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唱和诗创作的主客观条件

刘禹锡唱和诗创作的主客观条件

　　刘禹锡是中唐杰出的诗人，受当时唱和之风影响,创作了大量的唱和诗。

　　在刘禹锡819首诗中,唱和诗约为250多首,占1/3左右。目前对刘禹锡唱和诗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而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文集整理、作家作品以及问题争鸣三个方面。在作家作品研究中,又多关注于刘禹锡的生平、思想和咏史诗、讽刺诗、民歌体乐府诗上,而对其唱和诗的关注还比较薄弱,对刘禹锡创作唱和诗的原因还鲜见报道。本文试图对刘禹锡唱和诗创作的主客观条件作一番探悉,以此了解刘禹锡唱和诗创作的缘由。

　　一、 刘禹锡唱和诗创作的客观条件

　　(一)社会环境

　　中唐德宗、宪宗等皇帝好文,尤其是在位时间长的德宗,把初盛唐就有的好文风尚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贞元、元和时期,进士科达到最繁盛阶段,名公大臣好多出于进士科。而进士科考试,主要取决于诗赋,文辞优劣在主考官选人中居于决定性地位。刘禹锡有诗819首,唱和诗约有250多首,占30%左右。正是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刘禹锡留下了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的唱和诗篇,成为古代诗歌领域的一块瑰宝。

　　(二)元稹、白居易的唱和影响一时诗坛的创作风气

　　元稹、白居易都是唐代著名诗人,一直以“元白”并称于世。二人“死生契阔三十载,歌诗唱和九百章。”① 他们的唱和始于贞元十八(802)年,止于大和五年(831)元稹去世,历时三十年,唱和之作逾千首。

　　元和初年,元、白唱和以讽喻诗唱和为主,多采用古体诗形式,两人毫不避忌,直抒胸怀,交换对时局的批评意见,诗意明白显露,语言浅易流畅。从唱和诗单篇来说,它们是元白唱和诗中思想性最强的部分。

　　二、 刘禹锡唱和诗创作的主观条件

　　(一)互相学习、互相追慕的崇拜心理

　　原唱作者寄出诗作,和诗者往往因为一首诗独特的内容、风格或新奇的表达手法而被吸引,产生强烈的心理认同和学习模仿原诗的创作心理。这时候,和诗者对原诗的欣赏认同是产生和诗冲动的基础,欲学习模仿并企图超越对方的心理则成为其内在的动力。这种崇拜心理集中体现在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活动中。刘禹锡与白居易堪称中唐杰出的诗人,他们的诗歌特色是各有千秋,各具风格。白诗平易浅切,且有情韵;刘诗凝炼含蓄,且有神妙。在一往一返的唱和过程中,两人互相学习,互相追慕。使他们的诗歌创作都有所提高。白居易在《与刘苏州书》中云:“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又有一段描述:“乐天自言其与微之时文之病……盖乐天平日之所著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由此可见,两人在相互崇拜心理的驱使下,互相学习,提高了自身的创作技巧。

　　(二)传情达意、表达思想的'沟通心理

　　诗之唱和,不是人们刻意所为,而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就诗本身而言,它天然具有此一功能;就诗作者来说,他又天然具有这种渴求。早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就提出诗“可以群”的观点,并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而诗又是诗人“志之所之”,情感抒发的结果。“情动于中”,正是通过诗去“嗟叹之”,“永歌之”,诗已成为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人们很早就把诗歌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交流工具和社会交际工具来使用,诗之唱和正是这种功能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通过诗歌的互相酬唱所表达的劝勉、慰藉之情对于诗人相当重要,迭吟递唱之下,刘禹锡正是在这种心理需要的感召下进行唱和诗创作的。

　　(三)以韵相挑、示才过人的竞争心理

　　阿德勒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受“向上意志”的支配,人天生就有一种追求优越的倾向 。文人诗歌的唱和行为就有向对方追求优越的心理倾向。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云:“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一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他们在唱和中普遍存在争胜的心态,在唱和这样一往一返的较量中,势必要求唱和双方在诗艺才学上苦心积虑,力求在立意、诗才、用韵等方面创新出奇,以胜过对方,获得超越对方的喜悦与满足感。

　　元稹、刘禹锡、韦楚客会于白居易宅,论南朝兴废事,白居易倡议各赋《金陵怀古》诗一篇,“刘骋其俊才,略无逮让,满斟一巨杯,请为首唱。饮讫,不劳思忖,一笔而成。白公览诗曰:‘四人探骊,吾子先获其珠,所余鳞甲何用?’三公于是罢唱。但取刘诗吟味竞日,沉醉而散。” 这便反映了诗歌唱和中诗人互相争胜的心理。

　　(四)游戏娱乐、风雅应酬的慕闲心理

　　诗人于从政闲暇或退休时追求自适。紧张、繁乱的从政生活及宦途荣辱中感受到的烦恼在诗酒唱和的游戏、娱乐中得到调节。中唐时期,唱和诗的社交功能增强,唱和诗成了诗人间交往应酬的工具。“白乐天洛中高退十有余年,度日娱情,惟诗与酒。追游唱和,著在文籍。”裴度大和八年(834)暂居洛阳,“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游之。” 刘禹锡开成元年(836)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这一时期,由于诗人享有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又闲居洛阳,无所事事,文酒之会的圈子便对他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终于藏掖起早年的犀利锋芒,转而萌发了明哲保身的思想苗头。便形成追慕闲适的心理。“热衷于征管逐弦,陶醉于诗酒风流。”⑩创作了很多应时、应节、应景、应宴的唱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