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创作的诗歌用色分析

刘长卿创作的诗歌用色分析

　　刘长卿的诗多写贬谪飘流的感慨和山水隐逸的闲情。擅长近体，尤工五律，曾自称为“五言长城”。风格含蓄温和，清雅洗炼，接近王孟一派。 他的诗歌风格是如何的?

　　一、刘长卿诗歌用色特点

　　在刘长卿的诗中，多次写到他追求的是“清”“静”“冷”的意境，这种心态反映在诗歌的语言色彩上，就是他习惯以清疏平淡之色去描绘景物。笔下之色取决于眼中之色，而眼中之色是由心中之色决定。内心情感的变化导致刘长卿视角的变化，这种变化又通过诗作中使用的色彩展现出来。刘长卿诗歌中的色彩极为简洁，尤其喜用冷色调，艳丽的色彩较少，对青、白等清冷色调运用自如，随意点染。青、白二色在诗歌中的大量运用，让人感觉分外清净，给人一种庄严肃穆，悠远宁静，苍苍茫茫的意境，使人的心境趋于淡泊平和。据笔者初步统计，刘长卿诗中出现最多的几种色彩依次是：白(161首)，青(111首)，黄(39首)，绿(36首)，碧(15首)。其中青和白还经常组合出现，营造出悠远苍茫的意境：

　　1.白色。在刘长卿的诗歌中，白色是出现频率最高的颜色，其中又以“白云”为最常见意象，频频出现，数量非常之多。白色一般给人一种纯净之感，白云也是，而且它又那么悠然自得、无拘无束，身处俗世的人又怎能不羡慕呢?就像隐士总是喜欢隐于青山，而仙人则总是伴着白云。如“世交黄叶散，乡路白云重”(《和州留别穆郎中》)、“远客回飞锡，空山卧白云”(《送方外上人之常州依萧使君》)、“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拜手卷黄纸，回身谢白云”(《淮上送梁二，恩命追赴上都》)、“白云留永日，黄叶减馀年”(《初到碧涧招明契上人》)、“白云留不住，渌水去无心”(《送道标上人归南岳》)。

　　2.青色。青色是刘长卿诗中出现频率仅次于白的颜色，“青山”“青松”“青溪”“青苔”“青枫”“青襟”等等一系列词语因为“青”的修饰营造出一种淡雅宁谧的意境。“青山”是最常见的意象，刘诗中的“青山”还经常带着些许“惆怅”。或许诗人心里眼里的青山并不只是宁静秀美的，更是苍茫深沉的。如“青松临古路，白月满寒山”(《宿北山禅寺兰若》)、“惆怅青山路，烟霞老此人”(《赠秦系征君》)、“惆怅江南北，青山欲暮时”(《瓜洲道中送李端公南渡后，归扬州道中寄》)、“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送灵澈上人》)、“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游休禅师双峰寺》)。

　　3.青加白。青和白的搭配在刘诗中比比皆是，几乎可以看作是其背景色，也可以认为是其主色调。青和白出现频率如此之高，一方面是由于青、绿、白本来就是自然山水的基本色，用来描绘景物自然清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三种颜色都属于冷色调，在视觉上没有那些艳丽色彩所带来的喧嚣感，而是给人一种清幽悠远的感受。青白组合形成单纯宁静的对比，醒目又不张扬，宜于表现富有诗意的情景。如“白首此为渔，青山对结庐”(《过鹦鹉洲王处士别业》)、“旧路青山在，馀生白首归”(《北归次秋浦界清溪馆》)、“悠悠白云里，独住青山客”(《寄龙山道士许法棱》)、“向郭青山送，临池白鸟看”(《过邬三湖上书斋》)、“沧海天连水，青山暮与朝”(《送齐郎中赴海州》)、“青山春满目，白日夜随舟”(《送勤照和尚往睢阳赴太守请》)。

　　二、刘长卿偏爱清冷色调的原因

　　纵观刘长卿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偏爱冷色调，尤其喜爱青和白，在诗歌中总是营造出一种清冷的氛围，这与刘长卿的性格、经历和交友有着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坎坷的仕途生涯

