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诗创作变化

柳宗元山水诗创作变化

　　导语：柳宗元游历当地的山水，在与友朋的交往中，写下了许多关于山水的诗歌。这些山水诗，由于创作的时间不同，作者的心态不一，因而在表现上也就有了明显的差别。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相关资料。更多内容请关注应届生毕业网。

　　一

　　从柳宗元164首诗歌来看，从永州到柳州，柳宗元诗歌创作在形式上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在永州时的创作以五言诗为主，尤擅长五古，而到柳州时则以七言诗为主，且多近体。这在山水诗上，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山水诗自六朝时期谢灵运开创以来，在经历了王绩、王维等人的努力，到了柳宗元时期已经成为了诗歌中一个重要的流派。但是，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自谢灵运以来，山水诗人多数以五言来表现山水，六朝时期的谢灵运自不必说，即使是其后的谢朓、王维、孟浩然等人，都是以五言诗为主，而他们的山水诗中的精品则基本上是五言诗——当然，在谢朓时代还是五言诗占统治地位，“七律要到杜甫才真正成熟，宋以后才大流行”[3](P138)，不过，在王维时代，七言诗应该说已经成为文人表现情感的重要的形式，此前的初唐四杰、沈宋、刘希夷、张若虚都有优秀的七言诗传世。但是，在王维的诗集中，我们看到的还是五言诗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其《辋川集》全是五言诗就是一个明证——这并不是说王维就不写作七言诗，相反，在他的诗集中，七言诗也不乏佳作，如《送元二使安西》、《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但其传世的山水诗精品还是以五言诗为主，他是通过山水来表现那种空灵的境界，因而在句法上也就有所讲究。刘熙载说：“五言亲，七言尊。” [4](P69)他们要表现的是自己与山水的“亲”，因而山水诗就多五言。

　　柳宗元则不一样，从永州到柳州，他的诗歌明显有一个演变的轨迹。在永州，他的诗歌以五言诗为主，山水诗也如此，政治上的失意使他迫切需要表现与仕途相对的山水的“亲”。如其在永州时期的名作《江雪》，被人称为“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钓雪一诗外，绝少佳者”[5](P1481-874)，他如“高岩看清江，幽窟潜神蛟。开旷延阳景，回薄攒林梢”(《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磴回茂树断，景晏寒川明。旷望少行人，时闻田鹳鸣”(《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日出洲渚静，澄明晶无垠。浮晖翻高禽，沉景照文鳞。双江汇西流，诡怪潜坤珍”(《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等，都是以五言来吟咏山水。应该说，柳宗元在永州时期的五言山水诗是继承了谢灵运以来山水诗的基本形式特征，在句法上以五言为主。其实就是在形式上，柳宗元在永州时期的五言山水诗都有模仿继承谢灵运、王维等人的味道。如《与崔策登西山》：

　　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连袂渡危桥，萦回出林杪。西岑极远目，毫末皆可了。重叠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穷两仪际，高山万象表。弛景泛颓波，遥风递寒筿。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生同胥靡遗，寿等彭铿夭。蹇连困颠踣，愚蒙怯幽眇。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

　　诗歌先写景，描绘西山的景物，然后写谪居的景况，时间变化，近景远景相结合，先写景，后抒情，且注意景物的变化，很有谢灵运的风格——尽管苏东坡说此诗“远在灵运之上”[1](P177)，但却也可看出其对谢灵运的继承。而象《江雪》一诗，语言之精练，境界之深远，再加上其中抑或蕴含的空灵的禅机，无疑与王维的诗歌有相似之处(此诗的意义可作多解，此不赘言)。

　　其实，在永州时柳宗元就已经作了一些七言诗了，如其《雨晴至江渡》云：“江雨初晴思远步，日出独向愚溪渡。渡头水落村迳成，撩乱浮槎在高树。”不过，柳宗元真正写作七言诗，还是到柳州之后。

