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艺术成就

离骚艺术成就

　　《离骚》表现了诗人勇于追求真理和光明，坚持正义和理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以楚君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腐朽黑暗的本质，抨击他们颠倒是非，结党营私，谗害贤能，邪恶误国的罪行。

　　一、《离骚》发展了抒情诗的艺术，把塑造诗人的自我形象作为诗歌的主要艺术目标

　　换句话说，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就是作者的自我形象。《诗经》中的多数作品是抒情诗，奠定了我国抒情诗的基础，培养了我国古典诗以抒情为主的艺术传统。但《诗经》，特别是《诗经》中的民歌，多数是集体创作，它们往往是触景而发，即兴抒情，所塑造的也就是某种特定情形下的人物形象，比较单纯。《离骚》就不同了，它以巨大的篇幅塑造着诗人的自我形象，因此它就有可能全面完整地反映诗人自己的性格、爱好、理想、追求和斗争。我们知道，关于屈原的历史资料留存下来的比较少，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诗人的形象，甚至于他的生平，主要是根据对他的作品一一首先是《离骚》的研究得出来的在具体的方法上：

　　1、诗人善于用周围的环境气氛来烘托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使之更鲜明突出：

　　例如诗中写道：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签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这一节里实际上写了三个形象：诗人、党人和荃(或灵修，指楚王)，诗人不仅写“余”(我，实即诗人自我)为国家的前途奔走先后和不怕因正直取祸，正面塑造抒情主人公的爱国主义者的形象，而且把这个形象放在党人的偷乐、楚王的信谗和反复无常的环境中，让环境去衬托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之更加突出鲜明。再如：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霹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和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用饮露餐花和佩饰香草嘉木来象征和比喻诗人高洁的人品修养和高尚的道德追求，但诗人在开头就先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大家都在追名逐利，贪心不足，而且嫉妒贤能，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诗人的人品和道德就显得更加拔出流俗，展示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的诗人的形象性格。

　　2、诗人还善于把人物形象放在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来塑造。在《离骚》的第一部分里，诗人主要是塑造两种类型的人物：一类是诗人自己，他高尚廉洁，有着美好的理想、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另一类就是楚王和党人，他们昏昧庸俗，贪婪自私，结党营私、嫉害贤能。屈原把这两种对立的人物形象的矛盾和斗争描写得丰富多彩，生动细腻，从而使善与恶，美与丑得到鲜明的表现。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还通过形象化的语言来展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屈原在现实的斗争失败之后，思想上产生很多矛盾，是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操守，还是抽身退隐、明哲保身

　　是继续留在楚国，还是去楚求合?诗人曾说：“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大有迷途要知返的意思。这说明诗人的思想确实产生过动摇。并且他假借虚构的人物女媭对自己作了一番诚心诚意的批评和劝告，要他不必在举世结党营私的时候，还保持自己的“茕独”，言外之意还是随从流俗的好。但是诗人的思想是矛盾的，他借向重华的陈词又否定了女媭的意见，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他认识到：“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终于，在这场矛盾的冲突中，追求“义”和“善”的思想获得了胜利，于是诗人开始了叩帝阍求佚女的象征着追求“义”和“善”的上下求索。

　　在对待去国与否的问题上，矛盾和冲突也是尖锐激烈的。诗人设计了灵氛和巫咸的话来表现自己内心的激烈斗争。灵氛告诉他楚国的现实昏乱黑暗，善恶不分，不如去国。巫咸则说应该留楚求合诗人仔细地审度了两种意见，确认楚国的现实环境实在无可作为，于是听从了灵氛的话，开始“指西海以为期”的神游。但神游中瞥见故国的时候，却仆悲马怀，终于“蜷局顾而不行”，留楚战胜了去国的心理，爱国主义的思想得到最后的胜利。诗人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矛盾斗争，完成了抒情主人公完整的形象和性格描写，使之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最光辉灿烂的典型形象之一。屈原的这一伟大创造，把抒情诗的艺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顶点，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二、《离骚》是一篇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

