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文学成就

李商隐文学成就

　　李商隐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都用典故。

　　玉谿诗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王安石云：“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李调元《雨村诗话》认为：“学杜而处处规，此笨伯也，终身不得升其堂，况人其室。唐人升堂，惟李义山一人而已。”叶绍蕴《石林诗话》云：“唐人学老杜，为商隐一人而已;虽未尽造其妙，然精密华丽，亦自得仿佛。”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

　　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

　　题材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他本人在《上河东公启》中称：“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风格

　　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李商隐一生纠缠于政治派系斗争，与恋爱的痛苦中，养成感伤抑郁的性格。作品中多讽刺意味，大半借托史事，寄其吊古伤今之意。其爱情诗手腕高妙，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都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整理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谿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叶嘉莹认为李义山的诗感受精微锐敏、心意窈眇幽微，足以透出于现实之外而深入于某一属于心灵之梦幻的境界。

　　无题诗

　　主条目：无题诗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

　　《无题》(八岁初照镜)

　　《无题》(照梁初有情)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

　　《无题》(相见时难)

　　《无题》(紫府仙人)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

　　《无题》(近知名阿侯)

　　《无题》(白道萦回)

　　《无题》(万里风波)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

　　有些研究者(如杨柳)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将《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诗与无题诗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写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隐晦的笔触表现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事实上，正是这种一言难尽的情形，使得无题诗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些诗的真正含义作出解释。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注解能够非常令人信服的阐明诗中的涵义。

　　冯浩在《玉谿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

　　影响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如：《杜工部蜀中离席》)“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清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关于李商隐对后世的影响，可以参看吴调公《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论文。

　　樊南文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三十六体”

　　主条目：三十六体

　　李商隐、段成式、温庭筠的诗歌由于风格相近，且都排行十六，并称三十六体。

　　“三十六体”的说法，最早见于《新唐书·文艺下·李商隐传》：“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而在《旧唐书·文苑下·李商隐传》中，却只有“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的说法，没有视其为一个文体流派。因此，岑仲勉(《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认为“三十六体”的说法，产生于《新唐书》传记作者宋祁的误会。不过，对这一观点很少有人表示赞同。从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开始，后世多将“三十六体”视为一个确定的概念。《汉语大词典》、《辞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辞典均收入“三十六体”的条目。

　　对于“三十六体”的内涵，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认为是指一种诗歌的风格流派，有认为是指骈体文的风格流派，也有认为这种风格既包括诗歌也包括骈体文。更多的时候，人们故意以含糊的态度谈论这个名词。陈冠明分析了历史上对此的各种观点，认为“三十六体”是宋祁总结和认定的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的骈体文流派。(《“三十六体”：宋祁总结、认定的骈文体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