　　在经历了永州十年的贬谪生活后，815年，柳宗元到柳州任柳州刺史。由于情感的变化，柳宗元在柳州的诗歌以七言为主，因为“一方面既要有精密的形式，另一方面又要让诗人在这形式中获得尽可能大的发挥余地。这个矛盾就使得七言律诗成了一种最适合用来抒情的形式。因为抒情的跳跃性正好被那形式的精密性所整合，于是形式反而增强了情感跳跃的可能”[6]，在永州时期的柳宗元尚存一丝幻想，希望能得到朝廷的再度起用，再贬柳州，他的这种希望破灭，因而也就将抒情作为诗歌中的主要内容，而山水诗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因而在形式上，自其踏上岭南之后的山水诗即以七言为主——五言山水诗有《登柳州峨山》一首，七言山水诗则有《岭南江行》、《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等，占绝大多数，而且永州时期那种篇幅宏大的山水诗在这一时期也不见踪影，代之以篇幅短小的律诗绝句，这在形式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句法篇幅的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是柳宗元诗歌创作日趋成熟的标志，“七言律诗，是第一棘手难入法门。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括而包之于八句”[7](P75)，“近体之难，莫难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如贯珠，言如合璧。其贯珠也，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8](P1482-533)，“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2](P127)，柳宗元在柳州创作的七言律诗成就之高，亦为后人所称道，元代方回评其5首七律时称“比老杜尤工”[9] (P1366-53)，虽不免过誉，但却也说明柳宗元七律水平之高，试看其中的《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

　　临蒸且莫叹炎方，为报秋来雁几行。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非是白苹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

　　此诗写柳州山水风物，以剑戟喻柳州山之峻峭，以汤水喻柳江河水之沸扬，格律谨严，对仗精工，确实是“不失回旋曲折之妙”。而《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则历来被称为七言律诗中的典范之作。

　　从永州到柳州，柳宗元山水诗在形式上有利明显的转变，也正因此，他也就完成了由“文人柳宗元”向“诗人柳宗元”的转变，成为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诗人”[6]。

　　二

　　从永州到柳州，从地理上来说，是从山地丘陵到喀斯特岩溶地区，路程在今天看来虽不是很远，但是在当时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距离。在永州，毕竟这是潇湘之地，是当年的楚地，与中原还有一些往来，而岭南的柳州，却是一直到秦始皇时期才开发，在文人心目中，这是一块未开化的地方。柳宗元在这两个地方所创作的山水诗，在意象的选取上，也受到地域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且，这些意象的特征也被柳宗元赋予了不同的情感色彩。

　　元和元年(815)，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当年的永州地处今天湖南南部，属于山地丘陵地区。据笔者在永州所见，当地的山多为土山，虽有一些石山，但其表层仍为土覆盖，且海拔不是很高，水则多为溪流，柳宗元居住的愚溪其实就是一条小溪流，笔者2002年夏天参加“永州国际柳宗元学术研讨会”之际，恰逢永州多雨，愚溪水大，但也并不能说水面就很广阔。而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所描述的情况，则让人感受到那种山清水秀的滋味，感受到那种清静幽冷。永州山水诗同样给我们展示了这种幽冷。虽然说柳宗元在永州的山水诗中常常描述那种比较开阔的意象，如“九疑浚倾奔，临源委萦回。会合属空旷，泓澄停风雷”(《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西岑极远目，毫末皆可了。重叠九疑高，微茫洞庭小”(《与崔策登西山》)，“猿鸣稍已疏，登石娱清沦。日出洲渚静，澄明晶无垠”(《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迥斜对香零山》)，但是，仔细发掘，就会发现，柳宗元在这些诗歌中，也还经常表现他并未因山水之美而得到解脱，他在《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迥斜对香零山》诗中虽然也说自己因此“纠结良可解，纡郁亦已伸”，而更多时候则是“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构法华寺西亭》)，“升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南涧中题》)，“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与崔策登西山》)。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柳宗元永州山水诗意象的特殊性。与其永州游记共同的是，柳宗元永州时期的山水诗在意象上追求的是清、静，而水似乎就多了一些，寂静的山林就多一些。从一个叱咤风云的礼部员外郎到一个无所事事的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应该说柳宗元的内心是不平静的，而在中国，山水往往是诗人在政治失意时首先寻求的解脱方式，儒家与道家的分歧也正在于此，通过对宁静的山水的描述来表现心理上的不平静。对于柳宗元来说，他还要表现他被排挤的苦闷心理和再度展现自己为国之心，因此他以清水来喻自己的清白，以弃地来喻自己的地位，以宁静来平衡心理，以屈原自比，这就是他永州山水诗的特点。因此，在意象上，他往往用“潇湘”、“清江”、“清湾”、“清池”、“清斑”、“澄霁”、“澄潭”、“澄明”、“羁鸿”、“羁禽”、“羁心”、“羁木”、“幽谷”、“孤山”等等，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试看《构法华寺西亭》：

