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文章艺术浅析

李商隐的文章艺术浅析

　　李商隐一生的大部分心力因幕僚生涯而倾注在文章创作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地位。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怀州河内人。“或言英国公世积之孙”，他也自称“我系本王孙”。然而，源自皇室的尊贵血统并没有让他的人生仕途一帆风顺。他身怀经世治国的雄心大志，然而仕途不顺，虽早年得到朝廷重臣令狐楚的赏识，“奇其文，使与诸子游”，又“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后又得王茂元喜爱，成为爱婿。由于令狐楚、王茂元二人各为牛李两党要人，处于二者之间的李商隐虽无心党争却无辜受累，导致其一生都在各个幕府间以幕僚的身份辗转流徙，“名宦不进，坎坷终身”，满腹经纶终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虽两次入京为官，但秘书省校书郎和太学博士与他在幕府中担任掌书记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以文入仕，以文终仕。他将不得志的苦闷愁情倾泻在所写的文章中，一生写了无数的文章，却大半“火灼墨污，半有堕落”。但他的文章带有他个人的生命痕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他艺术生命的重要成分，值得后人仔细研究。

　　李商隐的文章大部分是骈文，是他在幕僚生涯中应他人要求或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创作的;而他的古文只有极少数，但“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所以古文也具有很重的分量。但历代以来的研究者大都重诗而轻文，造成后人只知有“玉溪诗”而不知有“樊南文”的状况。

　　一、刚劲、独特的散文(古文)

　　樊南文的主体虽然是骈文，但从李商隐的一生和写作经历来看，他最早是从古文开始写作的，并且成绩很好。在古代文学史教材关于李商隐的讲述中，对他的古文却未曾提起过。这不管对李商隐的文学成就，还是对唐代古文的发展都是一个缺憾。李商隐的古文写作是向他的堂叔父学习的。李商隐自幼丧父，他和弟弟便随其堂叔父学习。他的这位堂叔父自幼通晓五经，擅长散文、古体诗、文字学和书法，对盛行的骈文和近体诗都不感兴趣，对功名利禄毫无兴趣。李商隐对这位学识渊博、品行高洁的叔父极为尊敬。且由于韩柳古文运动的影响和骈文在唐代的衰落，除公文以外的日常写作都通行散文。李商隐在这两种情况的影响下，自幼就写得一手好古文。但由于他十六、七岁时转而跟令狐楚学习今体文而中断了古文的写作，对所作古文又缺乏整理，使得原本就为数不多的散文流传下来的就更少，连其成名之作《才论》《圣论》都散佚不见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李长吉小传》《白傅墓志铭》等少数几篇。李商隐的古文虽然数量少，但艺术成就很高。其中为李贺所作的《李长吉小传》可以作为一个代表。在这篇小传中，李商隐对李贺形貌的描述用笔极为简约：细瘦、通眉、长指爪。字虽少，但却抓住了李贺最突出的特点：极瘦，眉毛几乎相连，指爪很长。李贺的形貌随着这三个词而活现在纸上。接着，叙述了李贺随时收集字句作诗，活画出一个诗人的神韵。二者结合使得李贺形神兼备。最后描述了李贺临死后入天庭为官的事情为这位诗人的人生添加了神秘而传奇的色彩，既包含了对李贺的祝愿和安慰，又隐含了对让李贺不得志的现实世界的讽刺。而最后的议论将惋惜和讽刺表达的更为直接，令人自然地联想到他的诗歌：“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笔锋凝练犀利，语浅而意深。他的另外两篇小品文《齐鲁二生》(《程骧》《刘叉》)描写了一个因知晓家财是不义之财而散尽家产，自力更生的程骧和一个任侠用气最后却折节读书但始终任性高傲的刘叉。故事精练而寓意深刻，体现了李商隐对高洁的品性的赞赏。

