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民本思想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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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民本思想便已经出现。其统治君主对“天”极为崇拜，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天”主宰一切，它的道德责任就是保民，因此“天”代表的就是“民”的愿望。这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派推崇君权，崇尚礼义，宣扬仁政爱民，由于这适应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因而迅速崛起。“仁政爱民”这一鲜明的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曾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目》)。孔子重视民众疾苦，认为君主的统治基础就是民众，因此必须推行仁政，减轻赋税，爱民。在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孟子对其进行发展，使其迅速成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再次申明要与民修养。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君王应该高度重视民众问题。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己制》)更加阐明了君民的关系。儒家的人文精神和民本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视民生，保持百姓的安居乐业是政治生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源于孔孟之道，儒家的爱民，仁政思想对其的影响极为重要。他自身的经历在其民本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柳宗元出生前后，正是“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年代，唐王朝由盛转衰，政权不稳，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柳宗元少年时代，就随父亲来到长沙，九江一带，开始了解民间百姓的疾苦。“永贞革新”失败之后，一直被贬到永州司马。在命运转折的过程中，他深入民间，确切了解民众生活，批判统治者得暴行，先后写下《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著作。这种现实的经历更加丰富了他的民本思想，对民众生活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

　　柳宗元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以及社会现实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吏为民役”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官吏是“民之役”，他们是由民众所纳赋税来供养的，因此属于民众的雇工，仆役，必须为民众“勤心而劳力”，做到“讼者平，诉者均”，不可“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送薛存义之任序》)，否则理应被罢免，受处罚。在当时，柳宗元能够提出这种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二、柳宗元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鲜明的人民历史观。柳宗元认为人民主宰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兴衰。他继承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反天命、反天人感应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历代的君王受命于天的神学史观进行尖锐批评。他在《贞符》中说道:“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又说:“受命于生人之意。”对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观念进行深刻的批判。并且明确指出历史发展，王朝更替的决定力量在于民心。把民本思想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柳宗元“吏为民役论”和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成为继孟子之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最突出成就之一。

　　第二，朴实的为民服务观。柳宗元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人，官吏应该为百姓服务。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在这篇诗序中首先推崇范氏的论断。认为官吏是是人的仆役，在这里“人”还指同僚，上级，所以应该为人而服务，怎么能够不报答主人呢?这一观点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官者，牧民的思想框架。他在《送薛存义序》进一步丰富并完善了这一观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在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众，并鲜明的提出“民之役”“民可黜罚”的思想，官吏应该为百姓的仆役，必须为百姓勤恳办事。

　　第三，可贵的对民负责观。对于“受若值怠若事，又从而盗之”的官吏民众应该也有权利进行黜罚。“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从而又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苦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送薛存义序》)!在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众，并鲜明地提出“民可黜罚”的思想，百姓有权对官员进行惩罚。这对贪墨成风的封建官僚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警示。在吏治改革上应该善用循吏，从而公平、认真的为民办事。

　　最后，深刻的养民利民观。柳宗元认为应该顺应自然变化，充分给予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扰民。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说“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从养树之理中得出养民之理，要“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点明为政只要在于顺人之欲，随人之性，要充分利用条件，不仅要主观上“利民”，还要客观上真正做到“利民”。因此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与民休息。这种冲破时代限制的民主思想光辉对于当代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

　　三、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柳宗元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反对“君权神授”，认为政权的夺取与巩固在于民心，提出“吏为民役”，提倡“顺天”，“养民”。这一系统的民本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对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人民主宰历史发展，应重视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党在XX大上顺应社会发展形势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柳宗元历来认为政权的巩固与维持在于民心。他认为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在乎克怀于有氓，登贤庸能，濯痍煦寒，以廖以熙”(《贞符》)。即扫除社会的弊端，重视人民的安定。而唐朝之所以能兴起，是因为他初期的政治清明犹如“丕将霖雨，浚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冷风”(《贞符》)，天下才能大治。而唐中期以后失去了这种治国思想，一味“牧民”，为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而盘剥人民，以至造成黄巢起义，终于使唐王朝一蹶不振。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重视人民的力量，避免政治僵化，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权力在人民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应对人民负责，进行吏治改革。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并且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科学的干群、党群观点与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有异曲同工之妙。