　　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说刘长卿“有吏干”，但是“刚而犯上”，因此“两遭贬谪”，由于刘长卿这样的性格，他一直不得重用，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刘长卿的仕宦生涯非常坎坷，他在壮年时因为被诬陷曾经两次被贬，甚至还有过牢狱之灾。两次贬谪时间加以来约有17年，这对于一个拥有雄心壮志的青年来说是致命的，他把自己对奸吏的怨恨、蒙受冤屈的愤怒、对君主的失望等等都写进了他的诗里，如“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斗间谁与看冤气，盆下无由见太阳”，但是渐渐地他反而看开了，一种想要摆脱世俗纷争、寻求彻底解脱的心情出现在他的诗里，如“南归犹谪宦，独上子陵滩”“地远心难达，天高谤易成。羊肠留覆辙，虎口脱余生。”

　　此外，刘长卿所处的时代是盛唐向中唐转变的时期，安史之乱大背景下，诗人也很难再有盛唐诗人那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刘长卿经历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所带来的伤害和疲惫，国家和自身的不幸遭遇让他的心灵因此变得黯淡。所有这些因素都是造成刘长卿心绪黯淡的一个重要方面。

　　2、与僧人交往密切

　　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传播与融合，慢慢地进入中国本土环境，形成儒释道三者融合的共同体。而中国文人自古就对儒释道思想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他们容易在佛教思想中找到与自己思想的契合点，对佛教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刘长卿也是其中一个，他有很多佛门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对于远离世俗生活的渴望，这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出来。前人对他诗中涉佛的篇目和情况，已经有过细致统计。在他现存的510首诗中，与僧人交往的诗有60首左右。佛教思想对刘长卿诗歌创作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他早年的诗作中体现佛教内容的并不多。较早体现刘长卿对佛教认识的诗作是《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其中提到一些佛家常用语，如“万法”出自《五灯会元》“一心不生，万法无咎”。诗中强调“空”的思想，突出佛教观念对官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也表达他在美妙的佛境中流连忘返之意。可是，刘长卿在这里传达出的信息更多的是士大夫生活情趣的一种补充，表明他对佛教的认识尚处于比较粗浅的状态。两遭贬谪，诗人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诗作中除了表达自己极度的愤恨以外，还记录了佛教带给他的心理慰藉。

　　如《狱中见壁画佛》，诗中“不谓衔冤处，而能窥大悲”，是说虽然自己被诬陷入狱，但是却也因此得以窥见佛理的感召力量。诗人还说“幸亲方便力，犹畏毒龙欺”分别化用“方便力”和“毒龙”的佛家语汇，把人生遭逢的不幸比作佛教里的毒龙，佛教更成为帮助化解苦难的救命稻草。刘长卿的诗中还有很多记录他受佛理影响的感悟，如“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静渚，春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由景入情，到由情入禅，再到最终的相对无言，刘长卿从一路延伸的景物里悟到了佛理万物为“空”的真谛，这种感悟与诗僧的体悟相比，恐怕是毫不逊色的。此外，由于佛教超凡脱俗的境界对处在尘世困境、难施抱负的刘长卿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尤其在他的贬谪生活里，摆脱俗务、委身山林的念头时有浮动，因此他的诗中还有不少表现佛家隐逸思想的，如“久被浮名系，能无愧海鸥。”(《松江独宿》)慨叹自己常年受到世俗功名的牵绊，没能保持平静心态，又如“世事终成梦，生涯欲半过。白云心已矣，沧海意如何。”(《同美睿题式微余干东斋》)世事不过是梦幻，自己心已死，面对无奈的现实又能如何?流露佛家的消极隐逸思想。

　　生活的磨砺不仅使刘长卿心境上更趋于平稳，也使他对佛教的认识更进一步，积极吸收超脱心物的观念，而诗歌在意境上也更明显地走向幽寒孤寂。佛教间接地成为刘长卿思想上的止痛剂，在他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中，佛教对他思想上的影响是细水长流、不断加深的，并对他空灵清幽的诗歌风格进一步渗透。佛教思想中的空静观已经慢慢渗透到刘长卿诗歌的思维模式中，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境界，是诗人晚年平静内敛心境的折射，同时也是佛教思想间接渗透的结果，提升了诗歌的价值。

