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新考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新考

　　【导读】《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当作于公元753年，其中心在于通过申述自己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养高忘机以及富有才情种种品行，向时为安州长史的裴宽辩解自己遭受诽谤谗言，蒙受不白之冤的情况，表明自己当年绝不会追随李林甫，陷害裴宽等人;并表示如果裴宽不相信自己所言，将再次进京、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新考

　　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是考定其生平和作品系年的重要资料，由于此文出自李白本人之手，故其所述生平经历比其他任何史料都更具权威性，向来为李白研究者所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考证李白生平的坐标系。自清代王琦起，即根据《书》中“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一语，将此《书》定为李白三十岁所作，以李白生于长安元年(七○一年)推算，作年为开元十八年(七三○年)1。尽管后来学者对李白生平研究树诸多新义，而对此《书》之判断与使用却无任何异议。持李白“两入长安”说之学者更以《书》最后所言“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为其“决定离开安陆，到长安去找政治出路”以及一入长安时间即在开元十八年的证明2。

　　然而，李白此《书》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存在诸多疑点，这是不可否认的。其中最大疑点是一直无法确定所谓“安州裴长史”为何许人。宋代洪迈在《容斋四笔》中即提出疑问并做出解释：“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誉其贵而且贤，名飞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棱威雄雄，下慑群物。予谓白以白衣入翰林，其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云云。又，明代胡应麟《续笔丛》认为文中“本家金陵”乃“万万不通”，因此断为伪作。王琦力驳其说，维持了李白此《书》之著作权。3此外，学者对李白与许氏婚姻年代的推断也基本依赖此《书》。由此可见，《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一篇信息含量非常大却又充满疑问、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文献，确切弄清其具体含义，对于考察李白生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由于学者对王琦系此书之作年为开元十八年向无疑问，而遍查开元年间在安州任长史之裴姓人物不可得，因此，对《书》中裴长史究竟为何人，一直阙遗。当代学者对与李白交游的诸多人物进行了深入考索，但于此裴长史，一直回避不谈。而解决这一问题正是破解此《书》真实含义的关键。

　　首先需要突破的是自王琦起将此《书》系于开元十八年这一沿袭已久的看法。此一系年，乃根据《书》中有“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一语，即断定李白作《书》时年龄为三十岁。按，此句为李白在《书》中回顾自己早年生活经历，谓：“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4，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按照王琦的推算方法，则是李白一出生就能“横经籍书，制作不倦”，真是不折不扣的神童了!其实，一个人能够阅读经典，进行创作，至少是在二十岁之后，则“迄于今三十春”不应自其出生时算起，而应加上其尚不能“制作不倦”时的年龄。根据下面的考证，笔者认为，李白上此《书》之年龄在其五十三岁，时为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年)。

　　再来看《书》中的裴长史。对这位官员，李白《书》中作了充分的描述和颂扬：

　　伏惟君侯，贵而且贤，鹰扬虎视，齿若编贝，肤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义重诺，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倚剑慷慨，气干虹霓。月费千金，日宴群客。出跃骏马，入罗红颜。所在之处，宾朋成市。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声于天壤之间，岂不由重诺好贤，谦以得也?而晚节改操，栖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郧国，时惟清哉。棱威雄雄，下熠群物。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未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

　　此节文字殊多“玄机”。《书》中不但称裴长史“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而且引征“时人歌”：“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等等，可以想见这样一位人物岂能是一般的“地方官吏”?“屈佐郧国”一语更透露，裴长史是被贬官来到安州的。更重要的是下文“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一语，果若此《书》作于李白三十岁，则李白自二十岁时即已得知裴长史其人并欲与其结交，当时李白尚未出蜀，由何得知裴长史?当时裴某又在何处?皆无可考据。“今也运会，得趋未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云云，则表明李白此时在安州已与裴长史交往多时，且欲向其“一雪心迹”，又隐约透露种种心曲。接下来是：

　　何图谤詈忽生，众口攒毁，将欲投杼下客，震于严威。然自明无辜，何忧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过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实，罪当其身，则将浴兰沐芳，自屏于烹鲜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窜海，转死沟壑。岂能明目张胆，托书自陈耶!

　　正如学者普遍认为的，李白上此《书》的目的是为雪谤。细细品味文意，此谤又定与裴长史有关系，否则“若事得其实，罪当其身”云云就是无的放矢。但按照传统解释，三十岁尚偏居安陆，未参与过什么重大政治活动的李白能有什么大“罪”需要如此郑重地为自己开脱呢?这也正是洪迈所诧异的：“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的李白，“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但李白下面“自屏于烹鲜之地，惟君侯死生”等语，又说得如此严重，显然不是什么小事。所有这些，按照李白开元十八年上书来推断，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此外，此《书》还有诸多疑问难以解释。如“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云云，安旗、薛天纬以为：“白于叙事，多有夸大。此言‘散金三十余万’即一例。……不一年而散金如此之多，无疑言过其实。越二年，再游江夏时，营葬吴指南于鄂城之东，竟至‘乞贷’，何三年之间，贫富相悬乃尔!”5此疑也是因将此《书》系年于开元十八年的结果。实际上，此处所谓“东游维扬”，绝非指开元十五年间事，而是指天宝六年至天宝七年居扬州“狂放不羁”之时。唯有此时，李白才可能“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而且并非夸大，而是纪实6。李白上此《书》，意在雪谤，证明自己的诚意。若此时仍作夸饰不实之语，岂非授人以把柄?李白岂能如此蠢笨!又，《书》中记“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四海明识，具知此谈”一语又岂是李白开元十八年时可以道得的!