　　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西垂下斗绝，欲似窥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横断山。割如判清浊，飘若升云间。远岫攒众顶，澄江抱清湾。夕照临轩堕，栖鸟当我还。菡萏溢嘉色，筼筜遗清斑。神舒屏羁锁，志适忘幽孱。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北望间亲爱，南瞻杂夷蛮。置之勿复道，且寄须臾闲。

　　此诗从内容上看就极似“永州八记”，而其中的意象，如“幽谷”、“澄江”、“清湾”、“夕照”、“栖鸟”、“菡萏”、“筼筜”、“清斑”、“羁锁”等，都有求清、求静的特点，也有逐臣之意。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柳州地处广西中部，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区，此处山高而陡峭，且多为石山，其石青色，有柳江河如壶形穿城而过，河大水清，所有这些，都与永州有着明显的不同。同时，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初奉诏回京，本以为能得重用，谁曾想却被放到更加偏远的柳州，正是“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因此在心理上又起了变化，于是柳州时期的山水诗在意象的构造上也与永州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柳州的山水诗中，柳宗元往往将山水视为一种精神上的负担，因而山水意象也就显得奇崛险怪，如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大荒”一词给人以荒凉之感，“岭树穷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九回肠”曲折蜿蜒，既说出了柳江环绕柳州的景象，却又充满伤感，写出诗人到柳州后特有的心理情感，“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登柳州峨山》)，“荒山”让人觉得凄凉。最能体现柳宗元柳州山水诗风格的应该说是《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以 “剑铓”意象来喻尖山，虽然说非常精确地描绘了柳州石山的特色，但是与下一句连起来看，赋秋在文人的诗中本来即是写愁，而诗人以“剑铓”之锋利而割“愁肠”，就有了一种险怪和凄绝的情感。以锋利的兵器喻柳州之山，在柳州诗中也不止一次。从永州到柳州，虽然说景物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诗人心理的转变。在永州，柳宗元也许还渴望着能得到朝廷的宽恕，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十年永州的苦苦挣扎，换来的却是比永州还要偏远的柳州，这对于一个有着济世之志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地打击。到柳州后，柳宗元又感受到柳州地理风俗环境的巨大压力，因而面对柳州这种奇异的山水，柳宗元没有感到风景的优美，反而觉得更为痛苦。又如《岭南江行》中，柳宗元以瘴江、黄茆、象迹、蛟涎、射工、飓母等意象来表现自己到岭南的感受，这些意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让人觉得可怕、恐怖。在古人心目中，“瘴”一词应该不是什么好的东西，他们认为岭南地区多瘴疠之气，是疟疾等传染病的病原，几乎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元和郡县志岭南道廉州》中有云：“瘴江，州界有瘴名，为合浦江。……自瘴江至此，瘴疠尤甚，中之者多死，举体如墨。春秋两时弥盛，春谓青草瘴。秋谓黄茆瘴。”[1](P302)与柳宗元同时的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也说“好收吾骨瘴江边”。而查柳宗元在再贬柳州之后的山水诗中，“瘴”字曾多次出现，“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岭南江行》)，“林邑山联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柳州寄京中亲故》)，“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别舍弟宗一》)，“黄茆”在其进入广西后的诗歌中也曾出现多次，如“椎髻老人难借问，黄茆深峒敢流连”(《南省转牒欲具江国图令尽通风俗故事》)，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山水诗在意象的取舍上除了与地方特色结合外，更注意到个人情怀的取舍，而这些恐怖可怕的意象的一再出现，也体现了柳宗元后期山水诗的特色。

