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人生理想在唱和诗中的体现

刘禹锡人生理想在唱和诗中的体现

　　刘禹锡辗转苏、汝、同三州，与闲居洛阳的白居易较少宴饮游赏，所以唱和诗风在闲适情调中融入了友情的温度，小编带来的刘禹锡人生理想在唱和诗中的体现。

　　刘禹锡一生屡遭贬谪，但自始至终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刘禹锡出生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对此他在文章中屡屡谈及:“父讳绪，亦为儒学，天宝末应进士。” “臣家本儒素”。儒家思想要求人有进取精神，鼓励个体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刘禹锡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入官为政人生观的影响，并树立起救世济民，善惠苍生的远大人生目标，为自己设计了入朝为官来实施治国安邦理想的人生道路。抱着“天资帝王宅，以我为关钥” 的政治理想，奋斗不已。青年时期三登文科的刘禹锡也确实有青云直上的气势，贞元十一年(795)，授太子宾客，贞元十九年(803)入朝为监察御史，受到当政者的重用。刘禹锡因此怀揣着一颗坚贞之心，要报效国家。在《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僚故》一诗中，刘禹锡写到“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隐逸之思也要让位于诗人的入世理想。永贞元年(805)，刘禹锡积极参与王叔文等人发起的政治革新运动，并受到王叔文的器重。《旧唐书刘禹锡传》载:“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尽，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能任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由此可见刘禹锡在这场影响全国的政治革新运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政治主张直接左右着运动的进展。他的治国方略与卓越才华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和展现，这是社会现实对其自我价值的最为有效地肯定。因此这短暂的仅有146天的由刘禹锡亲自参与的革新政治的宦海生活，是他一生为之自豪的最为光辉的一页，这种心态是支持他在获罪被贬的漫长岁月中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力量之一。他的政治理想也并没有因为一己的困厄而被放弃。在贬谪、外任的各个人生阶段，他还存有帝乡之思、报国之念。

　　永贞元年(805)八月，以顺宗“内禅”为标志，一度轰轰烈烈的政治革新运动彻底归于失败。随即，宪宗便大兴问罪之师，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集团的成员纷纷放逐出京。刘禹锡始贬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贬为朗州司马。惊诧之余，诗人将满腔愤懑化为一唱三叹的歌吟:

　　……伊余负微尚，夙昔惭知已。出入金马门，交结青云士。袭芳践兰室，学古游槐市。策慕宋前军，文师汉中垒。陋容昧俯仰，孤志无依倚。卫足不如葵，漏川空叹蚁。幸逢万物泰，独处穷途否。铩翮重叠伤，兢魂再三褫。蘧瑷亦屡化，左丘犹有耻……

　　这首题为《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当是刘经江陵，得会老友韩愈时所作，诗中有对自己的磊落心迹的剖白，又充满了对无辜被贬的不幸遭遇的怨嗟。但这种凄婉的心态并没有主宰刘禹锡的思想。他在《酬元九院长自江陵见寄》一诗中写到:

　　无事寻花至仙境，等闲栽树比封君。金门通籍真多士，黄纸除书每日闻。

　　诗题中元九指元稹，院长是唐人对监察御史的敬称。这是刘禹锡在元和五年(810)与元稹唱和的诗篇。刘禹锡此时在贬所朗州的司马任上。是年二月，东台监察御史元稹被召还长安，途经华州，“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捶击稹，伤面。”白居易在《论元稹第三状》中将当时情状描摹得更为清楚:“况闻刘士元踏破驿门，夺将鞭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这件事引起了当时朝臣们的普遍不满。但唐宪宗却包庇宦官，不仅不对刘士元等人予以责罚，反倒将元稹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其罪名是“稹年少后辈，务作威神福”。相似的人生经历，共同的气节品性，使两人以诗酬唱。但诗中并未流露出消沉低迷之状。

　　在二十几年的谪居生活中，诗人似乎从不把迁谪当作沉重的包袱背在身上伛偻前行。当新的生活在他眼前展现即便微弱的光亮时，他便毅然地和昨天告别。试看《尉迟郎中见示自南迁牵复却至洛城东旧居之作，因以和之》:

