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文艺思潮及其影响

柳宗元的文艺思潮及其影响

　　柳宗元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为人、为官、为文，都可以作为这一结论的有力支撑。

　　绪 论

　　有唐文章，首称“韩柳”。诚以起八代之衰风，作散文之宗匠，其精神气力，固有独至焉者也。二氏于文章之外， 诗亦卓卓名家。综上论之，韩之诗文，偏于理智文学，而柳则情感文学较理智文学成分为多。其作品中所表现至文艺思潮与其文艺渊源、时代环境，均有密切之关系，而其文艺思潮之支配后世文学家作风及思想者，良非浅鲜。因而考之，不唯可作知人论世之资，抑于文学之进展亦有助焉，此兹编所由作也。

　　柳宗元之(先)生平

　　宗元字子厚，其先盖河东人。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第进士博学宏词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善王叔文、韦执谊，二人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卮感郁，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十)﹝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文辞皆有法度可观，世号“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柳宗元之性格及思想

　　宗元少岁，勇于为人。有大志，谓功业可立就。及长，嗜浮屠之言，而合之《易》、《论语》。《集》中送浮屠氏之序甚多，并为禅师、沙门作碑志颇多，可知其思想为儒佛合参者矣。

　　柳宗元之作风

　　宗元作风，有《诗》《骚》之遗响，盖夙奉三百篇为圭臬，而视六朝为枝叶，以为不屑效，是以严羽称其深得骚学。集中如《憎王孙》、《逐毕方》、《辨伏神》、《衰溺》、《招海贾》诸文，均有《诗》《骚》之遗意。

　　柳宗元之文艺渊源与其文艺思潮之关系

　　宗元文艺实源于六经及诸子。观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榖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文，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可知其文艺始渊源六经、诸子矣。彼既宗法经子，则排斥习俗浮华之文，而以复古明道，为其文艺之最高标准。观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则知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与杨雄同一见地矣。

　　其论文主神、志二要素，故其《答许孟容书》云：“文以神志为主”。夫神者，藉文艺以寄托者也;而志者，藉文艺以表示者也。说者谓此语为子厚自得语，岂诬也哉!

　　彼深疾当时文艺家从事摹拟，剽窃前人字句，以矜奇炫博，故其《与友人论为文书》云：“为文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又《乞巧文》云：“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哢啽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盖唐承江左遗风，学者竞以絺句雕章相尚，诚如李谔所云：“连篇累牍，不殊月霞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形式虽存，精神已丧，而好事者犹以文艺为沽名钓誉之利器。盗窃字句，割裂文史，以为谈谑之助，此宗元所以极力排斥之也。观此，则宗元为文，重创作而恶因袭，明矣。韩昌黎所谓“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与宗元论文艺之旨，实相吻合焉。

　　彼又疾当世学者之于文艺舍本逐末，致六义之旨丧失殆尽。观其《答贡士沈起书》云：“仆尝病兴寄之作，堙郁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彼对于唐代之错采镂金，雕纶满眼之文学，盖不胜斯文将丧之叹焉。

　　彼尝自序其努力文艺之经过情形，如《答韦中立书》云：“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可见其平日之苦心孤诣，惨谈经营矣。故与其谓宗元对于文艺主张天才论，毋庸谓其主张学习论也。

　　彼论文之效用，则如《杨评事文集后序》云：“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论而已”。彼所谓辞令者，即“四方”“专对”之意也。所谓褒贬者，即“华衮”“斧钺”之意也。所谓导扬者，即“言志”之意也。所谓讽论者，即“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意也。自今而言，任何文艺倘不具上述之效用者，便非真正文艺，而可以不作。所以然者，以其失却文艺之意义也。

　　柳宗元之时代环境与其文艺思潮之关系

　　宗元以王伾、叔文之失败，横遭贬谪。柳永二州，古称蛮烟瘴雨之地，人极罕见之区。顾其天然环境则清幽奇绝，宗元既悲其身世之凄凉，于是藉惟山水以发泄其悲伤情绪。所表现于文艺者，则为感伤主义、写实主义、讽刺主义及浪漫主义之思想。其感伤情调，见于作品中，颇为夥颐。例如《解祟赋》云：“膏摇唇而增炽兮，焰掉舌而弥葩。沃无瓶兮朴无彗，金流玉铄兮，曾不自比于尘沙。犹凄己而燠物，愈腾沸而骹 。吾惧夫灼烂灰灭之为祸，往搜乎《太玄》之奥。”其忧馋之意见于言外矣。

