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中屈原的美政思想

《离骚》中屈原的美政思想

　　离骚》是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此诗以诗人自述身世、遭遇、心志为中心。前半篇反复倾诉诗人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离骚》中屈原的美政思想，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现状

　　屈原在《离骚》中曾提到“美政”一词：“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用“美政”指代屈原的政治理想，学界已达成共识。但“美政”具体指什么，《离骚》中并未明确指出。

　　洪兴祖《楚辞补注》引王逸注，释“美政”为“行美德、施善政”;朱熹《楚辞集注》未予解释;按王夫之《楚辞通释》，“美政”似与“恶政”相对;蒋天枢《楚辞校释》注：“美政，可以实现己理想事业之政。”王泗原《楚辞校释》：“为美政是屈原的抱负，生死以之。”姜亮夫《屈原赋今译》释为动词“修美政”。

　　上述注本或译本对“美政”一词的解释，都不够具体，并不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美政”的内容。

　　廖化津在《屈原美政思想系论》中，对今人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作了梳理：解放前，研究者寥寥，游国恩先生为代表：“美政者，即合从以摈秦之政也。”“所谓美政者，非合从抗秦之策乎?”认为美政就是楚国现实政治中的一种正确的外交政策。解放初期，研究者仍很少，但认识出现分歧。一是美政是儒家思想，屈原的“理想的政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那样的政治”，以何其芳先生为代表;二是美政是法家思想，“屈原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法治，使国家富强的法家思想……不能实现他的美政……只好决心从彭咸之所居。”以张纵逸先生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研究者渐多，论文(含专著)有十余篇，多仍依儒、法两家之间，持折中、调和之说，以孟醒仁先生为代表;其他论者，或儒、法杂陈，或儒主法次，少数人仍坚持法家说。

　　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现在，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依然不少，一是承袭上述观点，二是认为屈原美政思想兼融先秦诸家学说，分对内、对外两部分，包括举贤授能、实行德治，君主贤明、政治清明，关注民生、系心于民，变法革新、修明法度等。

　　二、屈原美政思想的内容

　　屈原的美政思想，首先是要有内外兼修的高尚品德。《离骚》一开始写自己的出生：“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出身高贵，有美名，内含天地之美，与生俱来诸多“内美”。但屈原并不满足于此，“又重之以修能”，在衣着服饰、饮食装扮等方面亦十分讲究：“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是服饰之美。“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粻。”——是饮食之美。“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折琼枝以继佩”，“琼佩之偃蹇”——是装扮之美。“鸣玉鸾之啾啾”，“奏《九歌》而舞《韶》”——是声乐之美。“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是车驾之美。衣着服饰、饮食装扮、声乐车驾等都说明屈原志向高洁，注重培养自己的美好品德，“内美”、“修能”兼有。“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君臣都要有德者为之。

　　其次，美政思想离不开明君贤臣。“兮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尧、舜、禹、汤、文王是历史上有圣明的开明君主，不仅有美好品德，亦能遵天地之道，选贤任能，有圣明之智，亦有盛德之行。“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羿淫游以佚畋兮……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羿、浞、浇、桀、纣是历史上骄奢淫逸、昏庸无德的君主，不能选贤授能，而且常逆天而行，故而不能守住社稷。两者对比，说明屈原对明君的渴望。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暧。”谗佞之人，相与朋党，嫉妒忠贤，陷害忠良，苟且偷乐，不仅不能辅佐国君，反而会将国君引入歧途，远离明君先王的圣贤之道。“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姚小鸥老师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中，考证“先路”在屈原生活的时代是诸侯乘舆的专用名，“尊贵者出入必有前驱，前驱者的地位，依出入之尊者的身份而不同，但皆为亲贵之人。”[6]可见，屈原对自己的期待——以亲贵贤臣的身份辅佐怀王，对怀王的期待——要作亲贤臣、举贤任能的贤能之君，而非被谗佞蔽明害公的昏庸之君。

　　最后，屈原美政的核心思想是“忠”——忠君忠国。“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司马迁首先指出了屈原的忠君思想，后世对此亦多无异意(虽如李贽曾对屈原“忠君”思想有过尖锐批评，但并未否认屈原是忠君的)，“忠”在《离骚》中亦多有表现，兹不赘述。学界对屈原是否具有“爱国主义”曾进行过非常激烈的讨论，详见《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审视》。曹大中先生持否定态度，认为在先秦时代，人们(包括屈原在内)的社会思想意识中，实际上只有忠君政治道德观念，而并不存在爱国政治道德观念，“卫社稷”、“存君兴国”、“思君念国”等都是忠君政治道德观念的具体体现。笔者以为，若以“楚国”或者“故国”去理解“爱国”之“国”，应该没有问题，但若以现代之“国家”观念去理解，则有待商榷。按前者，对屈原来说，忠君与爱国二者并不矛盾。《离骚》除忠君外，亦表达了屈原对故土的眷恋。

　　三、后世影响

　　《离骚》是中国爱国主义诗篇的开山之作，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后世文人无不对这首长诗推崇备至。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宣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许多作品同《离骚》一样，往往大量地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在1926年出版《彷徨》时引《离骚》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显示出《离骚》所体现的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的巨大影响。

　　《离骚》在文学史上开创“楚辞”（即骚体诗）体裁。汉魏以后甚至以“骚”概称楚辞。晋郭璞《山海经注》引用《天问》《远游》，都称《离骚》；梁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一篇，所论包括全部《楚辞》作品；梁萧统《昭明文选》列“骚”类，包含《离骚》《九歌》《九辩》等篇；宋朱熹《楚辞集注》卷一到卷五总称《离骚》，之后称《续离骚》。其他像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明黄省曾《骚苑》、明张之象《楚骚绮语》、清贺宽《饮骚》等书，都是就全部楚辞而言的。《离骚》已经成为楚辞的代名词，“骚人”也成为诗人的代名词。

　　《离骚》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殉身无悔的态度、上下求索的精神、香草美人的喻托和悲秋伤逝的传统等方面。《离骚》诗中包含的殉身无悔的执着和坚韧，激励着后世诗人在诗歌中以这种顽强执着的`态度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社会，追求理想的人格和爱情。后世那些坚持真理、不容当世的少数派，忠而见疑、婞直杀身的殉道者，以及为数甚多的不合时宣、生不逢辰的失意之士，都或多或少能从《离骚》找共同语言和精神安慰。后世诗人还从《离骚》诗中继承了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感、美好理想的追求精神，继承发展了诗中以香草美人喻美好品质的比兴手法。此外，中国古代诗歌的“悲秋”传统，当亦源于《离骚》。《离骚》在伦理、道德、精神、情操上，对中华民族起过巨大的陶治作用。

　　《离骚》不仅在中国备受推崇，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声誉。随着《昭明文选》的传播，《离骚》在日本奈良时代即传入日本。它传入朝鲜、越南的时间也很早。在欧洲，自从1852年德国费兹曼在维也纳皇家科学院报告上的德译本《〈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的两篇中国诗歌》问世以后，法、英、意、俄、匈等译本相继产生，有的还不止一种译本。

　　四、创作背景

　　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在《报任安书》中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汉人对此无异辞。据此，《离骚》当作于屈原放逐之后。今人对此说法不一，有说作于楚怀王时屈原被疏远后，有说作于楚顷襄王时屈原被流放后，有说作于怀王末顷襄王初，有说始作于怀王时而成于顷襄王初，迄无定论。写作时间当在秋天。

　　关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