　　屈原是一位感情极其丰富的诗人，热情而富于幻想，这就使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离骚》就是一部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杰作，它以热烈奔放的感情，奇特美妙的幻想，结构成一篇光怪陆离，神奇变幻，“金相玉质，百世无匹”(《文心雕龙·辨骚》)的艺术精品，千百年来激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灵。

　　《离骚》是一篇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充满着浪漫主义情调。在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发轫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诗经》虽然有些作品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但基本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到了屈原时代，终于产生了我国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两个浪漫主义大作家一一庄周和屈原。庄子是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他的代表性的散文杰作《逍遥游》就是一篇浪漫主义文学的名篇。而屈原则是一位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浪漫主义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离骚》里。

　　《离骚》的浪漫主义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首先表现为诗人并不对现实作客观的描写，而是充分调动自己形象思维的创造能力，赋予描写对象以生动活泼的形象，也就是说把它们形象化了。

　　《离骚》是一篇带有作者生平的自叙内容的政治抒情诗。但诗人并不是客观地叙述生平事迹，而是把自己的主张、理想、斗争等事实形象化，活动在诗中的不是枯燥的事实罗列，而是生动的形象描写，例如说到诗人“既有此内美”，“又重之以修能”时，他用“扈江离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说自己曾经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培养了大批人才以及这些人才后来却变质从俗时，把这些活动和现象，形象化为自己曾“滋兰之九畹”、“树蕙之百亩”，栽种过留夷、揭车、杜衡、芳芷，自己曾希望这些芳草枝叶峻茂，但它们却萎绝而芜秽了。这种形象化的描写当然要比纯客观的事实的叙述要形象生动得多，因而使自叙生平的描写带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2、浪漫主义的最大特点是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而这种追求总是体现着作者的热烈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

　　《离骚》最激动读者的是作者上下求索的精神。诗人在现实世界遭到失败之后，又幻想了对重华的陈词，开始了上叩帝阁，下求佚女的求索，诗中写道：

　　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圈。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下面紧接着写寻求宓妃、有娀之佚女和虞之二姚的失败。在这里，作者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和事物都驱之于笔端，为自己服务。他饮马咸池，总管扶桑，望舒为前驱，飞廉作后属，鸾皇、雷师等都为之服务，供之驱遣。这一幅幻想的图景中，作者的上下求索，正是现实中他为楚王“道夫先路”和“奔走以先后”精神的体现。而且诗人在求索过程中的不惮失败，充分表现了他对理想的执着精神，洋溢着热烈的感情。在这一段里，诗人不但着力于追求过程的叙写，而且以满怀感情的语言诉说着：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肤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这就使诗人的追求更富于热烈和愤激的感情，而且明确地表示了幻想境界正是现实的反映。浪漫主义确实是以走出现实而描写幻想的境界为特点，但是幻想境界不过是现实社会的折影。屈原的幻想正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是幻想化了的真实社会的形象反映。叩帝阍而不见纳，立刻使我们想到了屈原“荃不察余之中情”、“怒而疏屈平”的现实，而那些“帝阍”的“倚阊阖而望予”的洋洋自得的形象也正是得宠于楚王的党人们的写照。诗人听从灵氛的吉占而进行的一次“指西海以为期”的神游，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内心在去留问题上的激烈冲突，而且最后以“临睨旧乡”，“仆悲马怀”作结，把屈原爱国主义的现实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幻想的描写层层深入，感情波澜壮阔，把人们引入层出不穷的神奇变幻的情景之中。我们被吸引着、感动着、悲叹着;并且也被诗人的崇高的理想、高贵的品质、热烈的追求、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励着，仿佛自己的心胸得到了开阔，灵魂得到了净化，精神得到了升华。这就是屈原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所取得的艺术效果。屈原笔下几乎把他能收集到的神话都驱遣调动起来，而且这些神话中的人物都不是诗人为了向读者夸博炫奇，而是借用它们来表现诗人内心的激烈矛盾和斗争，它们是为统一的主题服务的活的形象。《离骚》里玉鸾在啾啾地鸣叫，凤凰在翼翼地飞翔，蛟龙在架桥，玉虬在驾车，若木可以拂日，鸩鸟可以作媒，望舒、飞廉在前后奔走，鸾凰、凤鸟在上下飞腾，一切都在诗人的笔下活动着一一按照作者的统一步调和指挥，结撰成一个神奇变幻的境界，烘云托月般地突现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3、大胆而不失真实的夸张：