　　柳宗元打破传统封建社会的“牧民”思想，提出“吏为民役”，认为官吏应该而且必须为民众认真办事。他的这一理论对当今的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也用深远的影响。柳宗元继承了法家韩非子的合理的法治观念，认为为相者理天下要“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梓人传》)，应该运用法制治理天下。并且在《送薛存义序》中他又明确提出“民可黜罚”的思想，如果官吏不能够认真负责的为百姓办事，百姓应该而且也有权力惩罚甚至废黜他。这种观念的提出对官员的行为也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第三，人民推动历史社会发展，应重视民生问题，促进人民自身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发展理论进行了科学而全面的论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做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科学的发展观显示了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对人民利益的保护。科学的发展观和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是对柳宗元的“顺天”，“养民”观点的发展与突破。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把种树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推及到为官治人，提出为政只要在于“顺人之欲，遂人之性"，即为政者应该从促使民众安居乐业的角度出发，尊重百姓的需求，满足民众的愿望，同时遵循生产生活的自然规律。为百姓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种树郭橐驼传》)，在这里，他又对一些“好烦其令“的官员进行了批评，指出虽然这些官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方式的不恰当最终导致吃苦受累的是老百姓，从中得出一个稳定而安全的环境对老百姓的重要性。这一观点不仅对封建官僚体制对民众的盘剥和压榨进行了抨击，而且更为难得是提出了“尊重人的本性”的人性观点，具有当代社会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意境，其历史意义不能说不深远。我们党高度关注发展民生问题，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更深刻的体现了这一点。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积累，而民族历史上的精神文明遗产更是今天我们的财富。虽然当今社会和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国家、政府的职能仍然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国家管理民众的基本职能更是没有改变。因此，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一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对当代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柳宗元的思想既富于理性思辨色彩，又充满现实主义气息。他的思辨水平、批判精神和文学才华在当时都是相当突出的。他批判继承了儒家中的民本思想，并吸收各思想派别的精华，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对其民本思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至今仍然闪烁着进步、民主的光辉。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从中吸取一些优秀的思想，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柳宗元简介

　　柳宗元(773819)，字予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以下是柳宗元人物简介，请考生学习。

　　贞元九年(793)中进士第，十四年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十七年任蓝田县尉，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见习御史)。二十一年正月，顺宗(李诵)即位，柳宗元积极协同王叔文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时为礼部员外郎。改革触犯了保守官僚、宦官、藩镇的利益，遭到反对，不到八个月就以失败告终。九月，王叔文等革新人物受到迫害，柳宗元始贬为邵州剌史，十一月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直到元和十年(815)春，才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出为柳州刺史。他在柳州颇有政绩，四年后死在那里。

　　柳宗元是政治改革家，也是中唐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和韩愈尊儒学、力斥佛、老不同，他尊儒学(最看重《春秋》，主张取圣人大中之道以为理)，却统合佛、道之长而弃其短，并认为韩愈辟佛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送僧浩初序》)。他能从势的发展来看待社会历史的进化，能从安民的角度来谈论吏治之道，这些在当时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柳宗元的古文理论比较完备，重要的有三点。一是认为文章要表现正确的思想内容，要能为时所用。他讲文者以明道，并要以辅时及物为道，且一再中言：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二是主张文章的内容、形式要统一起来，二者不能有所偏废。他既反对无乎内而饰乎外，也反对有乎内而不饰乎外。三是强调作家要有好的道德修养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他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又讲作文切不町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此外，他对古代文化遗产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主张参用其长，既吸收可取的思想资料，也利用各种文体(包括骈文、辞赋)的艺术形式。柳宗元这些观点对当列的青年习作者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虽不像韩愈那样公开和一些青年建立师生关系，但受他指教的人却相当多。他在长安，每日登门求教者几十人，到了南方，不少人还从千里以外到永州向他求教。柳宗元热心帮助他们，或口讲指画，或用函授方法解决疑难，大大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当然，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他创作的许多优秀的古文。这些优秀作品大都产生在他被贬以后。原因是长期谪居南方，使他对社会弊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形同囚犯的忧患生活使得他悲愤填胸，抑郁难平。再加上他这时有意识地研究了先秦两汉的古文，便使他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总的看，柳文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而又言畅而意美，显出俊杰廉悍、词气峻厉或幽郁隐微、峭丽精洁的审美特征。韩愈说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即含蓄不露，见《诗人玉屑》引《漫斋语录》)，刘熙载言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都说明它们具有内、外兼善的特点。他的论说文雄辩滔滔，凌厉峭折，大小政论无不笔锋犀利，论证精确。他的传记文善于刻划人物性格，有的是学习《史记》、《汉书》中人物传记的表现手法，有的则是自有创造。比如他的《梓人传》、《宋清传》，明显地吸取了唐传奇的特点，但又不是纯传奇。作者善于借立传来阐发道理。柳宗元是第一个使寓言成为独立文学形式的作家。他的寓言多以人、禽兽、草木的小故事为题材，有的反映作者的政治见解，有的宣扬人生哲理，寓意深远。山水游记是柳宗元对古代散文最出色的贡献，它们不但再现了南方自然山水的美，还写出了作者感情的微妙变化。这种借写被遗弃的山水以吐胸中之气的做法，把古代山水游记的写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柳文中还有不少骚赋，它们从风格到体制都受到屈赋的影响，在唐人中是不多见的。总之，柳文众体兼备，无论记山水、状人物、谈文章、议论政事、阐述哲理，皆能形容尽致，辩析入微，真是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

　　柳宗元有诗一百四十余首。其诗雅淡味深，和陶渊明、王维、韦应物并称。苏轼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评韩柳诗》)。又说诗到李、杜以后，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称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予思诗集后》)。

　　刘禹锡曾为柳宗元编《河东先生集》三十卷，原奉已佚，现存宋人辑本多种。今人吴文治等参校众本，编有《柳宗元集》四十五卷、外集两卷，另有外集补遗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