　　景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不同的心理境况之下，每个人对于山水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永州与柳州的山水本身存在着差异，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期的心理和柳州时期的心理有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在柳宗元永州时期的山水诗中，他所采用的意象往往是充满清秀幽静之气的，因为这个时候他还期盼着朝廷的召唤，他在永州还故意作出一番优雅的姿态，是以文人的态度在作诗，而到了柳州，柳宗元虽然也还在上书以求汲取，但是应该说他基本上是彻底失望了，他这一时候更多地是要面对现实，他不能再漠视环境的影响。面对一种与永州迥异的山水，面对一种新的环境，柳宗元终于无法忍受了，因此，即使是今人以为秀丽优美的风景，柳宗元也以一个被贬谪的纯诗人的悲凉的心境来看待，诗歌中的意象也就不再是那种山水的优美，而是凄婉哀绝，是奇崛险怪。

　　三

　　中国古代的诗歌以抒情见长，“诗缘情”是自六朝以来诗人们的共识。而借山水以抒情则是自六朝谢灵运、谢朓以来山水诗的传统，柳宗元的山水诗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不同的是，柳宗元的山水诗情感深刻真挚，尤其是柳州时期的山水诗。

　　在永州时期，柳宗元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的身份在当地生活，政治上的失意是他心理上的雄心被扼杀的征象，纵情山水，学当年的谢灵运、谢朓，摆出一个再世屈原的姿态，这自然是最理想的生活，既可让那些反对派们放心自己的不务正业，又可让人理解自己那颗骚人之心，因此，柳宗元在永州写下了大量的山水游记散文和山水诗。与山水游记散文的以“弃地”自比相似的是，柳宗元永州的山水诗也经常借助山水表现自己那种失望悲愤的心理。在这些山水诗中，柳宗元往往是先叙述山水之景，然后抒发自己幽思。如《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绿，晓莺啼远林。日晴潇湘渚，云断峋嵝岑。仙驾不可望，仕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

　　在描述永州春天景色后，诗人以仕途的艰辛，自己心情复杂作结，颇有一种失落之感，而《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则在写景中穿插自己身为“弃客”的“骚怨”情结：“高岩瞰清江，幽窟潜神蛟。……惜非吾乡土，得以荫菁茆。……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南涧中题》也说：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从对景物的感受，写到自己的去国怀人，萧瑟之秋风似乎使诗人忘记了疲劳，但是那种孤寂与悲愤却是无法摆脱的，毕竟秋风萧瑟，羁鸟鸣叫，再加上自己孤独一人，去国婚游，个中愁苦无法排解，从情感上来说，自然无法跳出悲伤的氛围。到永州后，柳宗元深刻地体会到屈原那种被放逐的心理，他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说：“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纵情山水，其实也正是表达他那种不平静的心理，虽有感伤，却更多一份悲愤，正如胡应麟评价他的《江雪》一诗所说的：“‘千山鸟飞绝’二十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律与辋川诸作，便觉太闹。”[1](P268)是一种内心不甘寂寞的直接表现。