　　曾遭飞语十年谪，新受恩光万里还。朝服不妨游洛浦，郊园依旧看嵩山。

　　竹含天簌清高乐，水绕亭台碧玉环。留作功成退身地，如今只是暂时闲。

　　这首诗是诗人大和初在洛阳所作，诗题中尉迟郎中是尉迟汾。首联既是对故人又是对自己这十多年宦海生活的总结。元和十年，刘禹锡因《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语含讥讽”，得罪朝臣，而再次被贬。前后任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大和初归洛。而尉迟汾也在元和末年被贬，至大和元年被重新擢用。旧地重游，故然也曾引起诗人对被贬生活的些许感伤，然而，诗人并没有因此而颓靡不振。

　　两次遭贬都没有消磨掉诗人尽忠报国的初衷和志向，依旧渴望重返朝廷，一展抱负。

　　大和二年(828)春，大概由于受到宰相裴度的器重，刘禹锡被征回长安任主客郎中，充集贤院学士。他本以为自己又可以重整旗鼓，继续自己的革新事业。然而，政局却非常复杂。宦官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使正直的朝官无法立足的地步。大和三年(829)急流勇退的白居易称病归洛阳，主动要求做分司东都的闲官。大和四年(830)，裴度也被李宗闵排挤出朝，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刘禹锡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希望似乎很渺茫。按理说，他当时可以找个理由解官到洛阳息肩，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大和五年(831)，刘禹锡又由郎官出为远州刺史，先后任苏州、汝州、同州三州刺史。为朝廷发挥自己最后的余辉依然是他的梦想。在《酬令狐相公首夏闲居书怀见寄》中写到:

　　蕙草芳未歇，绿槐阴已成。金唯独酌，瑶瑟有离声。

　　翔泳各殊势，篇章空寄情。应怜三十载，未变使君名。

　　这首诗作于大和九年(835)，刘禹锡在汝州刺史任上，令狐楚为吏部尚书，太常卿。首联，诗人继承了屈原香草美人的写作手法。以蕙草喻己与故人。在这样一个芳香四溢，绿槐成阴的美丽夏季，诗人多想能有一个与自己对酒吟诗，互诉衷肠的朋友，然而现实却是自斟自饮，就连为了娱情的音乐也带着离别的伤感。颈联是对颔联的一种承接。以飞鸟鱼游比喻官场升沉进退。诗人深知政治仕途无法预测，发生在朝廷的“甘露之变”也不便谈论，这种相互往来唱和的诗篇只能记诉与故人的友情。即便如此，诗人在篇末对自己贞元中由郎官出守至今三十多年的贬谪、外任的仕途生活并未后悔。这首诗没有早年的豪情壮志，而是充满了认真的理性思索。

　　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即便倍受打击，即便步入晚年，他依然保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中，诗人写到:“明日汉庭征旧德，老人争出若邪溪。”仕途的艰难，体貌的衰老也没有使这位老人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仍怀着希望倔强地坚持着。在《酬乐天闲卧见寄》中还写到:“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瞿蜕园在《刘禹锡集笺证》中对此二句解释为:“盖同州地望素高，例为擢任节度观察之阶梯，禹锡不无冀望。且居易已有园宅在两京，而禹锡犹无一椽之寄，故不能如居易之早退。”刘虽也有经济原因而不能归隐，但是其政治怀抱才是他谢绝白居易相劝偕隐的最终缘由。由此可见，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一直占据着诗人思想的主导地位。

　　刘禹锡人生理想在唱和诗中的体现

　　刘禹锡是中晚唐时代的重要作家，政治上的永贞革新和诗歌界的诗豪美名共同铸就了刘禹锡的雄直形象。研究者多关注他的咏史诗、现实诗、乐府诗等，而其唱和诗也是构成他文学图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宝历二年（826）到他去世的会昌二年（842），即55岁到71岁的晚年，他的诗歌创作中将近70%都是唱和诗。刘禹锡晚年以诗酬唱的朋友圈包括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牛僧孺、李德裕、令狐楚、窦常等文坛、政坛翘楚。其中，62%的唱和作品是与同龄人白居易的酬和。故下文以刘白唱和为线索来梳理。