　　《征咎赋》云：“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图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术以致忠兮，众呀然而互吓。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唯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既明惧乎天讨兮，又幽栗乎鬼责。惶惶乎夜寐而昼骇兮，类麏麏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沂湘流之沄沄。飘风击以扬波兮，舟摧抑而回邅。日霾时以昧幽兮，黝云涌而上屯。暮屑以淫雨兮，听嗷嗷之哀猿。众鸟萃而啾号兮，拂舟渚以连山。漂遥逐其讵止兮，逝莫属余之形魂。攒峦奔以纡委兮，束汹涌之奔湍。畔尺进而寻退兮，荡回汩乎沦涟。际穷冬而止居兮，羁累棼以萦缠。哀吾生之孔艰兮，循《凯风》之悲诗。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为。”

　　《闵生赋》云：“闵吾生之险阨兮，纷丧志以逢尤。气沉郁以杳渺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离散而远游。言不信而莫余白兮，虽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隐志兮，幽默以待尽。为与世而斥谬兮，固离披以颠陨。骐骥之弃辱兮，驽骀以为骋。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黾。行不容之容峥之嵘兮，质魁垒而无所隐。鳞介槁以横陆兮，鸱啸群而厉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

　　《梦归赋》云：“罹摈斥以窘束兮，余唯梦之为归。精气注以凝冱兮，循旧乡而顾怀。夕予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违。质舒解以自恣兮，息滉翳而愈微。歘腾涌而上浮兮，俄滉养之无依。圆方混而不形兮，颢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无星辰兮，下不见夫无陆。若有鉥余以往路兮，驭儗儗以回复。浮云纵以直度兮，云济余乎西北。风纚纚以经耳兮，类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以弥漫兮，虹霓罗列而倾侧。横冲飚以荡击兮，忽中断而迷惑。灵幽漠以节汩兮，进怊怅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阴霾披离以泮释。施岳渎以定位兮，牙参差之白黑。忽崩骞上下兮，聊案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坠兮，瞰乡闾之修直。原田芜秽兮，峥嵘棒棘。乔木摧解兮，垣庐不饰。山嵎嵎以岩立兮，水汩汩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陨轼。”

　　《囚山赋》云：“匪咒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兮，增蔽吾以蓬篙。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与李建书》云：“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

　　《寄许京兆孟容书》云：“残骸非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又五：“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满壑，旷坠先绪，以是坦然痛恨，心肠沸热。”

　　《与萧俛书五》：“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膇，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惨怀，毛发萧条。”

　　《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陈情启》云：“顷以党与进退，投窜零陵。囚系所迫，不得归奉松槚。哀荒穷毒，人理所极。”

　　《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澧寄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云：“守道甘长绝，明心欲自 。贮愁听夜雨，隔泪数残葩。耳静烦喧蚁，魂惊怯怒蛙。”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云：“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作峰头望故乡。”

　　《登柳州城楼(害)﹝寄﹞漳汀封连四州诗》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别舍弟宗一诗》云：“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四年……”

　　综观诸作，缠绵悱恻，如歌如泣，如怨如诉，哀音满纸，凄婉动人。其一唱三叹、如往而复处，直逼《离骚》。虽子厚得力于《离骚》，抑亦由其所处环境，至为可怜，不期然间，造成感伤情调也。

　　宗元之贬谪为造成感伤思潮之原素，其文艺中所表现写实主义之思潮者，亦多从贬谪时期来也。其作品最能变现写实思潮者，当以其中在柳、永二州所作山水游记为首，诗次之，其他散文又次之。盖其谪居山水之惟，有以促其写实文艺之成功也。例如《雍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云：“是山崒然于莽苍之中，驰奔云矗，亘数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诸山来朝，势若星拱，苍翠诡状，绮绾绣错。盖天钟秀于是，不限于遐裔也。”

　　《永州新堂记》云：“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危，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此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内。”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云：“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楩楠之植，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俛入绿缛，幽荫荟蔚。步武错迕，不知所出。温风不烁，清气自至。小亭狭室，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为病。”

　　《黄溪记》云：“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东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两山墙立，丹碧之华叶骈植与山升降。其缺者为崖，峭岩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停，来若白虹，沉沉无声，有鱼数尾，方来会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颏颔龂齶。其下大石杂列，可坐饮食。有鸟赤乌，翼大如鹄，方东向立，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石益瘦，水鸣皆锵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缓，有土田。”

　　《钴鉧潭西小丘记》云：“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常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

