些不务正业的“游民”，学文章没有文采，假借和尚之形自为清高，他们做和尚却没有理佛的诚心，是凭托舞文弄墨装放达的所谓“文章浮屠”，是放纵怪异不入流的“乱杂”。唐代宫里达官贵人也有入道作和尚的，包括公主在内，都是些最不人道的逆流。他们以佛庙为避风港，行淫乱之事。当时盗贼凶徒，贪人败类，窃踞寺院，侮弄妇女，藏奸酿乱，无所不为。这都是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异行”的假和尚。柳宗元说佛道是藏污纳垢之地。唐代佛教盛行，各色僧众云集社会，五色杂流充斥其中。有种地的，有做小生意的，有开赌场的，有当医生给人看病的，有招摇撞骗的，有算命的，有交结权贵附庸风雅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假借他人势力敛财与官分脏的。从中可以看出，唐时那些欺世盗名，假借诗文放浪形骸，附庸风雅的假和尚多么风行，而社会迷失，对这些乱象却“宽而不诛”。每提及此，柳宗元都会情不自禁的流露出极其鄙视、厌恶的神情。

　　柳宗元不主张读书人遁入空门，为僧为道;对炼丹药求寿更是不屑一顾。即便陷于最困苦的贬境，他也始终不改变和放弃儒道世用之心。当时有个叫周君巢的人，曾向柳宗元推荐药饵久寿之术，柳宗元作《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回复他说：我虽遭贬废，但从不说鬼神等事。你说这些“寿且神”的事，与尧舜孔子之道不符，我从来都没有兴趣。人如果单纯为了活着，就是千年百年，我也不动心，这不是君子所图。柳宗元看不起那些以药饵求长寿的人，他主张关心“生人之患”，守“圣人之道”，认为这样的人虽不久寿，可其道却寿远啊!他说：自己“愚不能改”，“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宪宗好佛道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迎佛骨，一是用山人柳泌为台州刺使采仙药，这是有唐以来第一次授佛道实职官位害民的蠢事。《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唐太宗死前服胡僧药不救，玄宗服药炼丹;穆宗虽诛柳泌，既而自惑，又和方士混在一起;就连灭佛的武帝，也是服方士丹药，躁疾而死的。韩愈与周君巢也有交往，与柳宗元不同，韩愈听信了饵药久寿之说，晚年服食硫黄，其早亡应与此有关。

　　柳宗元《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记述了一件怪诞的事，说龙兴寺东北角一间堂屋，有一块“广四步，高一尺五寸”的隆起地面，建堂屋时，铲平了又长高了，后来这些铲土的人都死了。“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穖。”文中“人鬼且穖”这句话出之《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穖。”鬼，是说楚人迷信鬼神;穖(jī)是说相信吉凶祸福的征兆。《山海经》有记载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凐洪水，帝乃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这也是把“息壤”鬼神化。于是庙里的人都把息壤当神来供奉，再没人敢铲平它。柳宗元说，铲土的人都不幸地死了，难道是上帝爱此土不让人铲平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柳宗元说：南方多瘟疫，过劳者先死。这些用铁锹铲土的人，是死于过劳和瘟疫，土地怎么能显神通呢?柳宗元担心读书人来龙兴寺被迷惑了，相信异书的记载，故而写此记刻在堂上。柳宗元居信鬼神之地，而不为邪说所动，其唯物史观之坚定在唐宋是仅见的。

　　后世说柳宗元佞佛，追根溯源，其实是因韩愈引起的。韩愈信口说柳宗元与山人元十八交游，不排佛，千百年来后人随之，致使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说法。后来柳宗元不得已在《送僧浩初序》里提及此事：说韩愈批评我嗜好佛图言，与浮图游。近来陇西李生礎自东都(洛阳)来，韩愈让他带信责斥我。柳宗元说：元十八与当时许多达官名士交好，他儒者僧形，是个文人和尚。其为人旷达质朴，与孔子同道。虽历经挫折也不改其志。这是柳宗元与他交游的原因。柳宗元说：佛教也有不可排斥的地方，它们往往与《易经》、《论语》相投合。我与他们交游，是看重其洒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与孔子异道。

