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价值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价值

　　《金石录后序》是一篇带有作者自传性的散文，介绍了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的经过和《金石录》的内容与成书过程，回忆了婚后三十四年间的忧患得失，婉转曲折，细密详实，语言简洁流畅。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价值，欢迎阅读。

　　《金石录后序》的价值

　　《金石录后序》是李清照晚期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是研究李清照生平史实的第一手资料，是李清照个人生活、家庭背景及她所处的那个动荡时代的真实反映。《金石录后序》所具有的文献价值随着对李清照研究的逐步深入而日益显著。由于李清照生活的年代距今太过久远，虽然前仆后继的学者们笔耕不辍、孜孜努力，为研究李清照的生平提供了一些材料，但还是杯水车薪，实在寥寥，对于李清照的研究还是很少有详实的材料让我们引证。因为宋史当中没有李清照传，所以重新审视《金石录后序》后就会发现李清照自己的回忆自然就是最宝贵的文献资料了。

　　历史文献的价值高低主要通过这样几个方面体现：

　　（1）历史文献的真实可信程度；

　　（2）历史文献的具体、丰富程度以及它反映的历史现象的重要程度；

　　（3）历史文献内容的独到性及其稀见程度。在这几个因素中，历史文献的真实可信程度是最重要的。《金石录后序》虽说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内容是对往事的回忆，但它的真实性要比其艺术特色强得多。文中记录的都是作者及丈夫亲身经历的事情，以及“靖康之难”带给她生存状况上的分野，抒真情的同时更像是在叙真事。所以说《金石录后序》超越了实质上的文学创作，而成为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回忆往事的叙实记录。《金石录后序》的史料真实性大体从它的内容和文风上可以证明。

　　从内容上看，这篇后序以其质朴和凝练的语言，介绍了他们夫妇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的经过和《金石录》的内容与成书的过程，回忆了34年间忧患得失、婉转曲折的人生经历。前半部分叙述作者及其丈夫的家庭状况与史上其它文献记载的基本一致。

　　洪迈在《容斋四笔》中称：“赵德甫作《金石录》，其跋汉居墳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乡墳壇，其一祝其乡墳壇。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为壇以祀之。赵德甫金石录三十篇，其妻李易安作后序。今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由此段材料可知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确实编撰过《金石录》一书，而且宋刻版的《金石录》三十卷至今有实物藏于国家图书馆。

　　《金石录后序》系李清照悼念亡夫、追思故物之作。流露于作品中的悲悯和深情发自肺腑，文中表述的事件也是真实可靠的，虽然在个别记忆上会有误差与事实间或不符。但是出于对亡夫深情悼念的严肃态度，李清照在创作这篇文章时不容掺杂任何一点矫糅造作的成分。而且后来文章中反复出现的、有关记忆的字样，都可以让人们确认这篇散文叙事的真实性。《金石录后序》后半部分的描叙可以解释历史上李清照改嫁的原因。

　　由于受宋代程朱理学的影响，女子改嫁在当时文人的心中是件让人不耻的事情！为了让自己膜拜的女词人“白璧无瑕”，也为了内心郁结的程朱理学中“从一而终”的情结得到弘正和发扬，明清两代开始有人跳出来为李清照“辩诬”，否认李清照曾改嫁他人的事实，甚至于怀疑《金石录后序》中叙述的真实性。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至今还有些学者跟着“呐喊”。其实在宋代，改嫁不是凤毛麟角的奇闻异事。在李清照之前就有范仲淹的母亲、王安石的儿媳等先例可循，在李清照之后更有岳飞的前妻、陆游的表妹、贾似道的母亲等如斯庞大的改嫁群体。而且宋人笔记中明确记载了李清照改嫁张汝州的共有七家：胡仔《苕溪渔隐从话》、王灼《碧鸡漫志》、公武《昭德漫钞》、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赵彦卫《云麓漫钞》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前三家成书时李清照仍然在世。能说这些笔记都在故意玷污李清照，都在说谎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从《金石录后序》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李清照为何要改嫁张汝州：金人南下肆掠，国家局势动荡，丈夫绝笔而终，古玩字画岿然独存寥寥，自己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无依无靠。这都提供了李清照被迫嫁给张汝州的充足理由。其内容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无可厚非的。那些企图把李清照纳入程朱理学的规范，或出于对李的爱护想抺去一些污点，而置疑《金石录后序》史料价值的做法有欠妥当！（原作者：肖 可）从文风上看，《金石录后序》的文风符合李清照后期的创作风格。李清照的文风大致以金人南下灭北宋为分水岭，前期词的内容多是伤春怨别和闺阁生活，词风清丽柔媚，表现了女词人多情善感的个性。如《如梦令》中描写惜春怜花的感情：“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后期李清照的词内容多是怀旧悼亡，词风凄婉哀怨，充满了“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浓重伤情调，从而表达了她对故国、旧事的深情眷恋。《金石录后序》系李清照悼念亡夫、追思故物之作，整篇文章语气平淡、哀怨，不仅回忆了自己与前夫婚后34年间的忧患得失，还抒发了国破家亡之恨。文中浓重的凄苦与哀伤是李清照晚期风格的显著标志，文章中李清照个人后期的不幸遭遇还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真实的、民族灾难的历史悲剧。故而《金石录后序》中史料的真实性是不能否认的。

　　创作背景

　　《金石录后序》是李清照晚期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是研究李清照生平史实的第一手资料，是李清照个人生活、家庭背景及她所处的那个动荡时代的真实反映。