　　《至小丘西山石潭记》云：“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袁家渴记》云：“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楩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诗中所表现之写实主义者如《夏书偶作》云：“南州溽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云：“江雨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

　　《江雪》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其写谪居之景物风土，则有“枭族音常聒，豺群喙竞呀。岸芦翻毒蜃，溪竹斗狂犘。野鹜行看弋，江鱼或共叉。瘴氛恒积润，讹火亟生煆”。又如“海俗衣犹卉，山夷髻不鬟。泥沙潜虺蜮，榛莽斗豺獌”。又如《寄韦珩诗》云：“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

　　《岭江南行》云：“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此数语写岭峤气候物产，历历如绘。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云：“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写柳州二月风景之异，俨然一幅画团。盖宗元既贬柳永，幽居无事，目之所见，耳之所接，无非犵鸟萤花之景，断发文身之风。因之其写实主义之思潮，遂澎湃于其脑海中，思以矫健空灵之笔，写殊方异俗之景。其精心结撰处，实足以上继《水经注》之文，上开描写派之先锋也。

　　宗元所处之时代环境，既足以造成文艺上之感伤，写实之两大思潮，同时，讽刺、浪漫两大思潮亦因是而产生焉。

　　其讽刺思潮表现于作品，实渊源于《诗经》中之《国风》。所谓下以《风》讽刺上者是也。观其《渔者对智伯》则贪讽得而招敌者，《鹘说》则刺世之获其利而复挤之死者，《扑蛇者说》则刺横征暴敛之遗毒，《羆说》则刺不善内而恃外者，《宋清传》则刺世之趣炎弁寒者，《种树郭橐驼传》则讽烦令扰民者，《梓人传》则刺居官之贪财、旷职、忘其责任者，《蝜蝂传》则讽力少任重、不知早自引退者，《鞭贾》则刺在位者之肉食无谋、尸位素餐，《骂尸虫文》(文)则刺群小人以曲为直、以邪为正，《斩曲几文》则刺世之委曲求全者，《招海贾文》则讽世之行险侥幸者，《三戒》则刺世之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弱、窃时以肆暴者。盖子厚被谪，身居幽僻之地，满腔悲愤不平之气，无以发泄，故藉小品文字，用幽默、冷嘲、热诮之词句，而以寓言出之。东坡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之谓矣。故知藉文艺以发挥其讽刺思想，除元结、刘禹锡外，子厚实其一也。

　　至其作品中所表现之浪漫思潮，可以《天对》及《谪龙说》二篇为证。《天对》乃对答屈原之《天问》，而《谪龙说》则近于语怪。

　　《谪龙说》云：“扶风马孺子言：‘年十五六时，在泽州与群儿戏郊亭上。顷然，有奇女坠地，有光晔然，被緅裘白纹之里，首步摇之冠。贵游少年骇且悦之，稍狎焉。’奇女頩尔怒焉，曰：‘不可。吾故居钧天帝宫，下上星辰，呼嘘阴阳，薄蓬莱、羞昆仑而不既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谪来，七日当复。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俪也。吾复且害若。’众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讲室焉。及朝，进取杯水饮之，噬成云气，五色翛翛也。因取裘反之，化为白龙，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终。”此篇神秘意味，直透纸背。至此种思潮所以发生者，实以横遭贬谪，心烦意乱，于是神秘思想得胜焉。亦犹屈原被放之时，其文学之浪漫色彩特厚也。

　　宗元文艺思潮之影响

　　宗元为有唐文学大家，其文艺思潮影响于后世文学家者至巨。其“明道”思想影响于北宋者，为程朱等之理学家。彼辈受子厚思想之熏陶，渲染，以为文者所以载(連)﹝道﹞也。所谓“道”者，即圣贤之格言，载在简策，斑斑可考，璨然如日月星辰之丽天，亘千古而不可磨灭。是以宋代理学家之文章注重实用，于修身养性之学发挥特多，至于辞藻、音调、色彩则不暇及，以其文艺之末，犹枝叶也。究之，子厚之“明道”思想虽为其文艺思想之核心，然初未抹杀唯美文学也，特疾世之以模拟剽窃为文者耳。试观柳全集中，时带六朝之色彩，但能神而明之耳。至宋代理学家，则服膺韩柳之语，矫枉过正，举文艺中之美术、音乐、图画观念，一扫而空之，此其所以蔽也。