　　浪漫主义的作品往往还要用夸张的手法来突出描写对象的特征。《离骚》里就事物的本身加以扩大或缩小的夸张手法不多，但是却很能表现事物的本质特点，他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人不能九死，但诗人为了极力表现自己向善之心的永不改变，用“九死其犹未悔”来夸张，突出诗人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离骚》里的夸张多用在对某些象征性事物的重复性描写上。如为了表示诗人的芳香高沽，诗入用他佩带香花芳草来表现，但这些香花芳草的种类之多就是夸张，说他“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薛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这种重复性的夸张，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高洁的道德品质。

　　我们在指出《离骚》的浪漫主义手法的时候，还要明白，屈原的浪漫主义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它揭露了现实的黑暗和污浊，揭示了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斗争，并且展示了光明战胜黑暗，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前景，因此没有粉饰现实，而是激起人们向往光明，向往美好，唤起人们对黑暗现实的反叛情绪。因此，《离骚》的浪漫主义是积极的，健康的，培养了我国人民高尚纯洁的品格和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三、《离骚》在艺术上的第三个成就就是发展了比兴的艺术传统，使之达到新的高度。

　　比和兴在《诗经》的民歌中得到很好运用，但《诗经》中的比和兴往往是单纯的，质朴的，很多情况下比和兴都能很清楚地分开。《离骚》不同了，它的比兴更复杂、更广泛，王逸《离骚经序》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虽然在具体认识《离骚》的比兴内容上还可商榷，但是他已指出《离骚》比兴手法的复杂广泛。我们很难指出《离骚》里哪些是兴，即使是比，诗中也没有给我们以某物比某物的明示。朱熹在《楚辞集释》的《离骚经序》的注中说：“《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但他在《离骚经》的注文中，说了不少“赋也”、“比也”、“比而赋也”、“赋而比也”之类的话，却没有提到哪儿是兴。《离骚》中确乎难找到明确的兴。而朱熹说到的一些比，后世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他在“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下注云：“比也。……言己种莳众香，修行仁义，以自洁饰，朝夕不倦也。”

　　我们现在大多不同意朱熹把种植众香看成是“修行仁义”的比喻，而认为是比喻对人才的培养延揽。这说明《离骚》的比兴确比《诗经》的复杂得多。其实《离骚》的比兴已不是《诗经》里的分而言之的比和兴，它已作为一个统一的名词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刘勰说：“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文心雕龙·辨骚》)又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文心雕龙·比兴》)这里的比兴虽是从《诗经》的比、兴发展而来，但它侧重于比喻的内容，包含象征的意义在内，而且这种比兴往往是指对政治的讽谏作用。这从白居易对所谓“比兴”的理解可以得到证明，他说李白的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而杜甫则有三、四十首，其中包括有《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等有讽谏时政的内容的作品。他说张籍的诗“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而举的例子也是讽君劝世的篇章。这种对比兴的理解更多的是直接依据楚辞的比兴寄托。《离骚》的比兴手法不像《诗经》那么单纯，它基本上没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卫风·硕人》)或“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风·柏舟》)之类的比喻，它的象征的意义更强。它不是借作比的事物来塑造被比事物的形象，而是直接塑造作比事物本身，使之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这是《离骚》比兴手法的一个特点。另外，《离骚》中大量地运用芳草香花，臭禽恶物作为比兴的材料，但不是为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而是自成一个系统。凡是美好善良的事物都是用来象征(或比喻)美好的事物;反之，则是用来象征(或比喻)丑恶的事物。芳草香花是比喻贤人或高尚的品质，臭禽恶物则是比喻坏人坏事坏品质。兰、芷、蕙、留夷、揭车与茅、萧、艾各有所司，绝不混用。这样就使这些事物的本身带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象征性就更明显。