　　方回谓刘诗曰：“长卿诗细淡而不显焕，观者当缓缓味之。”这种细淡与刘长卿诗喜用清冷色调有直接关系，淡远的意境和心情使其诗歌中的色彩以冷色调为主，而深深的惆怅则使诗歌中的色彩时常带有苍凉、伤感的气息。究其原因，正是坎坷的人生经历把刘长卿推向佛教，也正是佛教思想逐渐的渗透，使刘长卿的诗歌呈现出清冷淡泊的特点，而为了表达心中那份淡泊宁静的心志，刘长卿在诗歌中便经常使用清冷的颜色。

　　刘长卿诗歌中的悲剧意识

　　历数中国古代文人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赫赫有名的大诗人之所以能做出流传千古的好诗都与其所处时代的背景和人生阅历有很大关系，不同时代、不同际遇所造就的诗人以及其诗歌创作的风格都不一样。那么在盛产诗人的唐朝，除了盛唐气象和晚唐之悲，处在唐朝由盛转衰转折点上还有一位诗人，在历尽了繁荣强盛之后，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经历在诗歌史中诗歌唱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个人就是刘长卿。

　　纵观刘长卿的诗歌创作，我们多能感受到其诗风的寂寞感与深深地悲剧意识。悲剧意识在唐代诗歌创作发展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对自然天道无常的怀疑，上下求索而不得所形成的自然悲剧意识;对时光易逝、岁月无情所形成的生命悲剧意识;对追逐功名、怀才不遇、官场失意所产生的政治悲剧意识;对远离故土、漂泊无依而没有归属感所形成的人生空漠之悲······而关于悲剧意识，不论东西方都认为其核心在于对不可抗因素或者命运所表现出来的不满而进行的抗争与追求。在唐代诗人中，刘长卿就是悲剧意识的典型代表之一。

　　诗如其人，这与刘长卿的悲观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曾说过：“才性异区，文辞繁诡”[1]，这说明作家个性之不同将形成作品风格的差异。正是由于其个性的悲剧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的风格，使他的诗歌从整体上看倾向于一种悲剧之美。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性格上的悲观呢?这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一)、家境清贫之苦：

　　刘长卿对家庭生活的描写常见于创作的诗歌当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家境的贫寒与清苦：其诗《酬包谏议见寄之作》：佐郡愧顽流，殊方亲里闾。家贫寒未度 ，身老岁将除。过雪山僧至，依阳野客舒。药陈随远宦，梅发对幽居 。落日栖鹗鸟，行人遗鲤鱼。高文不可知，空愧学相如[2]。就透露刘氏晚年生活的情景与心境，诗人不仅晚年过着清贫的生活，其早年的生活也未见得丰裕。初年的家寒凝炼了诗人刚愎自用与沉郁的性格，清寒生活培养了诗人刻苦耐劳、自命清高与坚韧刚强的性格 。

　　其《睢阳赠李司仓》：云白露变时候，萤声暮啾啾。飘飘洛阳客，惆怅梁园秋。只为乏生计，尔来成远游。一身不家食，万事从人求。且喜接余论，足堪资小留。寒城落日后，砧杵令人愁。归路岁时尽，长河朝夕流。非君深意愿，谁复能相忧?[1]我们可以看出诗中表达了他流离浪迹陌生之地的心情。生活的痛苦加深他生存的悲剧感，而他的欲求导致他困在曲折的命运里。“而我倦栖屑”，是指他为了生活困苦而奔波劳碌，同时为了科举的事，一年复一年来回奔走应考 。

　　至于，生计住宿皆需要费用。“ 穷居长蓬蒿

　　”自居的处所长满蓬草，是简陋生活的.写照。显然，诗人未及第 ，必须面对生活的贫苦,为了谋生之计远游异地，乞求亲友的资助，所以家境的贫穷也是促使他早年矢志苦读、争取功名的原因之一。因此可说这种人生经历所带给他的某种程度上的早熟使他更能体会人生中别人所不易察觉的东西，对于人情冷暖体会的更加深刻，这种早熟与敏感体现在诗歌当中就是一种颇为悲剧性的感伤。