　　对于李商隐的这些古文，章学诚在《李义山文集书后》称：“其文在孙樵，杜牧间;纪事五首、析微二首，颇近元、柳杂喻，小有理致。”他的古文不仅精练峭直，而且思想独特“峭直刚劲，独出机杼，锐不可挡，驳尽世俗定见，直抒胸臆。”如他在《上崔华州书》中的“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耶?盍愚与周公，孔子具身之尔。以是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就大胆地提出为文不拘泥经史圣贤，重在亲身体会的道理。这也是他的文章能流传千古的原因。这种不迷信圣贤，敢针对圣贤提出异议的观点在《让非贤人事》一文中针对孔子的“礼让”提出贤人应该当仁不让而更加明确。

　　二、华丽而有气势的骈文

　　骈文是李商隐一生耗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文体，是樊南文的主体。李商隐写作古文是由于其堂叔父的教导和影响，而他走上骈文的写作道路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主观的原因。

　　得令狐楚赏识和提拔不但是李商隐人生的转折点，更是他开始骈文写作的始因。骈文在唐时虽然由于古文运动的影响处在逐渐的没落中，在日常写作中已不常用，但却始终是晚唐官场唯一通用的公文文体。令狐楚身居高位，擅长今体文的技巧。李商隐因出众的才华被令狐楚赏识而跟随其左右，令狐楚将骈文的写作技巧尽相传授。李商隐非常感激令狐楚的教导，为此在他的诗中写到：“自蒙半夜得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并且自此后在骈文写作上不能自拔，连他的弟弟要他再写古文的劝告都未曾听从。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骈文本身的魅力所致。骈文是一种极为讲究体式、韵律的美文，骈文精巧华美，几乎可以作为一种艺术品。另一个原因是李商隐一心想跻身政治，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骈文就成为他入仕的必要方法和手段。但李商隐的仕途并未因善文而像他的恩师令狐楚一样平步青云。因他在受恩于牛党要人令狐楚后，又成为李党的重要成员王茂元的东床快婿和弟子。虽无心于党争，却成为其中的牺牲品。他的一生只能是在各个幕府中辗转做一个文字秘书式的人物。仕途的坎坷，于他自身是一场悲剧，却成全了他的文学创作。这种悲剧式的成全除了表现在诗歌上外，还体现在了他的骈文创作上。

　　李商隐的骈文从写作的目的和需要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代人立言的公私文书;另一类是因自己的需要而作。李商隐奉命代人立言所作的文章占骈文的很大一部分。这些文章都是一些表、状、启、牒等公文。对于轻视骈文的人来说，这种充满官场套话的近乎僵化的文章更是没有一点实用意义和价值。但李商隐的这一部分文章既具有实际的用途，又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这些公文每一篇都是应一个实际的需要而作：如令狐楚、王茂元等人临死时要李商隐代写的遗表就是向朝廷提出最后的谏议，表达最后的忠心;又如代华、陕二州所作的贺表是为了恭贺会昌改元，大赦天下的喜事而作;再如檄表《为濮阳公与刘稹书》劝诫叛军，宣扬军威……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骈文本身就具有字词句方面的约束，又是代人而作，所以在写作时所受的约束就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很少。但李商隐却能将自己的感情与所代之人的情绪合二为一，以“感同身受”的角度着笔，化呆板为典雅而得体。在这种“别人的文章”中他还能巧妙的用别人的话抒自己的怀。如在前面所提的遗表中，借恭贺之际提出希望朝廷抚恤苍生、举贤任能的建议。一方面是借别人的口发自己对政事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政治才能能得到赏识，有一展才华的机会。这是李商隐有才而不得伸却又不甘埋没时唯一可以做的。对于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代彭阳公遗表》中希望朝廷可以“昔加鸿造，稍霁皇恩”使甘露之变以来被贬戮的人“殁者昭洗云雪，存者濡以雨露”。就是这些极有见地的语言使这些公文有了更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这一类文章在樊南文中最讲究技巧：极工于隶事用典，极讲究对偶音律、辞藻华丽，可以说是标准的骈文样式。这类文书主要是官场文书，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另一类为别人所作的私人文书如《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则表达了他对已失势的李德裕的尊敬，毫不畏惧因此而惹怒权贵，体现了他正直高洁的品性。他的这种清高正直，不向权贵献媚邀宠的品格也体现在他向当权者陈情希望得到眷顾的书信中，这种气格使文章的格调提高，冲淡董乃斌所认为的“格卑气弱”之感。

