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

　　诗人李白，他的诗歌风格豪放飘逸，清新自然，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和传诵。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号青莲居士，有“诗仙”之称，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杜甫并称“大李杜”。其诗风格豪放飘逸洒脱，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韵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其诗歌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李白既是“诗仙”，又是“游侠”，仙的精神和侠的精神在他诗中均有体现，这同他的个人经历以及盛唐气象是分不开的。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其他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一、李白的酒气

　　李白好酒，他的好友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一诗中，极其传神地描绘了李白在长安酣饮的情形：“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酒仙”的称号大概由此而来。盛唐的恢弘大气曾一度激起李白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热情。他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他蓄势待发，待价而沽.李白素怀大济天下的才志，然而不见容于当道，李白好酒，不过借酒消愁，以抒发内心的幽愤而已。千古以下，捧读李白的诗作，于昏黄的灯影下，仍依稀可见诗人左手捧杯，右手执笔的洒脱身影，隐然闻到几缕盛唐美酒的醇香。

　　二、李白的仙气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江陵，见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对李白，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此后李白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今湖北省安陆市)。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干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诗名满天下。据史载，李白外貌气质潇洒飘逸，颇具仙风道骨。当年李白在长安结识了时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当时的贺知章已年逾古稀，李白献上了《蜀道难》一诗，贺知章“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此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称李白为“谪仙人”。如我们所熟悉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神奇瑰丽，似真亦幻，虚无缥缈的仙境“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仙人的世界在惊天动地的声响中出现，仙人们以霓为衣，御风为马，猛虎为之鼓瑟，风鸾为之驾车，共赴仙界的盛会。这是何等耀眼夺目，惊心动魄的情景。而李白高蹈尘外，遗世独立的情怀在这里也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李白不仅在诗歌中描摹仙境，而且在生活中也常常出入天地之中，“神游八极之表”。你看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三、李白的侠气

　　唐代的长安自汉以来有着浓厚的侠文化传统，尤其是关陇一带人民“融合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的生活习惯更是侠风盛行的沃土。对于胸怀壮志的文人来说，任侠成为他们功业意识的一种寄托，李白生活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况且游侠精神“流动着青年人的活泼的情感和新鲜的血液”，充满着“乐观奔放的时代旋律和火一般的生活欲望、人生宣泄”。这更与他酷爱自由、张扬个性的天性不谋而合。

　　血管里涌动着的游侠精神使李白对剑特别钟爱。诗人一生佩剑，年轻时“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白马篇》)，年老时“边尘染衣剑，白日凋华发”(《禅房怀友人岑伦》)，求谒时“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醉酒时“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高兴时“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少年行二首・其一》)，失意时“倚剑增浩叹，扪襟还自怜”(《郢门秋怀》)。他的许多朋友也佩戴着光彩照人的宝剑。”在异常广阔的空间之下，诗人倚剑而立，俯视苍茫大地，不禁情绪激昂、感慨万千!《发白马》：“倚剑登燕然，边烽列嵯峨。萧条万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扫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但是，当李白被赐金放还，他平交王侯，一匡天下的理想遭到了破灭。于是李白寄意于山水，想到了求仙解脱，这也是与他飘逸洒脱的诗仙性格是相契合的。如他的《宣州谢�I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首诗里，我们见到了一位遗世独行、愤世嫉俗的中国诗仙的人格形象，它有道教的洒脱和狂放，丝毫没有佛教空幻寂灭的悲观和基督教遁世苦修、逆来顺受的消极，“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正表现的是珍惜个体生命，渴望现实享受的仙人精神。

　　四、李白“仙”、“侠”之间的关系

　　侠的精神与仙的精神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李白的身上的游侠精神，是他在人生中以叛逆精神动摇封建伦理道德，以傲岸不羁，粪土权贵，不倦地追求个性解放的基础。李白有“济苍生，安社稷”的宏图大志和强烈的进取功名的精神，但他始终保持一种“不屈己”的性格，不肯折腰于权势，以“布衣”“野人”自居。而李白对仙人的遐想，更是表达了他“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气度和风骨。

　　但是侠与仙的区别同样明显。侠的主旨是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游侠虽不依附于达官贵人，却离不开达官贵人的慧眼识珠，《史记・游侠列传》中有名的游侠莫不如是。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李白会写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与韩荆州书》)这样近乎谄媚的文字。

　　但是对权贵摧眉折腰毕竟不是李白的本性，他一直自视甚高，一介平民却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当政者，批判当时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李白政治理想破灭后，他流连于山水，寄意于神仙，向往的是出世隐逸的生活。这是侠与仙的最大区别。可以说，侠的精神与仙的精神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诗仙李白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