　　二

　　那么，李白上书之裴长史究竟为何人?李白在天宝十二载为何如此忌惮此人?其中隐含了怎样的史实?本文下面试作一推论。

　　笔者以为，裴长史为玄宗朝名臣裴宽。检《旧唐书》卷一○○7：

　　宽性友爱，弟兄多宦达，子侄亦有名称，于东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对，甥侄皆有休憩所，击鼓而食，当世荣之。选吏部侍郎，及玄宗还京，又改蒲州刺史。州境久旱，入境，雨乃大浃。迁河南尹，不附权贵，务于恤隐，政乃大理。改左金吾卫大将军，一年，除太原尹，赐紫金鱼袋。玄宗赋诗而饯之，曰：“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三载，以安禄山为范阳节度，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玄宗素重宽，日加恩顾。刑部尚书裴敦复讨海贼回，颇张贼势，又广叙功以开请托之路，宽尝几微奏之。居数日，有河北将士入奏，盛言宽在范阳能政，塞上思之，玄宗嗟赏久之。……宽以清简为政，故所莅人皆爱之。当时望为宰辅。及韦坚构祸，宽又以亲累贬为安陆别驾员外置。林甫使罗希奭南杀李适之，纡路至安陆过，拟怖死之。宽叩头祈请，希奭不宿而过。宽又惧死，上表请为僧，诏不许。然崇信释典，常与僧徒往来，焚香礼忏，老而弥笃。累迁东海太守、襄州采访使、银青光禄大夫，转冯翊太守，入拜礼部尚书。十四载卒，年七十五。

　　裴宽事迹与李白《书》中裴长史相符合者有：(一)门第高贵，“当世荣之”;(二)玄宗皇帝曾亲赠其诗，谓“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有河北将士入奏，盛言宽在范阳能政，塞上思之，玄宗嗟赏久之。”且“当时望为宰辅”。《新唐书》卷一三○至谓“其为政务清简，所莅人爱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宝间称旧德，以宽为首。”8唯有此人，方契李白所谓“高义重诺，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四)裴宽属于李适之、韦坚集团，与李林甫不容。天宝三载被贬官睢阳。天宝五载，复贬为安陆别驾员外置。李林甫尝密谋杀之，因其苦苦乞求，才得免死，乃李适之、韦坚集团中唯一幸免之人。关于裴宽被李林甫中伤之事，《新唐书》卷一三○记载更为详尽9：

　　(天宝)三载，用安禄山守范阳，召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裴敦复平海贼还，广张功簿，宽密白其妄。会河北部将入朝，盛誉宽政，且言华虏犹思之，帝嗟赏，眷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恶宽善李适之，乃漏宽语以激敦复，敦复任气而疏，以林甫为诚。先是，宽以所善请于敦复，即欲白发其言，林甫趣之。敦复未及闻，扈幸温泉宫。而其下裨将程藏曜、曹鉴自以他事系台，宽捕按之，敦复谓宽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两赂贵妃姊，因得事闻于帝，由是贬宽睢阳太守。及韦坚狱起，宽复坐亲，贬安陆别驾。

　　其大略经过为：李林甫因惧怕裴宽为相，因此密谋害宽，于是挑拨裴宽与唐名将裴敦复之关系。天宝三年，裴敦复以金五百两贿赂杨贵妃姊，导致裴宽被贬官。天宝五载，又因韦坚案，被贬官为安陆别驾。此即李白所谓“屈佐郧国”。或许有人认为，史载裴宽被贬为安陆别驾，与李白所说安州长史不合。实际上，唐代州郡长史与别驾之称屡经改换。《新唐书》卷四十九下谓：“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节，丞曰别驾。十年，改雍州别驾曰长史。高宗即位，改别驾皆为长史。上元二年，诸州复置别驾，以诸王子为之。……天宝元年，改刺史曰太守。八载，诸郡废别驾，下郡置长史一员。上元二年，诸州复置别驾。德宗时，复省。”10《辞海》“别驾”条谓：“汉置别驾从事史，为刺史的佐吏。……隋唐改为长史，唐代中期以后诸州仍以别驾、长史并置，但职任已轻。”11可知在天宝八载，诸郡废别驾，下郡置长史一员。因此天宝五载时裴宽被贬为安陆别驾，至天宝八载或即改称长史，李白于天宝十二载称裴宽为裴长史，毫无错误。李白诗文中从无“别驾”之称，皆用“长史”。又据《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七“僧金师”条引《定命录》：“睢阳有新罗僧，号金师，谓录事参军房琬云 ：‘太守裴宽当改 。’琬问何时，曰，‘明日日午，敕书必至。当与公相见于郡西南角 。’琬专候之。午前有驿使，而封牒到不是，琬以为谬也。至午，又一驿使送牒来，云 ：‘裴公改为安陆别驾。’房遽命驾迎僧，身又自去，果于郡西南角相遇。裴召问之，僧云 ：‘官虽改，其服不改。然公甥侄各当分散 。’及后敕至，除别驾，紫绂犹存，甥侄之徒，各分散矣 。”12这则小说意在说明裴宽被贬安州乃出于定命，但也间接透露了玄宗皇帝顾念旧情，即使贬官也予优待，为以后裴宽复职打下伏笔。

