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乐府诗的文献留存

柳宗元乐府诗的文献留存

　　关于柳宗元乐府诗的文献留存问题，大家知道吗?要想来了解下吗?

　　柳集的最早编纂者为其友刘禹锡，柳离世前嘱咐刘为其编辑文集，所谓“以遗草累故人”，刘禹锡“执书以泣，遂编次为三十通，行于世”。这些事情记录在传世诸本刘梦得文集所载柳文序中。《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著录柳集均为三十卷，《全唐文》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载为“三十二通”。惜乎刘编柳写本早已亡佚，盛行于世的乃穆修发其端的“四十五卷”本。正如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中说道：“刘禹锡作序，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北宋刊行的各种版本已失传，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南宋永州郡庠叶程在乾道元年(1165年)所刻的《柳州集》，其中仅存外集一卷及叶程所写序，其正集三十卷已遗，现于国家图书馆藏。

　　一、柳集卷一乐府情况考察

　　以后历代都有对柳集的编辑校订工作。在南宋之时出现柳集的大量注音注释本，其中宋蜀本《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是为比较详善的集注本，分为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其第一卷即为《雅诗歌曲》，此卷中收录有：《献平淮夷表》、《平淮夷雅》二篇并序、《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贞符并序》及《视民诗》五题。在柳集中具有代表性的宋五百家注本和宋世堂本目录均与此相同。

　　而《乐府诗集》只收录柳集卷一《雅诗歌曲》下的《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题目也与其稍有出入，称《唐鼓吹铙歌》。《平淮夷雅》《贞符并序》及《视民诗》等未见著入《乐府诗集》。而柳集中的《贞符并序》在《文苑英华》卷三百五十九中收录，题为《唐贞符解》。依据柳集和《乐府诗集》的记载，就产生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柳宗元对自己所作《唐铙歌鼓吹曲》的认识怎样?又对乐府抱有怎样的概念?另外，柳集最初成于刘禹锡之手，是否能从柳集的编辑中看出刘对乐府的认识?卷一总题目为《雅诗歌曲》，且把雅诗歌曲列为第一卷，用意何在?柳宗元的创作心态及其目的，采用了何种献诗方式?

　　第二，郭茂倩对柳宗元所作《唐鼓吹铙歌》是何认识?为何在著录时采用了与之不同的名称?

　　第三，郭茂倩在辑录此十二篇及其他柳宗元乐府诗时，是否采用或者参考了柳集?如果采用了，那么又为何不录《平淮夷雅》等其余，其著录标准是什么?

　　二、柳宗元作《唐铙歌鼓吹曲》的目的、认识及其进献方式

　　柳宗元作《唐铙歌鼓吹曲》时有着明确的目的，进献皇上，使自己的创作“登于乐府”，这一点从其序言中可以看出。他说自己得罪居永州以来，闲阅古书，发现“伏惟汉魏以来，代有铙歌鼓吹词，唯唐独无有”，而其为“郎时，以太常联礼部，尝闻鼓吹署有戎乐，词独不列”，所以产生了作曲的念头，进而仿汉铙歌鼓吹十二曲的篇数，用魏晋歌功颂德之义，成唐铙歌鼓吹十二曲，“今臣窃取晋魏义，用汉篇数，为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显然，在这里，柳宗元期望己诗成为时代的标志，与汉魏晋时乐府一样，永久的流传下来。更进一步，柳宗元还有一个更加宏大的心愿，就是将己所作登于乐府，“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词以为容”。这是因为铙歌作为一套军乐，还可作为君主宠赐有功诸侯和外国君主的荣誉礼物，它承担了娱乐功能之外的政治功能。柳宗元还是希望自己在政治上有所为的。尽管柳宗元在创作此组乐府时有着如此的心愿，但他内心中还是不敢抱有太大奢望的，毕竟是负罪身份。“臣沦弃即死，言与不言，其罪等耳。犹冀能言，有益国事。不敢效怨怼默已，谨冒死上。”这里，柳宗元希望皇帝能接受到这样一种信息，所作数篇，非为进禄，不求奖赏，只为有益国家。

　　另外，“今臣窃取晋魏义，用汉篇数，为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的表达，隐含着自视所创乃直接继承汉、魏晋铙歌鼓吹传统而来，是为正统，与前代一脉相承。

　　柳宗元献铙歌鼓吹的方式是怎样的呢?这篇序文在《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一中亦有记载，题为《上铙歌鼓吹曲表》，足见当时有官职的柳宗元献此十二曲的方式与无官职的文人投匦献诗不同，乃是依例上奏。唐时文人将己所作诗文进献皇上是为常态。对于所献诗篇，朝廷会择其佳什入乐演唱。所以柳宗元此次献诗实际上也可看做是在向朝廷进献歌词，以求能配上音乐，并由太常寺的乐工进行演唱。在这里有一例，与柳宗元献诗情况相似，《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列传》中记载，有官职的迦叶志忠上表，呈上依汉高祖故事所作的《桑条歌》，请求“进入乐府，皇后先蚕之时，以享宗庙”。皇帝“悦而许之，特赐志忠庄一区、杂彩七百段”。这是一个因进献诗歌而得奖励的实例，所以柳宗元称自己不敢有任何怨怼之情，更无求奖赏之意。可见能被朝廷录用，进入乐府从而“播于舞咏”，被文人视为一种极大地荣耀。另外，其进献表中“尝闻鼓吹署(闻，一作问。)有戎乐，词独不列”一句，也可以看出，柳宗元是要弥补有乐无词的这个遗憾，是为作词而献。

