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夜雨寄北》“虚实”手法赏析

李商隐《夜雨寄北》“虚实”手法赏析

　　《夜雨寄北》是晚唐诗人李商隐身居遥远的异乡巴蜀写给在长安的妻子的一首抒情七言绝句。

　　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全诗叙事写景，寓情于事，情景交融，朴实无华，却令人回味无穷。原因何在?这与其巧妙运用虚实手法有很大的关系。首句起笔以自己所处时空为触发点，以“君”直呼对方，借对方来信之实，想象“君”对“我”的询问“归期”。“问归期”三个字，以独特的视角描绘出妻子对丈夫的牵挂与期盼，其实也是丈夫对妻子的思念。接下来是“我”的回答：未有期。看似生硬的三个字，却饱含深情：我又何尝不想早点回家?但如此天气，如此艰难的旅途，如此繁杂的事务，能早得了么?妻子看到我不能回家，又会生出多少的担心呀!然而对此“我”只有满脸的无奈。可以说这句诗诗人以换位思考写相思之情，“君”未必真有来信，可能是诗人设想妻子思念、询问归期。这种不直接写自己思念对方，而是写对方思念自己的手法在古诗词中被大量运用，以委婉形式传达出诗人的思念之情。“君”问为虚，“我”答为实，对方思“我”为虚，“我”思对方为实。此为一。

　　第二句“巴山夜雨涨秋池”，承前直写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既写景寓情，又承“未有期”作出解释。“巴山”点明自己所处的位置，“秋”点明时令，“夜”点明时间。“雨”与“涨”点明下“雨”的程度，而究竟是下得时间长还是下得急或是又急又长则不得而知，但一个“涨”字足令诗人苦闷。此句通过实景，使人仿佛感受到了“我”的无助与压抑：周围黑夜茫茫，大雨滂沱，池水涨满，身边无一亲友，使人倍感孤独与凄凉。这“涨秋池”给人的感觉岂止是滂沱的秋雨和上涨的池水?分明饱含了诗人漫漫长夜对妻子的无限思念。此为二。

　　第三句以“何当”一转，直点以下为“虚”境。接下来，两句分别写了两个“虚”景：一个是“共剪西窗烛”，另一个是“话巴山夜雨时”。而这两个景都是未来之情形。这两个“虚”景，就未来的时间点而言，一为“未来现时之景”，一为“未来过去之景”。第三句中“共剪西窗烛”，一个“共”字，把夫妻的团聚与幸福全都写了出来。而一个“剪”字，更是突出了“我”回故乡同妻子在西屋的窗下亲昵缠绵窃窃私语，夜深却毫无睡意。而“共剪”二字，把夫妻的那份恩爱与团聚的幸福都刻进了这一动作，细腻而又传神地描绘出了一幅良宵美景的温暖图画。

　　第四句是承第三句“西窗烛”之话语。“却话巴山夜雨时”，一个“却”字，点明“剪烛”之后，接下来一同谈起了“巴山夜雨”的那个不寻常的夜。“却话”是追忆，那么“话”了些什么呢?那夜，是妻子想念丈夫是否已经接到了信，还是回信了或人已在回家的路上?是丈夫接到妻子来信时的兴奋，还是“未有期”的惆怅，或是夜雨时的孤寂，抑或对团聚的企盼与憧憬?

　　然而，一个“何当”挡在前面，点明这两个画面只不过是诗人的一种幻想罢了。本诗两次写到“巴山夜雨”，前一次实写，是看信的时刻，后一次虚写，只是想象与妻子团圆“共剪西窗烛”时再回忆起各自的“巴山夜雨”的情景。全诗如果说前两句是实写当前景的话，那么后两句则是虚写未来之景，即“何当”发问的'时间点是实，但“共剪”与“却话”的画面则为虚。此为三。

　　单就后两句虚景而言，如果把后两句看成是完整的一件事，以未来的时间点来看，“共剪”的为未来之实景，那么“却话”的就是未来之时的过去之虚景了。此为四。

　　如果再回到全诗，两个“巴山夜雨”，就其实指，内容没有很大区别，但由于所处时空背景一个在当前，一个是在未来的过去时的时态中，因而在传达情感上是有差异的。只不过，诗最终还是回归到了诗人写诗时的现实时空里来，从而产生那种荡气回肠的效果。而单就“巴山夜雨”而言，此诗歌在手法上则实现了一个大的回环：由实而虚，再由虚而实。而全诗在时空上也实现了两个大轮回：时间上的此宵――彼夜――此宵，空间上的“巴山(此地)”――“西窗(彼地)――“巴山(此地)”。此为五。

　　再就全诗情感表达而言，诗人能把“此时”的直面现实的痛苦与迷茫，和“将来”的“共剪”“却话”的喜悦与幸福交织一起，并且实现了一次时空大转换，痛苦与思念中萌生幸福与快乐，而快乐的梦幻觉醒时分应是更深厚的离愁别绪。表达痛苦与思念为实，表达团聚的幸福与快乐为虚。此为六。

　　拓展：

　　李商隐人品辩诬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少年丧父，他协助母亲千里迢迢带着父亲的灵柩归里。弱小孤男，撑持门面，佣书贩舂，备尝艰辛。家境困厄，不费学业，16岁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先得白居易赏识，再得令狐楚知遇，对其培植奖掖。然科场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场污浊，十年不离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爱情笃，却给仕途带来厄运，致使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说不清，道不明，受尽夹板气。虽苦苦挣扎，也无法摆脱人际关系这张无形的罗网，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就生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本人又遭逢种种不幸。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绝伦的诗文便是抗争与控诉的记录。他是一个至情至性，重情重义，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绝非是势利轻浮不讲信义的轻薄小人。只要认真考察几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隐的政治品质和生活品质，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说政治品质。此方面之关节点则在于所谓的“去牛就李”的问题。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有恩，这是毫无疑问的。令狐楚终生都非常器重爱护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临死时还将写《遗表》的任务交给他，可谓知遇至深。然终商隐之世，观其所有诗文，对令狐楚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绝无半字微词。无论是从史传所载还是从商隐诗文内证来看，商隐平生未作一件有负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纯属个人婚姻选择问题，王茂元当时亦非朝廷要员，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又何能谈得上“去牛就李”?

　　当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每当发生大的人事关系变动，李商隐没有一次趋炎附势去攀附得势者。相反，他总是同情那些失势被整之人。牛党中的萧浣，杨嗣复被贬时，他曾前往贬所探望。会昌年间令狐綯失势时，李商隐与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贬之时，李商隐毫无顾忌地为其《会昌一品集》作序，对其政绩人品给予崇高的评价，为一个被当政者严密监视下的下台宰相大唱赞歌，这需要不凡的胆识和气魄。仅此一点，便可看出商隐具有坚持正义，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权贵的宝贵品格。晚唐社会，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再说生活品质。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实有过恋爱经历。他与柳枝、宋华阳都相恋过，而且恋得非常痴情。但当他与王氏结婚之后，对爱情却颇为专一执着，未有窃玉偷香之事。他与妻子的感情很深笃。王氏死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双佳的年轻乐伎张懿仙赐配给他。当时商隐正值中年，丧妻逾岁，续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谢绝，独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钟情自守，妻在之时更无可能轻佻放浪。商隐非轻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