　　(二)、科举不第之怨 “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文人植入骨髓的观念。

　　刘长卿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希望能通过科举之路一展宏图，从十八岁到三十多岁，他一直为科举奔忙，但却屡试不第。其间，屡经科场失败之折磨的他曾在 《落第赠杨侍御》诗中云：“念旧追连茹，谋生任转蓬。泣连三献玉，疮惧再伤弓。[4]”全诗刻画出了一个屡困屋场的寒门书生如惊弓之鸟般无枝可栖、报国无门的尴尬。咏物诗《杂咏八首》，更是明确表明了自己怀才不遇，渴望被人引荐的强烈愿望，是典型的投卷之作。以下两首则更加强烈地表达了这类感情：“此地常无日，青青独在阴。太阳偏不及，非是未倾心。”《游南园偶见在阴墙下葵因以成咏》“百丈深涧里，过时花欲妍。应缘地势下，遂使春风偏。”《入百丈涧见桃花晚开》作者自比为阴墙下葵花和涧底之桃花，因地势原因，得不到阳光和春风的眷顾，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与众花争妍，此时诗人的感情亦不仅仅是渴望，更多的是愤懑，对现实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此外。刘长卿作有代言体宫怨诗，借不幸失宠妃子和宫女之口来表达自己不遇的感受，如《王昭君歌》《昭阳曲》《长门怨》《上阳宫望幸》，诗风凄清，可见作者对君王社稷的一片“痴心”，同时也反映出封建社会文人的凄惨处境，一直追求而不得的悲愤。

　　(三)、乱世流离之悲

　　经历了多次科举不第的刘长卿终于在他32岁时中进士第，但是还没有得到官做，安史之乱便爆发了，玄宗带领一帮大臣仓皇出逃，刘长卿不得已， 只有南奔，后流落苏州、扬州一带。至德元载，肃宗即位。第二年，宰相崔涣宣慰问江南，兼知选贤举能并补授官吏。刘长卿才终于获得苏州属县之长洲县尉之职，第三年曾摄海盐令。 但因为他为官刚正不阿， 被贪官污吏诬陷而被捕入狱。 后来，适逢大赦才得以重见天日。 上元元年被贬到潘州做南巴县尉，但没有到任，得以漫游江南，约于广德元年至大历初年，方入朝为殿中侍御史。大历四年，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为观察使吴仲孺诬奏犯赃，被贬为睦州司马。后来迁为隋州刺史。建中三年因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作乱遂辞去官职，客居扬州乡村。他大约卒于贞元六年。综观刘长卿的一生，在诗人约65年的生命历程中，贬谪事件占去了约16年的时间，影响了他的一生。

　　多次应举不第， 及第后又恰逢安史之乱， 在乱离中奔命。安史之乱后， 方得做官， 但又命运多舛，两遭贬谪，虽最终官至刺史，却又因为身处乱世，疲于兵灾而无所建树，最终终老江湖。可为不幸之甚矣。严酷的现实投射在诗人心中身上，使诗人密切地关注自己身边的琐事和分合聚散，而对于年轻时期保家卫国，造福黎民的志向逐渐淡化而至于无。这种变化反映在是做上就是诗歌在是做上就是个体生命意识的回归和悲剧意识，从他的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他被贬谪漂流的感慨和退居山林的山水隐逸的闲情，以及大量的赠送之作。如《别严士元》、《送灵澈上人》、《寄万州崔使君》 等，多写离别之情，关怀之意，以及朋友间的深厚友谊，还有怀念已故朋友之诗而与社会现实无关。

　　正是以上原因导致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和具有悲剧意识的创作风格，这种“悲”体现在诗歌中也有不同的特点：

