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

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

　　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是什么呢?在哪里提出来的?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以反对六朝以来“务采色、夸声音”的浮靡文风。与此同时，柳宗元要求文学作品要有美感，要有文采，不要拘泥于“道”，文章形式与内容要统一起来。此外，柳宗元提出了“文以行为本”的创作人格说，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文学思想。

　　柳宗元与韩愈一起倡导了中唐的古文运动，他们写下了几百篇古文，熔叙事、说理、抒情为一炉，树立了不平则鸣、言之有物、文从字顺、充实流畅的散文新风，将古代散文的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韩柳两人不仅在创作上身体力行，卓有成就，还提出了较为接近的文学思想，韩愈讲“因文见道”，柳宗元说“文者以明道”，总之，“道”，是他们文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词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柳宗元以从小到大的写作体会，来说明自己少时作文只注重辞藻和形式，长大了方知文学创作是为了“明道”。柳宗元对著文“明道”的提及不止这一处，他提倡文学作品“辞令褒贬”、“导扬讽谕”的社会作用，又强调文学作品“有乎内”而“饰乎外”的道、文统一，其“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具有较为丰富的理论内涵。

　　一、明确“文者以明道”的创作思想

　　贬谪永州以后，伴随着丰富的文学实践，柳宗元形成了明确的文学思想，提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明道”。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一文中，他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圣人通过文辞“明道”，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必须好好继承。为了达到“明道”目的，柳宗元反对那种空洞无聊、“务采色、夸声音”的文风。他接着说：“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柳宗元对专门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骈文风气给予了坚决的否定，认为它与创作的目的背道而驰，是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写作表现。

　　为了提倡作品“明道”，柳宗元对死死抓住章句不放的所谓“章句师”，也表示了极大的轻蔑。他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马融、郑玄者，二子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柳宗元庆幸自己不是这样的章句师，相反，如果不是去将圣人之道穿凿附会，而是为了“明道”，他愿意做“言道”、“穷文辞”的老师。

　　柳宗元甚至在山水游记这样的非议论性文章中，也贯彻“明道”的原则。《钴潭记》云：“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柳宗元借百姓之口对官租和高利贷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进行了谴责，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态度。

　　二、提出“文”与“道”统一的创作要求

　　在“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内，柳宗元要求文学作品的形式要与内容统一起来，他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也十分重视“文采”。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1]824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他又说：“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1]578柳宗元认为，文学创作如果没有“文采”，就不能吸引读者、感染读者，作者拘泥于“道”，创作就缺少生气，没有打动人的地方。他对自己指斥的“骈四俪六，锦心绣口”的骈文，也未全盘否定，而是主张汲取其有益营养以利写作。否则，文学作品如果缺乏“文采”，就显得板滞、不生动，难以吸引读者，“道”的传播便难以实现。

　　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相儒术，则迂迥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可见，柳宗元既反对“迂迥茫洋”、“好怪而妄言”、“恍惚若化”的作品，也反对拘泥刻板、“不能从容”的作品。他认为，作者重视对“形”的表述，便不会“迂迥茫洋”，重视“神”的.表现，便不会“苛峭刻核”，文章有形有神，就做到了“文”与“道”的统一。

　　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还表现出更多综融的气度，他对文学创作中“情”与“意”的关系问题进行过深度探讨，其思考和结论既肯定理性沉思，又重视感性意气，以解决“明道”论因过分注重文学外部因素，而对文学内部因素注意不足而带来的感染力不强的问题。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此说肯定了作者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激发作用，也提请创作者为文要从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出发，切勿人云亦云，抒发空泛的道理。

　　三、“辞令褒贬”、“导扬讽谕”均体现“道”

　　柳宗元把文学作品概分为“著述者流”和“比兴者流”两类，认为两类作品都在弘“道”。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说：“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即“著述”类作品，要有所“褒贬”，“比兴”类作品，要有所“讽谕”，文学作品一定要含作者的思想倾向，要彰显作者对人事的态度，体现“道”的要求。

　　柳宗元认为，“著述”类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要求“高、壮、广、厚”，言词有说服力，合乎逻辑，他自己的说理文，就是通过具体社会现象或历史事实的分析，谴责现实的不合理，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封建论》，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的严正观点，柳宗元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的深入剖析，寻找内在联系，揭示内在规律，以史为鉴，抨击了当时的藩镇割据势力，指出其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本质，并预示它的最终结局，彰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柳宗元的“比兴”类作品，形象生动，情韵深厚，拥有众多的读者。他在《吊屈原文》中称赞屈原“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1]517的高洁志向，由屈原之流放经历联系到自己的贬谪境遇，不由得产生“哀余衷之坎坎兮，独蕴愤而增伤”的穷愁发愤的思想。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1]783柳宗元在悲愤之余，点燃了胸中的理想，升华了情感的焦点，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他从屈原作品的读解中寻找到自我超越的方式，既然在官场功名方面难以达到目标，那么就选择著述和文艺的方式延续理想吧。他的《惩咎赋》、《闵生赋》等作品，继承屈原《离骚》“香草美人”的写作传统，揭示自身贬谪原因，弘扬一身正气，显示了矢志不移的精神追求。他的寓言类作品如《三戒》，借临江之麋、黔之驴、永之鼠的表现，讽刺了世中恃宠而骄、不学无术、作威作福的人物。他的贬谪诗营造新的山川境界，具有或隐或显的“骚怨”特征。总之，柳宗元的“比兴”类作品，绝非情绪之作、游戏之作，与他一直坚守的世界观和政治理想有关，体现了心中之“道”。

　　四、“文以行为本”――“文者以明道”的人格基础

　　柳宗元认为，要能很好地贯彻“文者以明道”的创作思想，作家必须“文以行为本”，不然，“文者以明道”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他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写道：“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这里的“行”，指的是作家依据一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所从事的各项活动，文学创作要与作家自身的政治、伦理实践活动统一起来，作家真正成为守“道”、践“道”的人，他的文章才能“文者以明道”，否则人格低下，表里不一，言不由衷，文章也不能“明道”。

　　柳宗元被贬之后，他的政治主张已不为当政者采纳，但他并没有和光同尘，同流合污，而是矢志不改“辅时及物之道”的初衷，在贬地尽能力做善事，行善为，以此为道德和心理基础，才写下了数百篇优秀的诗文。他在《惩咎赋》中说：“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柳宗元的心中之“道”是与他的行为举止统一的，“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他如此说，也如此做，他的那些忠实于“心”与“行”的文学作品才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而如果社会已不允许作家将他的政治实践施之于社会，作者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作家则可以表达因“行”不施所生的“愤悱”之情。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后，“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2]205，政治上很失意，心情很痛苦。他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中这样写道：“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守“道”践“行”的贤者不得志于当世，可以通过“形于文字”、“伸于歌咏”的文字，达到“明道”的目的。

　　综上所述，柳宗元提出“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顺应了中唐儒学复兴的时代要求，他认为，文章要发挥“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功用，便不能延续六朝以来“务采色、夸声音”[1]873的浮靡文风，要言之有物，切中时弊，弘扬儒家之“道”。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文章既需要言之有“道”，也需要有美感、有文采，创作者还需要“文以行为本”。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及实践对当时及其后的文学创作及理论建设均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