　　宝历二年55岁的刘禹锡和白居易初次相见，在这之后唱和诗交流日渐频繁。虽然早在元和五年刘白已经开始唱和，但数量非常少，平均一年不到一组。宝历二年冬，刘禹锡结束了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与白居易在扬子津首次相遇。白居易对刘禹锡前半生的贬谪充满不平和同情，“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共鸣诞生了名篇《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前半感叹“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悲怆，后半引吭“沉州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高歌。黄钟大吕的豪迈使白居易三年后记忆犹新赞不绝口，“‘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刘白唱和集解》），并据此类作品总结出刘禹锡诗歌的风格：“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诗豪”一评遂成为后世评刘禹锡诗风的定论。如宋人邵博已指出“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当白居易回顾与刘禹锡的唱和历程，“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刘白唱和集解》），确认了刘禹锡在创作和友情上对自己的重要意义，这就是流传后世的“刘白”并称。对此，正史和诗评家言之凿凿，早有定论：“（元稹）卒，（白居易）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新唐书·白居易传》）；“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五）；“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唱和集》耳”（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可见，唱和诗对于刘白这对诗友的意义是何等重要。

　　从宝历二年（826）到大和五年（831），刘白足未出两京，在宴饮欢聚、饯送酬赠的唱和中，刘禹锡以诗豪为底色的心态和诗风开始逐渐接受白居易的影响，有意识地收敛锋芒，趋向闲适。当白居易以自创的“中隐思想”为指导，分司洛阳闲官：“昔时蹙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长乐亭留别》）刘禹锡受到触动，也有心步其后尘：“九霄路上辞朝客，四皓丛中作少年……洛阳旧有衡茆在，亦拟抽身伴地仙。”（《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两京的唱和诗作以闲适的生活、调笑快乐的基调开始侵蚀刘禹锡的豪壮之气。

　　大和五年，白居易前半生的挚友元稹去世，刘禹锡也受到炙手可热的牛党排挤而出朝，外牧苏、汝、同三州。双方同时受到的打击促成了刘白晚年互为“排他式知己”的契机——“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寄刘苏州》）由于政治上的失望和苦闷，曾经坚强豪迈的刘禹锡在60岁的晚年逐渐更加坚定地接受白居易闲适隐居的思想：“终期抛印绶，共占少微星。”（《赠乐天》）“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醉答乐天》）“烟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到郡未浃日登西楼见乐天题诗因即事以寄》）刘禹锡倔强豪迈的诗风虽然并未完全消解，但只偶有发声。《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运用了诗豪式的语调高歌出不向命运屈服的奋进之音：“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当时李党暂处下风，刘禹锡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激励李党振奋精神，振臂一呼，以待运转。清人何焯赞叹刘禹锡至老不衰的顽强劲头：“梦得生平可谓知进不知退矣。”

　　大和五年底（831）到大和九年（835）的四年间，刘禹锡辗转苏、汝、同三州，与闲居洛阳的白居易较少宴饮游赏，所以唱和诗风在闲适情调中融入了友情的温度。刘禹锡《秋夕不寐寄乐天》：“何人谙此景？远问白先生。”白居易《酬梦得秋夕不寐见寄》：“何言千里隔？秋思一时生。”人虽远隔南北，情却不分西东，这份友情在互诉衷肠般的轻言慢语中透露出重于千钧的深沉，且只限于双方。又如白居易《立秋夕有怀梦得》：“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所思渺千里，云外长洲城。”刘禹锡《酬乐天七月一日夜即事见寄》：“外物岂不足，中怀向谁倾？秋来念归去，同听嵩阳笙。”脉脉友情温暖着两个知交的心灵，这种温暖甚至已经演变为互相依靠的一种惯性力量：“独吟谁应和？须寄洛阳城”（刘禹锡《冬日晨兴寄乐天》）；“诗成遣谁和？还是寄苏州”（白居易《初冬早起寄梦得》）。人生的晚年，政治的困境，重重的压力下，刘白最有温度的友情，在唱和诗中弥漫着馨香。