　　(一)、离别之悲：刘长卿交友广泛，友人中有晚辈，亦有官场上患难之交，也有方外之士⋯⋯他生性厚道，无论贫贱他都真诚待之，尤其是曾有恩于自己的故人。其诗集中仅表达与亲朋之间离情别绪的就有250首之多，约占其全部诗歌的一半。这源于其忠厚的品行，但跟作者人生坎坷、长期过着不如意的日子也有关。如《送裴郎中贬吉州》《重送裴郎中贬吉州》两首诗中的裴郎中被远贬他乡、身处逆境，人情冷漠的世人唯恐避之不及，同在贬途、自身难保的刘长卿却用一颗真心去抚慰对方，热情地一送再送，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患难之交见真情，真挚的友情成了他生活的支撑点之一，一旦离别来临，作者的心情就异常忧伤，充满想留却留不住的无奈。

　　(二)、漂泊之悲：安史之乱起，诗人南奔，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除安史之乱结束后曾回过一次京城长安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南方度过，直至老死。一生漂泊，孤苦无依，多感的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乡愁伴其度过了一生的大半岁月，尤其是到了晚年，这种感情更是炽烈。他的《新年作》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1]”每逢佳节倍思亲，新年来临，作者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思念家乡的心情更为迫切。头发花白依然寄人篱下，独在天涯与岭猿为伴、与江柳共风烟的诗人禁不住潸然落泪。赴南巴途中所作《夕次檐石湖梦洛阳亲故》更写出他对故土亲人的魂牵梦萦。因此怀乡诗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悲凉的环境感染着诗人的情绪，而他又以同样的心情去体会万物，于是，万物皆被淡淡的哀愁所笼罩。春夏秋冬，作者对故乡的思恋从未停止过，他的诗常用“夕阳”、“落叶”、“水”、“白发”、“猿”等意象构成凄凉之意境，也跟他的游子身份有关。

　　(三)、仕途之悲：仕途上的坎坷表现在刘长卿的身上就是前人盛唐时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的失望、 无奈的叹息与咏唱， 流露出一种惆怅衰飒的心绪和冷落寂寞的诗歌情感基调。而这在其边塞诗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如盛唐时高适的 《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 死节从来岂顾勋。” 王翰的 《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既慷慨激昂又情怀壮烈， 充满着立功疆场， 献身报国的精神。 而到了中唐，到了刘长卿笔下， 却只有 “黄沙一万里，白首无人怜。报国剑已折，归乡身幸全。„„草枯秋塞上， 望见渔阳郭。胡马嘶一声，汉兵泪双落。谁为吮疮者，此事今人薄”(《从军六首》)了。诗人的眼里只剩下 “白首无人怜”，暗处庆幸 “归乡身幸全”，至于国家苦难，谁人承担， 则只有 “今人薄” 了。很显然，这与盛唐时人那种慷慨激昂， 情怀壮烈 “死节从来岂顾勋” 的风格与思想感情已是大相径庭。

　　贬谪的经历给诗人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对身世的幽愤不平的情感反复出现在诗人的诗作中。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屈原贾谊的形象就是一个证明，以此表现自己的幽愤，如“绛老更能经几岁，贾生何事又三年”(《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又如名篇《长沙过贾谊宅》：“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等等。

　　时代变乱的痛苦及个人坎坷的生活遭遇， 使诗人常有不胜沧海桑田、 世事变幻无常之感。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诗歌总是饱蘸着多难的人生经历，满腹的悲伤、挣扎的苦痛而酝酿的悲剧之歌。他的悲剧不仅是一己之悲，更是所处社会和时代的悲剧。他的生存状态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的生存状态。中国文人往往就是在吟唱悲剧的过程中，在对痛苦的体会、挣扎和抗争中来完成自己的人生答卷的，刘长卿更是如此。通过解读刘长卿的诗歌，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文人在坎坷人生中的无奈与抗争，以及渴望改变现实而不得的心灵状态。最终，蚌病成珠，浓郁的悲剧意识无法消解，诗人把它倾注到诗歌中，情郁于中而泄于外。通过对山水的描绘，与佛老禅宗的交心，与酒神的交流，通过梦境中的畅游和放松来排解心中的忧愤，也从而成就了他的独特风格，成为了诗歌史上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