　　李商隐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写的骈文包括书信和祭文。这些书信有如前所提到的陈情文如《上令狐相公状》，有表达他文学观点的如《献侍郎巨鹿公启》，有表达夫妻情深，婉谢赠美之情的《上河东公启》。这些文章由于是书信式的格式，所以不如他奉命所作的公文那么讲究用典，显得自然朴实。但仍是以骈文为主，间或加以散文句式，使文章显得更灵活。骈散间杂的句式融叙事、说理、抒情于一体，“叙述则疏宕有致，说理则精辟无累，抒情则凄婉动人。”骈文在李商隐的手中显得如此的精巧华美，其重要的原因是李商隐高妙的诗歌技巧对文章创作的深刻影响。骈文和诗歌在形式和要求上有一定的共同点：讲究节奏韵律，注重对仗、用典。李商隐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尤其精于律诗、绝句。所以钱钟书先生独到的提出樊南文与玉溪诗消息相通的观点。骈文有诗歌的语言、情韵，如“彭泽无弦，不从繁手;汗阴抱瓮，宁取机心?”就是两句对仗工整的诗歌句子，语言如诗歌语言一样的凝练，节奏明朗。类似的例子在李商隐的骈文中是极为常见且精巧的。他的这种以诗歌的手法写骈文的创作方法使他的骈文具有独特的风格。

　　祭文虽然在骈文中的数量极少，但它却是骈文中的精华，是李商隐骈文中最为所人称道的。孙梅在《四六丛话》中高度评价道：“魏晋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 ，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绮密尤工，李文丽而情之恻怆自见。”可见，李商隐的祭文是以文辞清丽，感情哀凉而浓烈得胜。他的祭文也用典较少，骈散间有，使得抒情叙事更加淋漓尽致。

　　令狐楚和王茂元都对李商隐有重大的恩情，因此两人的死令李商隐备感哀伤。《奠令狐相公文》和《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便以二人对他的知遇之恩为载体，抒发了他的哀悼之情，深沉而又浓烈。他的祭亲人的文章是感情最丰富的。《祭小侄女寄寄文》一文在他的骈文中可算一个特例：通篇不用一典，全用白描的手法来抒发“倍切他人”的“犹子之谊”。以近乎父亲的口吻回忆小侄女“四年方复本族”却于数月后即死去，当看到仍活着嬉戏玩耍的其他侄子时，怀念的思绪更浓。浓厚的感情使作者将死去的小寄寄仍当做活着看待，因此不由得担心她“朝饥谁抱，暮渴谁怜”，给予她“华彩衣裳，甘香美食”。这种生却不能相见的伤痛更胜过死别之痛，读来令人肝肠寸断。《祭裴氏姊文》则突出体现了他的“樊南穷冻”的遭遇，在对姐姐的祭文中加入了他身世坎坷的经历，使人更能体会到乱世之中相依相偎的亲人失去时那种犹如“断手解体”的痛。

　　李商隐的三类骈文各有各的特色：奉命代人立言之作以隶事用典为最大特色;私人书信以灵活清丽为特点;祭文则以情为胜，用情动人。他的文章之所以被后人称道，具有一定的价值，除了高超的文学技巧外，还因为这些文章中时时处处都有李商隐的思想、情感、灵魂。如在奉命之作中见缝插针式表达自己的政见，私人信件中所表现的“樊南穷冻”。

　　李商隐的骈文虽一度被冷落，但在骈文史上却具有独特的价值，因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孙梅评为“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影响极为深远，近到宋初流行三四十年的“西昆体”，远至清代的骈文创作，被清代文人认为是骈文的经典。唐代是骈文渐趋没落的时代，而李商隐使骈文重新发出生机。他“融合了徐、庾和陆贽两派所长，既多用事典以避免直言，又要兼具叙事与抒情两种技巧”，被认为是骈文的第二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