　　四、《离骚》高超的语言艺术

　　最后，我们要谈谈《离骚》的语言艺术。

　　1、《离骚》语言的节奏美和音韵美：

　　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一一楚辞。它的语言句式上的特点是句子的长短不齐、参差错落以及多用兮字。根据历史记载，一些楚歌，如《越人歌》、《沧浪歌》本都是可以歌唱的。《离骚》在当时虽然未必能唱，但是由于这种体裁本身与民间歌曲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本身也具有优美的节奏声调，也就是说具有音乐美。据说读楚辞，要用一种特殊的楚声才好听。“楚辞”当然是指楚地的方音。《汉书·朱买臣传》说倒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苦》，帝甚说之”，所谓“言《楚辞》”就是朗诵楚辞，而且以此受到皇帝信任。但是为什么会读楚辞就能如此获宠于皇帝?难道一般人不会读楚辞?当然不是，这说明朱买臣读楚辞是有一种特殊的声调。买臣是吴人，吴在战国时属楚，所以也可称楚人，因此，他是以“楚声”来读楚辞的，别的人虽然会读楚辞，但不会用“楚声”，买臣因此获宠。这种“楚声”当是一种以楚方音为基础，再加以诗歌的特有的节奏音调，读起来非常悦耳动听。

　　2、楚方言入诗：

　　楚方言入诗，是《离骚》在语言上的另一个特点。楚方言的运用并不仅是作者为了表示自己对楚国语言的热爱，它是楚辞的地方特色的必然，是楚辞新诗体的重要组成因素，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就说明“楚语”本是这种新诗体特征之一。但是方言的运用又不是不经选择的搬用，而是诗人根据作品思想感情的需要经过一定的筛选。《离骚》中的方言除了少数动词、名词外，多是一些最能表达喜怒哀乐愁的感情的语气词。屈原是楚人说楚语，《离骚》又是充满感情的抒情诗。对屈原来说，用善于表达感情的楚方言中的语气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自然最方便，最得心应手。如果我们把《离骚》中的属于楚方言的语气词都去掉或者换上别的语气词，那将是什么样子?

　　3、《离骚》的语言华丽和一定程度的对偶：

　　《离骚》的语言华丽和一定程度的对偶也是它的语言的一个特点。刘勰说《离骚》“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又说学习屈原的人“中巧者猎奇艳辞”，这都说明《离骚》语言华美。

　　诗人大量把香花芳草写入诗中，就使语言带上了流光溢彩的华美成分，很好地表达了诗人拨出流俗之外的高洁品质和崇高的理想。《离骚》的语言基本上是参差不齐的，但有的句子也具有整饬工整的特点。例如：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以上几例都是对偶句。对偶句在《诗经》中已有，但多是偶然得之。《离骚》这样比较整饬的对偶已经是出于诗人的有意为之。考察一下《离骚》和屈原其他作品中对偶句之多，就可以明白诗人是在追求一种语言的整齐美。而且我们如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关于所谓“言对”、“事对”的论述来考察，《离骚》中也有“言对”和“事对”。所谓“言对”，他说是“双比空辞者也”，就是两句并列对偶而不用典。据此，上面所引皆可称之为言对。

　　所谓“事对”，他说是“并举人验者也”，就是不仅句子并列对偶，还同时要用典。《离骚》中也有：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两件事例(典故)说明一个道理，是事对。刘勰说：“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离骚》中上述对偶句，基本上符合要求。而且“言对为易，事对为难”，《离骚》中的对偶句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对偶是利用汉字本身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形式的美，是我国后世辞赋、骈文和诗词经常用的一种形式，屈原在这方面是有开辟的功劳的。

　　总之，《离骚》是一篇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长篇政治抒情诗，以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杰作。

