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旷达情怀 “旷达”一词可以说贯穿了刘禹锡的一生,旷达情怀也可以说是属于刘禹锡的特有情怀。 刘禹锡,字梦得,是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位杰出的作家。长期的贬谪生活,颠沛流离之中总是在生活的点滴之间发现常人难以觉察到的高远境界,这在其诗歌作品中有很好的体现……
刘禹锡的旷达情怀
“旷达”一词可以说贯穿了刘禹锡的一生,旷达情怀也可以说是属于刘禹锡的特有情怀。
刘禹锡,字梦得,是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位杰出的作家。长期的贬谪生活,颠沛流离之中总是在生活的点滴之间发现常人难以觉察到的高远境界,这在其诗歌作品中有很好的体现,他的很多诗歌中就表达了高远旷达的心境和坚强的意志。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记叙了他至寺院之中品尝新茶的情景,“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
来,白云满碗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这首诗作于大和六年(832年),刘禹锡任苏州刺史之时,一位六旬老人面对半生来的贬谪生涯,没有过多的回顾与悲愤,而将生活中最最美好的部分表现在诗作中,实属难能。
在刘禹锡眼中,贬谪不再满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怨尤,而成为一次很好的磨砺,且看《秋词二首》“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自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到汉无名氏《古歌》的“秋风萧萧愁杀人”,再到杜甫《登高》的“万里悲秋常作客”,历代文人都沿袭着悲秋的传统,特别是在人生遭遇挫折之时,更是如此,刘禹锡却恰恰相反,以一句“我言秋日胜春朝”响遏行云,在他看来,春天是无法与秋日的山明水净相提并论的,登高而招,诗兴也随鹤影直达重霄。全诗洋溢着一股浓郁的乐观向上的情绪。
如他的名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郡翻似烂柯人。沈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其时刘禹锡经过二十三年、两度贬谪,再次被召回京,途经扬州,巧遇白居易,白居易写下《醉赠刘二十八君》,末句为“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深深的慨叹刘禹锡身负才情,却多舛的命运。而刘诗“到乡翻似烂柯人”句用王质烂柯的典故,既暗示了贬谪时间之长,又表现了世态的变迁,他心情怅惘,满是回归之后的疏离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以沉舟、病树来比拟自身,固然感到惆怅,而沉舟之侧,有千帆竞发;病树之前,正万木皆春,又表现了其达观的处事态度。
在刘禹锡晚年,开成二年(837年)春,与令狐楚的酬答中,写下“唯有诗兼酒,朝朝两不同”(《令狐相公频示新什早春南望遐想汉中因抒短章以寄诚素》)的诗句,可见在被贬谪回归之后,诗与酒构成了诗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主题,他具备魏晋时期真名士之风流态度,愈来愈使人感受到他绵延一生的独特的旷达气质。
刘禹锡长期的颠沛流离,由朗州至连州,由夔州到和州,历尽艰难,但是他却不像屈原一般,将是否身处帝京作为穷通的表现,而是以旷达闲适的心境去体会身边种种,其心如一汪池水,不胶于外物。
如在《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中,他写道:“曾向空门学坐禅,如今万事尽忘筌。眼前名利同春梦,醉里风情敌少年。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撩乱碧罗天。心知洛下闲才子,不作诗魔即酒颠。”这首诗作于宝历元年(825年)春,诗人时贬和州,
但是纵观全诗,我们却丝毫找不到一点点横遭放逐、惆怅难排之感,相反,看到的却是春日里芳菲满园的野草、香花,撩乱心境的柳丝、柳条,一“红”、一“碧”相对而出,如此鲜艳的着色可见诗人同样明快的心境。多少年的被贬生涯,使得诗人“万事尽忘筌”,眼前的是非名利如同一场春梦,烟消云散,千古失意之人谁能至此?
在其被贬期间,刘禹锡身处荒僻之所,他满眼陌生的景物也抹上了诗人心中的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刘禹锡笔下的景物也大多感染了诗人悠游、旷达的气质。
王叔文曾称刘禹锡有宰相之才,但遭逢“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永贞之贬,给了刘禹锡致命的打击,他内心的伤痛是无可言表的。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响异。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栗,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面对这样的“悲愁惴栗”,与他当年“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日复千信(《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得意和煊赫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因此,要说怨恨、沉沦或遁世,刘禹锡应该是最有理由的。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志,没有沉沦颓废,更没有沉浸在鸣冤叫屈、倾泄激愤的消极情绪之中,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表现出一种悲而不哀、怨而无悔的高风亮节。纵观刘禹锡的一生,是饱经忧患的一生,但他展示给后人的,却更多的是他的旷达、超然的人生哲学。人们在同情他的际遇的同时,也歆羡他不胶于外物的闲适,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中说:“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香山诸老,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盖道其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