　　子厚之文本六经思想，影响于宋代者为南丰曾巩。巩受柳之影响，排斥情感文学，偏重理智文学，于是骚人之余风几无存焉。

　　子厚文艺上之感伤主义及讽刺主义之思潮，影响于宋代文艺界者，厥为苏轼。轼以诗文之故，被言者目为谤讪。曾下狱，以黄州专练副使安置，移汝州，后又贬谪惠州、琼州、廉州，其所处时代环境，与柳子厚将毋同，故其文艺中所表现之感伤情调与子厚相同，抑亦受子厚感伤主义思潮之影响也。例如苏之《谢量移汝州表》云：“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

　　《乞常州居住表》云：“臣漂流弃物，枯槁余生。泣血书词，呼天请命。愿回日月之照，以明葵藿之心。此言朝闻，夕死无憾。”又云：“一从吏议，坐废五年。积忧薰心，惊齿发之先变;抱恨刻骨，伤皮肉之仅存。”《惠州谢表》云：“故使虺聩之马，犹获盖帷;觳觫之牛，得违刀几。”

　　《吕化军谢表》云：“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巳!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又其贬谪后作诗云：“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其感伤身世，情见乎辞矣。

　　其讽刺思想受子厚之影响者，厥为小品文字。其作《河豚鱼》、《乌贼鱼》二说《序》曰：“予读柳子厚《三戒》而爱之，又常惮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盖而彰者。游吴，得二事于水滨之人，亦似之，作《河豚鱼》、《乌贼鱼》二说。”可知其受子厚讽刺思潮之影响矣。至于《日喻》《稼说》诸作，亦从子厚《说车》、《熊说》蜕化而来焉。

　　子厚讽刺主义之思潮影响于明，则为刘基。基所作《卖柑者》乃受之影响，两者目的均以讽在位者之尸位素餐，虚有其表，俨同乘轩之鹤，毫无实际用处。其《樵渔子对》，即子厚设《渔者对智伯》之变相也;《狮子图说》，即子厚观《八骏图说》之变相也。其所著《郁离子》十八篇，寓言居其泰半，无非欲藉文艺力量以讽当世，冀以针砭末俗。

　　子厚之写实主义思潮，其影响势力之伟大，更有过于上述两大思想潮者，于明则归有光、徐霞客受其影响，于清则林纾受其影响焉。归之文艺往往不厌琐屑，而言情景俱能逼真，其写实处酷似柳子厚。例如《项脊轩记》之“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其描写神景与子厚相似，可知其受子厚写实主义之影响矣。

　　徐霞客为明代山水诸记专家，游踪所至，天下殆遍。其写实主义之思潮，盖亦受子厚之影响焉。其描写天然山水，能穷形尽相，语语逼真。奚又溥《序》称其笔意似子厚。观其《徐霞客游记》一书，便知此言之不谬矣。

　　林纾为晚清文学后劲，自道寝馈韩柳文者数十年。其最高文艺理想，亦为《风》《骚》，与子厚之旨相吻合。集中游记诸作，在在可以表现写实主义之思潮。谓非受子厚影响，得乎?今姑举一二例以证明之。

　　纾记《翠微山》云：“翠微非名胜也。近龙王堂，林木始幽兰。山势下趣。望山上小树，皆斜俯如迎人状。肩舆转入林荫，始得一小寺。凭轩下瞰，老柏三数章，碧翳天日。有石级数十。所谓龙王堂，即在其下。细泉漾然循幽实渴小池。池鱼迎泉而喋，周以石兰。早月出树。间筛碎影于襟袖之上。”

　　《登泰山记》云：“山道曲折，莫纪其数。忽老翠横空而扑人。四望纯绿，则对松山也壁高于松顶。风沮，籁息，突怒偃蹇，幻为蛟螭，疏密自成行列。自期阳洞入十八般，殆马第伯所谓环道者，近南天门矣。石状意奇，松阵骈列，岩顶皆数百年物。壁势自下而斜上。纹作大斧，劈可千仞。磴道去壁寻丈，裂为深涧，不可下视。天门尤斗绝，石壁夹立，其顶巍然为鹏，为睥睨，为文人，为朽兀。”其描摹景物处，置之子厚《集》中，几莫能辨其真赝矣。

　　结 论

　　柳子厚之文艺中心思想为“明道”。其视文艺之作用，则为辞令、褒贬、导扬、讽论。是以不作无病而呻之文，不作剿袭，割裂之文，不作浮夸失实之文。而其表现于作品者，为写实主义、情感主义，故能多创作。此其文艺思想所以能支配数百年之文艺界也。盖得《诗》之六义、《骚》之□调。其屹然与障抗手，而称为散文大家者，宁有惭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