　　拓展阅读：《离骚》赏析

　　《离骚》是屈原自叙平生的长篇抒情诗。它的名称有双重涵义：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游国恩曰：“《楚辞· 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西汉末年，赋家扬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叠韵字，韦昭解为‘牢骚’，后人常说发泄不平之气为‘发牢骚’，大概是从这里来的。”(《楚辞论文集》)这一论证是确切的。屈原的创作是从楚国的民间文学汲取丰富的泉源，既然他的作品内容，“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翼骚序》)，那末作品的名称袭用民间歌曲的旧题，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一句词并非有声无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引刘安的话，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骚》就是“离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劳商”“牢愁”和“牢骚”，都是一声之转的同义词，同样是表示一种抑郁不平的情感。《史记》本传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足见标题是决定于作品的内容，而标题的音乐意义和作品的内容是统一的。“离忧”“离骚”以及“劳商”“牢愁”“牢骚”，都是双声或叠韵字所组成的联绵词，只是一个完整的意义。班固《赞骚序》说：“离，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显然，他们都是在替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这句话做注脚，但却误会了司马迁的原意。又，项安世《项氏家说》说：“‘楚语’：‘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韦昭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也是把“离”和“骚”分成两个字来讲。把两个字义凑成一个词义，以致理解不同，纷歧百出，都是由于不明词性的缘故。

　　本篇原名《离骚》，到了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却称之为《离骚经》。他的解释是：“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这话的牵强附会，无待辨明。“经”，当然是经典的意思。《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把《离骚》下面加上一个“经”字，正如洪兴祖所说，“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楚辞补注》)又，本篇也有人简称之为《骚》，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辨骚》名篇;甚至有人竟把屈原的作品以及后来模仿屈原的作品都称之为“骚体”。这也是原于王逸，因为他在《楚辞章句》里，把凡是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离骚》，凡是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续离骚》。如《九歌》，题作《离骚·九歌》，《九辩》，题作《续离骚·九辩》。这些名称，虽然相沿已久，但并不合逻辑。复次，本篇也有人称为《离骚赋》。这起源于汉朝，因为“汉赋”的表现形式是从 “楚辞”演化而来，所以汉朝人的眼光里，屈原的作品无一不属于“赋”的范畴。司马迁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本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则更进一步都称之为“赋”。其实，“赋”到汉朝才成为文学形式上一种专门体制。称屈原作品为“赋”，由于受了汉朝人对“辞”“赋”的概念混淆不清的影响，是不恰当的。

　　关于本篇的写作时代，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据《史记》本传记载，是叙述在上官大夫夺稿，“(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是这一年的事;而只是说，《离骚》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作品。这里所指的时间是广泛的。但《离骚》作于楚怀王的时代，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究竟是哪一年呢?远在二千年前的司马迁已经感到文献不足征的困难，而无法作出绝对的论断。当然，今天更不能加以主观的臆测。可是，在司马迁的提示下，如果作进一步的探讨，多少还可以寻找出一点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我以为《离骚》既然是一篇抒情诗，而它的具体内容又属于自叙传的性质，则作品本身有关客观事件的叙述，个人遭遇的因由，情感上所表现的忧愤之深广，创作上所表现的气魄之雄伟，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产生的时期：既不可能是少时的作品，也不会是晚年的创制，最适合的那只有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时期。篇中关于年龄的叙述，处处都证实了这点。我们试把篇首“恐美人之迟暮”，篇中 “老冉冉其将至兮”，篇末“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等句综合起来，互相印证，就不难得出一个整体的理解：假如是三十以下的少年人，无论怎样多愁善感，也不会说出这样老声老气的话;但要把它作为五十以上的人的语气也不妥贴，因为那就谈不上“时亦其犹未央”了。屈原四十左右正是楚怀王的末期，当时楚国屡次兵败地削，怀王主张不定，楚国政府内部亲秦派和抗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剧烈。寻绎《离骚》文义和上述的时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