　　李清照在创作《金石录后序》的时候正是北宋被灭亡，南宋刚刚开始的时候，社会正处于一种大变革时代。李清照在流离之间看着自己与丈夫赵明诚收集的文物不断流失，不由感慨文物得之难，失之易也。

　　乱世的文物不值钱，李清照节衣缩食得来的文物，不是失之于兵祸就是遇人不淑。兵祸：金兵的战争烽火让文物付之一炬或是被宋朝的叛兵劫掠而去。遇人不淑：不是被寄居的邻人盗取就是被骗婚的张汝舟巧取豪夺。

　　当李清照看着这些历经劫难幸存下来的文物，视它们如头目。这时她翻看丈夫写的《金石录》，回忆二人收藏的点点滴滴，那些酸、甜、苦、辣都是那么值的回忆和珍惜的，但因为赵明诚在生前就为《金石录》作过序了，于是她写下了这篇《金石录后序》附在《金石录》之后。

　　宋史当中没有李清照传，所以重新审视《金石录后序》后就会发现李清照自己的回忆自然就是最宝贵的文献资料了。

　　争议部分

　　争议一：文中“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在宋版和明人手抄本中皆记录为王播，王播曾两度出任宰相，享年72岁。王播、元载之祸明显是李清照的笔误，经考证王播应该为王涯。王涯唐文宗时期宰相，因“甘露之变”被杀，史书《旧唐书》记载他“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王涯爱好收藏，他被杀后众人得其卷轴，皆取其奁盒、金玉、牙锦，其余弃于道旁，遭践踏者无数，众人都哄抢他装书画的金玉盒子和象牙盒子，而把书画弃于一边，践踏无数。所以李清照原意是写王涯、元载之祸，而误记成王播、元载之祸。清代名家何义门在《金石录后序》中校正为：“‘播’当作‘涯’。”顾亭林《日知录》引作“王涯”，顾本《金石录后序》直接作成“王涯”。

　　争议二：文中“绍兴二年，太岁在壬，八月初一甲寅，易安室题”，今流传的各版本《金石录后序》皆如此记为绍兴二年，但文中句“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矣！”说明李清照写书时当为五十二岁（虚岁），但李清照在绍兴二年只有五十岁（虚岁）。两处明显冲突，今人王璠先生在李清照研究丛稿中指出当为绍兴四年，绍兴二年为后人传抄出错。另外也有黄墨谷先生等人的绍兴五年一说，但今人大多采信绍兴二年为误记，当为绍兴四年一说。

　　下面是王璠先生拿出的宋人洪迈看过李清照原文《金石录后序》为绍兴四年的铁证，故被大家采信。

　　洪迈《容斋四笔》卷五“赵德甫《金石录》”文中，称他曾在王顺伯处亲眼看到赵明诚的妻子易安居士为《金石录》一书所作的序文(指《后序》)，很受感动。当他撮述了文中大概以后，慨叹着写道:时绍兴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余读其文而悲之！

　　依据洪氏所记，《金石录后序》作于“绍兴四年””确为李清照亲自所题署，是原稿所固有的。时“易安年五十二”，不一定是据序文“过蘧瑗和知非之两岁”推算而得。因为洪迈出生的那年宋徽宗宣和五年癸卯(1123)，李清照才四十一岁，而李清照之卒，约在绍兴二十五年乙亥(1155)，得年七十三岁左右。那时洪迈已三十三岁，正当壮年；到他《容斋四笔.》成书的庆元三年(1197)，则是七十五岁。古人以为中寿，尚非兹毫，记力犹强，还能奋笔撰述。号称四百二十卷的《夷坚志》(含支志、三志、四志)就是他中晚年的著作。庆元三年上距清照作《后序》的绍兴四年(1134)为六十四年，而距清照之卒，仅四十三年，为时更短。史称洪氏“幼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他遍览载籍，尝以博洽受知于孝宗。而所著《容斋随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即随手札记，辩证考据，颇为精确。”《四笔》一年成书，虽取速成，“然其大致，自为精博。”又说他“尤熟于宋代掌故，”认为“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这样说来，洪迈所纪清照年岁，应是出自记忆，非常精确，当可据信。

　　名家点评

　　宋代洪迈就《金石录后序》的叙事旨归而建言，他说：“其妻易安居士，平生与词同志，赵殁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 （《容斋四笔》卷五）。

　　明代萧良有《金石录后序》评语：叙次详曲，光景可睹。存亡之感，更凄然言外。（《古今女史》卷三）

　　明代毛晋在《漱玉词》跋（汲古阁本）末载《金石录后序》，略见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矣。

　　清代王士禄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中《吴柏寄姊书》云：诵《金石录（后）序》，令人心花怒开，肺肠如涤。又引《神释堂脞语》云：班、马作史，往往于琐屑处极意摹写，故文字有精神色态。易安《金石录后序》中间数处，颇得此意。

　　清代俞正燮在《癸巳类稿》“易安居士事辑”中写道“审视《金石录后序》，殆知段金事白，綦有湔洗之力，小人改易安《谢启》，以飞卿玉壶为汝舟玉台，用轻薄之词，作善谑之报，而不悟牵连君父，诬衅庙堂，则 小人之不善于立言也。”

　　清代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曾这样评价过李清照的散文佳作《金石录后序》“叙致错综，笔墨疏秀，萧然出町畦之外。予向爱诵之，谓宋以后闺阁之文，此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