　　但是，这种情况在他再贬柳州后有了改变。柳州的山水在外在形式上就给了柳宗元一种特有的感觉，那种挺拔峻峭的山峰，那种曲似九回肠的大江，都给了柳宗元一种震撼的力量，而最关键的是，柳宗元二度被贬，这在他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地打击，他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加上在他到柳州后，依其若父母的弟宗直即在20天后因病去世，且“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的苦闷，使得他在柳州彻底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在柳州，柳宗元不再过多地表现他的宏伟志向——尽管他也还上书求汲取，但他却也比较安心的尽起了他一方州长的职责，管理地方政务。而在诗歌中，他则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无奈的哀伤的情怀，山水诗中的清婉转为凄凉。如其《岭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这是柳宗元元和十年(815)进入今天的广西境内赴任柳州刺史的旅途中所作的一首诗，虽然未到柳州，但是，透过路途上的景物，柳宗元已经预感到他在岭南的 “忧来非一事”，充满了忧伤。而《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则再次表现了自己的骚人情怀：“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破额山据谢汉强先生考证，当在今柳州市柳江县白沙乡境内，与当时柳州的治所马平县并不很远[10](P87)，但是近在咫尺的朋友却不能相见，其中苦闷可以想见。因此，在柳州，柳宗元虽然也曾游览柳州山水，也曾写下诸如《柳州近治山水可游者记》、《柳州东亭记》、《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等山水散文，但是，在诗歌中，柳宗元再也没有刻意地去临山摹水，山水在他的诗歌中已经成为抒情的工具，因此，在柳州时期的山水诗就没有了那种细致具体地描摹山水的作品，而往往是通过一些非常精练抽象地具有概括性的语言来表达，作者关注的是其情感的抒发，而这种情感又是以凄凉悲伤为主。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穷遮千里目，江流曲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近景远景，作者都以具有代表性的景物来概括，而突出的是他“曲似九回肠”的“愁思”，是他“音书滞一乡”的寂寞与孤独。而在柳州，柳宗元除了管理地方政务，剩下的就是他对故乡的思念了，在永州时他已经表现过这样的情怀，而到柳州后，这种心思更加凄婉，更加感人，如“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登柳州峨山》)，“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山水在柳宗元心目中已经变成影响他思想之情的客体，而那种望乡的心绪，只有身在异乡而又无法回去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凄凉哀怨而又悲愤无奈，这就是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山水诗的情感特点。方回曾经说柳宗元“年四十七卒于柳州，殆哀伤之过欤”[9](P1366-53)，不无道理。

　　柳宗元历经永州和柳州两个贬谪生活时期，永州与柳州在山水风景上都与关中不同，与中原迥异，作为一个中唐时期的山水诗人，柳宗元在这两处都六下了优美的诗篇。但是，永州山水与柳州山水不同，永州山水诗与柳州山水诗自然也就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仅仅是因为山水，更多的是因为柳宗元的心理，是柳宗元的生活经历、认识有了新的变化。在柳州期间，柳宗元于元和十四(819)曾作《答杜温夫书》，其中有言：“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这与柳宗元以往的观点明显有不同，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快意累累”，是“意尽便止”，而且毫无功利之心，是“未尝求过人”，这与原来一直追求“文以明道”的古文大家的观点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恐怕也正是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而从这一点看，柳宗元无疑也把握住了文学创作的根本，因此，陈长方对柳宗元的评价无疑也是正确的：“余尝以三言评子厚文章曰：其大体如纪渻养斗鸡，在中朝时方虚骄而恃气，永州以后犹听影响，至柳州后，望之似木鸡矣。”[11](P1039-405)这里的木鸡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 “呆若木鸡”中的“木鸡”，而是《庄子》中“其德全矣”的“木鸡”①，是成熟的意思。表现在山水诗上，也是如此。“生命漂泊之感，与向往安顿之感，无疑构成了山水诗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头”[12](P4)，在经历了永州十年的贬谪生活后，柳宗元再贬柳州，生命的漂泊无疑也驱使他寻求一种安顿的生活，而着也正可以使他在柳州的山水诗较永州时更包含那种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