　　本篇是屈原用血泪所凝成的生命挽歌，作品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正反映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斗争生活，坚贞而炽烈的爱国心情;精神实质的内在联系，使得它成为天衣无缝，冠绝千古的名篇。可是后世读者的欣赏往往停留在音调的铿锵，词藻的瑰丽的上面。甚至有人认为“古今文章无首尾者惟庄骚两家”。说它“哀乐之极，笑啼无端;笑啼之极，言语无端。”(陈继儒语)这种似是而非的十分抽象的模糊概念，其结果必然陷于不可知论。关于本篇的主题思想及其篇章结构除了上面分段说明(见译注)外。兹提出下列几点：

　　第一，本篇以现实的火热斗争作为通篇的主题思想，它不但说明了屈原和贵族的腐化恶劣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反映了他是怎样在残酷考验中战胜了自己思想里脆弱的一面，完成了他那种坚强的具有伟大悲剧意义的高尚人格。围绕着这一核心，层层深入。例如女媭、灵氛、巫咸三大段谈话，本身并非事实，只是表现屈原在现实斗争中曲折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他(她)们同样是同情屈原的;可是他(她)们的身分不同，表现在语气上的关切程度不同，而且论点也是各异的。女媭单纯从爱护屈原、关心屈原出发而说出娓娓动听的人情话，她只是劝屈原作明哲保身之计。处于这样黑暗的政治环境里，要想明哲保身是不容易的，那就只有消极逃避之一法;这正符合于战国时代盛行于南方的道家思想。灵氛回答屈原问卜之词，是为屈原的事业前途着想而提出的当时士的阶层社会意识的普遍诱惑。巫咸的语言表面仅仅是一篇不切实际的大道理，实质上则是以妥协代替斗争，为同流合污、苟合取容的作风和行为自己在思想上先找好一个防空洞。这正反映了屈原在思想上可能动摇的三个方面。对这，屈原都没有作正面的答覆：听了女媭的谈话以后，借“就重华以陈词”从理论上予以否定;回答巫咸的则是从具体情况的分析来粉碎其客观现实的根据;灵氛的诱惑，虽然引起了他暂时的动摇，可是伟大的爱国热情终于使得这种诱惑完全破产;而屈原也就在思想斗争中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不但在表现手法上极尽变化之能事，而它主题的突出是如何的明朗而深刻!

　　第二，本篇在组织形式上一个最基本的特色，那就是现实的叙述和幻想的驰骋的互相交织;而这，又是被它的内容所决定的。诗篇一开始是从现实的叙述着手的，接着他就现实问题加以详尽的说明和反覆的剖析，可是精神上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于是丑恶的憎恨和光明的憧憬，就使得他那迷离恍惚的心情进入一种缥渺空灵的幻想境界。随着幻想的开展，扩张了作者忧愤的深度和广度，驰骋着人生的炽热爱恋与追求。可是这幻想是无法脱离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幻想最后的破灭，它终于不得不回到现实而结束全篇。本篇的结构，就是这样统一起来而达到完满的高度。

　　第三，尽管幻想和现实交织，全篇的线索是分明的。作为本篇的具体内容是屈原的自叙生平;而屈原的生平是和楚国客观形势密切联系着的。伴随楚国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屈原所采取的态度是怎样呢?最初他满怀信心的提出 “愿俟时乎吾将刈”，可是现实不允许他实现他的理想，接着就是“延伫乎吾将反”;再次，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复次，是“吾将远逝以自疏”;而这都不可能，最后是“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了。这五句所标明的是思想发展变化的五个过程，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是紧紧相联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样就很自然的划清了文章的层次;更重要的是，引出了贯串全篇的一条主要线索。从这一主要线索派生出来的其他各个方面的叙述亦莫不如此。例如：篇中以男女的爱恋象征理想的追求，始则曰，“吾将上下而求索”;继则曰，“哀高丘之无女”;继则曰，“相下女之可诒”;继则曰，“闺中既以邃远兮”;继则曰，“岂惟是其有女”;继则曰，“聊浮游以求女”。又如用芬芳的服饰，比喻自己的好修，遣词用意，也都是前后一贯，脉络分明，自成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