　　柳宗元赞同佛教与《易经》、《论语》相合的东西，说就是圣人再生也不会责斥我。而韩愈批评的那些行迹：如剃发为僧，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柳宗元说我也不高兴。可韩愈只看外表而把里面有用的东西也一起扔掉了，这是只见石头而不知道石头里还会包着玉啊!柳宗元是从儒家立场来判佛的。柳宗元说：他与浮图交游，“未必能通其言也”。这不是说他听不懂和尚所说的那些佛事语，而是说他不是因喜欢和尚说佛事那些话，才与浮图游。恰恰相反，是和尚说儒语他喜好，才与之交游。柳宗元身处贬所，对官场的尓虞我诈深恶痛绝，他与“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喜好安闲”的和尚交游是为了舒缓自己的苦闷。柳宗元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以一家所局限，也不因是外来的就排斥它，这在现在看来也是进步的，其实在中国慢长的民族融合中这是经常碰到的事。而韩愈以儒家道统自居，排斥孔孟以外的其它思想。可他后来遭贬去潮州时，却与柳宗元交游的元十八和尚打的火热，赠诗难分难舍。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以排佛出名的韩愈在潮州与大颠和尚亲昵，这在当时就传的沸沸扬扬。时为户部侍郎、太子宾客精通佛理的孟简，在吉州听说后，致书韩愈询问此事。韩愈答《与孟尚书书》，语多掩饰。文中赞大颠：“聪明，识道理。”是个很难得的人。韩愈后来在改任袁州刺史时，还与大颠留衣服为别。韩愈与大颠交往时，有手简三首，刻石在潮州灵山院。唐代儒释交混的情形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韩愈与许多佛图都有交往。韩愈晚年蓄伎纵欲，食丹药硫黄，更是让人非议。

　　柳宗元本族有一年轻人，“读孔氏书，为诗歌逾百篇”，可是不愿为“文儒事”，他遁入佛门，整日背着书箱，怀揣纸笔，独自行走在山水间。柳宗元本想让他继承文儒业，以光显柳氏家族，因而责怪他，但“终不可变化”。柳宗元想到“当世以文儒取名声为显官”的，入朝遭嫉妒受贬斥，连家乡都回不了的十有八九，就放他去了，还作序赠给他。柳宗元交游的浮图大都是儒者僧形，象本序的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经)论语，唯山水之乐”，他们富有文采，其实都是一些远离官场，放浪山水的儒者。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结尾说：他让李生础“以吾言示之”，给韩愈看，想知道韩愈看后作何解释。但韩愈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复，只能让后人自己想象了。

　　我们从柳宗元在永州和柳州的生活和涉佛环境透出的形象看，他不但与那些迷佛至昏天黑地、满身妖气邪念的达官贵人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刘禹锡、白居易这样的人也难与之相比。柳宗元是究佛理，而刘禹锡是看破红尘，后来专心事佛。席砚间尽是经书，他钻研佛法，参禅悟道，迎来送往的都是僧人。他自己说：“予事佛而佞。”信天命是儒学的弱点，也是许多封建文人士大夫迷失佛教的一个根源。刘禹锡与柳宗元思想相通，他们对佛教的看法很相近，排解士途坎坷及心里的苦痛是他们涉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刘禹锡在这方面走的远了，而我们从《柳集》和史料里看不到柳宗元有这样的场景和文字。所以苏东坡在书写柳宗元碑文时拒绝写刘禹锡的碑。白居易更甚于此，他晚年中风后，潜心佛教，常在家搞斋戒，做道场。“女唤妻呼”都不应，连刘禹锡来了也不见，为此刘禹锡曾作诗取笑他。

　　唐人莫休符称柳宗元是“大儒”。莫休符岭南人，即广东川封(今封开县)人。他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钦提头榜状元，是宣宗朝很有影响的人物。时隔柳宗元不过几十年。莫休符曾在广西做官，当过融州刺史，晚年退居桂林，留心搜集奇观轶事，有《桂林风土记》传世。莫休符对柳宗元这一评价应该是真实地反应了唐人的看法。柳宗元究佛，以儒为体，兼通儒释，唐宋没有人能出其右。此处用的“究”字，本意是溪流的尽处，引申为穷尽，终极。柳宗元用大中之道究佛理，这我们在他涉佛诗文里随处可见。佛教也讲中道，但它是一种诡辩术，也就是林琴南说的“诡僻之言”。柳宗元深究佛理，不可能把佛教的中道和儒家的中道混同起来。治儒学他反对“道听途说”，对上古文章家典籍，仅各用一字就将其精髓道破;究佛理，他反对“言禅者”，“ 妄取空语”、“ 颠倒真实”，能洞达“最上乘”和“第一意”。

　　我们说过，儒释是两种本源，追求的终极不同。儒家用世，助君道。而佛家出世，求涅槃。儒释相互有影响，但不可能相融如一。历史是从混沌中走出来的。还是柳宗元说的好：“庞合猥附，不夷其高。”真正集大成者，合者庞杂，附者猥琐(庸俗)，也不伤其高。朱自清也看到这一点，他说韩愈虽创立道统说，但“他并没有传了甚么新的道”，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的东西。柳宗元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宋人后来形成的新儒学，教课书都说是受韩愈的影响，陈寅恪也主此说，其实这里有一些误区。宋新儒学的精髓，好多地方是柳宗元论说过的，韩愈只有道统虚名而已。遗憾的是历史有时被虚妄的惯性思维罩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