　　也正是这种惯性，与刘禹锡倔强和刚强的性格发生了最后的交锋，带来刘禹锡最终出处矛盾的抉择：“背时犹自居三品，得老终须卜一丘。”（刘禹锡《酬乐天见寄》）“还思谢病吟归去，同醉城东桃李花。”（刘禹锡《郡斋书怀寄河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这一受白居易影响而产生的退隐优游卒岁的念头与秉性中“愿托扶摇翔碧虚”的矛盾，在大和九年的政局动荡——甘露之变后顺其自然而化解，刘禹锡出处的摇摆、创作的转向最终尘埃落定，而与白居易合流——分司洛阳，闲散至终。

　　甘露政变后，从开成元年（836）到会昌二年（842）去世，刘禹锡在洛阳和白居易、裴度、令狐楚、李德裕频繁唱和，集中呈现了诗酒赏玩、叹老调笑的晚年生活。在洛阳，刘禹锡与白居易、裴度等核心诗友们过着悠闲的半隐居式生活，因此多有诗酒宴集和酬和赏玩之作。比如开成元年刘禹锡一回洛阳，就迫不及待要和老友们诗酒欢聚，正巧裴度的别业绿野堂刚建成，三人纵享会聚之乐。《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新恩通籍在龙楼，分务神都近旧丘。自有园公紫芝侣，仍追少傅赤松游。华林霜叶红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刘诗将裴度比作谢安，又盛赞他们的宴会比谢安的江左风流有过之而无不及。白居易《喜梦得自冯翊归洛兼呈令公》：“上客新从左辅回，高阳兴助洛阳才。已将四海声名去，又占三春风景来。甲子等头怜共老，文章敌手莫相猜。邹枚未用争诗酒，且饮梁王贺喜杯。”白居易对“甲子等头”的老友归来表达了热烈欢迎，终于可以朝朝暮暮相伴，对于刘白来说意义重大，“文章敌手莫相猜”即以诗相互唱和交流甚至比拼的知己非对方莫属。开成二年，刘、白、裴等又于三月三日修禊洛滨，“群贤胜会稽”，赋诗游乐，“墨客竞分题”，盛况堪比兰亭。

　　走向人生终点的六年，刘禹锡最终完成了晚年思想和诗风的转变。如白居易《题酒瓮呈梦得》：“若无清酒两三瓮，争向白须千万茎……更拟共君何处去？且来同作醉先生。”刘禹锡《酬乐天偶题酒瓮见寄》：“门外红尘人自走，瓮头清酒我初开……何幸相招同醉处，洛阳城里好池台。”浅近直白的语言，叹老游宴的主题，闲适无奈的心态，不仅共同筑牢了“刘白”的并称，刘禹锡的形象也在晚年悄然彻底改容。又如白居易《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无人解相访，有酒共谁倾？老更谙时事，闲多见物情。只应刘与白，二叟自相迎。”刘禹锡《酬乐天晚夏闲居欲相访先以诗见贻》：“酒醅晴易熟，药圃夏频薅。老是班行旧，闲为乡里豪。经过更何处？风景属吾曹。”刘禹锡对白居易的回应，题旨重复、辞藻雷同、思想相近，可见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全面合流。

　　在最后一个时期，刘禹锡和白居易视对方为排他式知己，“唯君比萱草，相见可忘忧”（《赠乐天》）。白居易也惺惺相惜：“借问萱逢杜，何如白见刘？”（《酬梦得比萱草见赠》）萱草和杜康的消忧解闷，终不及同年同白头的岁月沉淀。在隐逸式的闲居状态下，刘禹锡既消解了豪壮的心性，又通过反复吟写将晚年的诗风改辙为“闲适”，而这正是白居易诗风影响的体现。

　　总之，刘禹锡晚年主要创作唱和诗，以叹老调笑、闲适游赏的日常生活为内容，不再如以往关注时政刻意讽刺。“诗豪”形象的消解既是中晚唐时政大潮的客观裹挟，也是他出处思想的主观选择。而刘禹锡晚年从出处选择到精神思想、从诗歌形式到诗歌风格的选择和转变都与他最主要的诗友白居易有密切关系。正是与白居易的唱和诗，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了刘禹锡人生心态和创作风格的改变，这个改变既属于刘禹锡个人，也预示了晚唐时代的到来。（作者：赵乐，系内蒙古元代文学研究基地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