　　三、郭茂倩对柳宗元《唐鼓吹铙歌》的认识

　　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唐鼓吹铙歌十二首》下序言里说：“唐鼓吹铙歌十二曲，柳宗元作以纪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劳之事：一曰《晋阳武》，二曰《兽之穷》，三曰《战武牢》，四曰《泾水黄》，五曰《奔鲸沛》，六曰《苞》，七曰《河右平》，八曰《铁山碎》，九曰《靖本邦》，十曰《吐谷浑》，十一曰《高昌》，十二曰《东蛮》。按此诸曲，史书不载，疑完元私作而未尝奏，或虽奏而未尝用，故不被於歌，如何承天之造宋曲云。”这里，郭茂倩概括此组诗歌内容之后，遂指出唐史不载，从而做出推断，是为柳宗元“私作而未尝奏，或虽奏而未尝用”。而根据柳集和《全唐文》所录的序文及表，显然，郭的第二个判断“虽奏而未尝用”是正确的。而柳宗元选择乐府中的鼓吹铙歌进行创作是用心良苦的，因为自从汉有《铙歌》曲后，魏、吴、晋、宋各代，皆依《铙歌旧曲》改作新词，此曲一直是朝廷乐制中的重要文献，不排除柳欲因此而留名史册的创作动机。那么，郭茂倩将柳此举与东晋义熙十五年何承天依汉铙歌十八曲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相并举，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柳宗元自己对《唐铙歌鼓吹曲》的重视，下面单就《乐府诗集》和柳宗元集中的鼓吹铙歌进行比较分析：

　　1.《乐府诗集》将柳宗元所作鼓吹铙歌收录在卷二十、鼓吹曲辞五中，所列十二曲，数目及排列次序与柳集完全相同。

　　2.《乐府诗集》中所列十二曲，每一曲前都有小序，此小序内容和柳宗元集所载近乎一致。所不同处，序首加乐府诗名称，并在名称后加一“言”字以总起，序言末尾“为**第*”也省为“第*”。以第一曲《晋阳武》为例，无论宋世堂本还是百家注本，小序均为：“隋乱既极，唐师起晋阳，平奸豪，为生人义主，以仁兴武。为晋阳武第一。”《乐府诗集》：“《晋阳武》，言隋乱既极，唐师起晋阳，平奸豪，为生人义主，以仁兴武也。第一。”

　　这里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兽之穷》的小序，百家注本为：“唐既受命，李密自败来归，以开黎阳斥东土，为《兽之穷》第二。”然《乐府诗集》中所载小序为：“李密自邙山之败，其下皆贰，霸王之业知天授在唐，遂归于有道，享我爵命也，第二。”此条小序虽然述说是为同一件事，但记述用语则极不一致。这是柳集的版本差异造成的。百家注本题下小注提及：“一本题云：李密自邙山之败，其下皆贰，伯王之业知天授在唐，遂归于有道，享我爵命，为《兽之穷》。”除了前面所提到几个小序中柳集和《乐府诗集》共同的差异外，与《乐府诗集》中仅一字之差，一为“伯王”，一“霸王”。所以，郭茂倩极有可能参考了柳宗元集，并且用的是百家注及世堂本以外的本子。

　　在《战武牢》的小序中另有值得注意的一点也能帮助我们看到郭茂倩当时是否留意柳集，即有关避讳的问题。在柳集中《战武牢》小序有“太宗师讨王充，建德助逆”句。其中，王充是为王世充，避唐太宗讳，故去“世”字。“建德”是指窦建德。《乐府诗集》中为“太宗师讨王充，窦建德助逆”。其建德名前已添其姓，郭茂倩为南宋人，并无避讳必要，但“王充”名字依然。似乎可以大胆推测，郭是据柳集本编写的小序，其中照录了“王充”字样。

　　3.乐府诗内容上，只有个别异字。

　　四、柳宗元乐府诗在《乐府诗集》中录用情况考察

　　柳集中记载的乐府诗在《乐府诗集》中录用情况如下表：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首先，柳集中将《雅诗歌曲》放在卷首，非常重要的位置，显示了与朝廷关系密切的乐府以及为朝廷而作的雅诗之不可撼动的地位。

　　其次，柳集中并未将乐府诗单列一卷，从其所作乐府诗数量上看，总计仅作有十八首乐府诗，故其也并无单列的必要。由此似乎可以推得柳宗元并未致力于乐府之创作。且内集四十五卷中，诗歌仅在卷四十二和卷四十三中，从卷二至卷四十一依次录入赋、论、议辩、碑等文体。足见后人对于柳宗元文章的看重。

　　再次，柳集不单未给乐府诗单独成卷，还将这十八首诗分列三卷之中。如果排除卷一的特殊情况，剩下的四题六首乐府诗也并未被排列在一起。

　　最后，柳宗元对于乐府的创作并不集中在某个个别曲调，《乐府诗集》中的五处记载，分别为“鼓吹曲辞”“相和歌辞”“舞曲歌辞”和“杂曲歌辞”等四大类。虽有两首乐府都在“杂曲歌辞”之下，终因其乐府的创作数量有限，不能断定柳刻意为“杂曲歌辞”。

　　至于柳宗元集中的诗歌在进入郭茂倩《乐府诗集》后题目有所不同，郭为了使自己的诗集有统一的体系，将其纳入诗集的范围，自然进行了一些变动。也不能仅据此就否定郭用柳集。何况，据万曼先生判断，柳集的版本校勘工作早在北宋即已完成，而郭《乐府诗集》成书是在南宋。郭也是极有可能看到并采用或是参考柳集的。只是据现有限资料难以得知其参看的为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