　　本来，裴宽被贬官乃至几乎被杀害与李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为何天宝十二载李白上书裴宽“雪谤”呢?细察史料，笔者认为：这与李林甫、杨国忠集团的政治斗争有关。李白实际上成为两个政治集团斗争的一个替罪羊!这正是李白愤慨之所在。

　　《旧唐书》卷一○六：“初，林甫尝梦一白晰多须长丈夫逼己，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状类裴宽，宽谋代我故也。’时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适之党斥逐之。是时杨国忠始为金吾胄曹参军，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国忠竟代其任，其形状亦类宽焉。”13 《新唐书》卷二二三：“初，林甫梦人皙而髯，将逼己。寤而物色，得裴宽类所梦，曰：‘宽欲代我。’因李适之党逐之。其后，易国忠代林甫，貌类宽云。国忠素衔林甫，及未葬，阴讽禄山暴其短。禄山使阿布思降将入朝，告林甫与思约为父子，有异谋。事下有司，其婿杨齐宣惧，妄言林甫厌祝上，国忠劾其奸。帝怒，诏林甫淫祀厌胜，结叛虏，图危宗社，悉夺官爵，斫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槥，用庶人礼葬之。”14

　　以上两则记载，揭示了李林甫、杨国忠、裴宽三人之关系。李林甫曾梦见一个像裴宽的人逼向自己，以为是裴宽威胁自己的相位，因此产生谋害之心。李死后不久，杨国忠即向唐玄宗“劾其奸”，唐玄宗大怒，“悉夺官爵”，“用庶人礼葬之”，李党顷刻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杨国忠专权，时为天宝十一载冬。据两《唐书》裴宽本传，裴宽后又入拜礼部尚书，卒于天宝十四载。此可以证明，在李林甫死后，玄宗重用杨国忠，复起用当年被李林甫谗贬的裴宽。试对其间史事推论如下：

　　裴宽或在天宝十二载得昭雪，将离安州长史任回京。此时，他急于想要弄清的是：当年究竟是谁向玄宗皇帝进谗言，导致自己被贬官甚至几乎被杀害的。根据两唐书，乃因裴敦复贿赂杨贵妃姊所至，但这是后来澄清的事实15。天宝十二载，杨国忠正大权独揽，他不可能让裴宽知道事实真相。因此最大的可能是杨国忠或其党羽造谣说李白乃李林甫党，天宝三载时正供奉翰林，有可能面见玄宗皇帝，从而导致裴宽被贬官。这就是李白所谓“谤詈忽生，众口攒毁，将欲投杼下客，震于严威。然自明无辜，何忧悔吝!”杨国忠这样做，可收一石二鸟之效——既开脱了杨氏姐妹，也嫁祸并打击了李白。联系李白天宝三载突然上疏辞去翰林供奉之职，传言或谓杨贵妃所谗，或谓张垍所谗，或谓高力士所谗，笔者认为皆有其道理16，此三人都非李林甫党。野史小说固捕风捉影，却每入木三分!可以推断，作为翰林供奉的李白早在天宝二年左右即欲结交裴宽，但“云山间之，造谒无路”，显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李白可能确实知道李林甫谋害裴宽的事实，大约在天宝十一年左右，他回到安州，欲接近贬官安陆的裴长史“一雪心迹”，可能就为此事。一开始，裴宽与李白并无芥蒂，“得趋未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就是证明。但就在此时，“谤詈忽生”，裴宽对李白态度忽变，其间必有隐情。正因为李白自知无辜，所以才有此上书，才敢宣称“岂能明目张胆，托书自陈耶!”《书》末说：“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确是表明要入长安一明事实真相。通常以为“王公大人之门”是指裴宽，实际上当指杨国忠。当然，这次进京，绝非“一入长安”，而是地地道道的“再入长安”。李白一入长安为天宝初年，再入则为天宝十二载，时李白五十三岁。17

　　又，李白《苦雨》诗为诸多学者考证李白入长安年代之重要作品。郁贤皓等定为开元十八年所作，所赠之“卫卿张卿”为张垍。康怀远《李白〈苦雨〉诗系年辨误》一文18，通过考证开元、天宝年间几次“苦雨”发生之年代，认为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三年，张卿为张介然，甚有见地。按，诗中有“无鱼良可哀”之叹，正与《上安州裴长史书》之“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相呼应。诗中言：“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时黄金盘，一斗荐槟榔”。康文谓“李白用此典来表示被侮辱后得势以报羞辱之恨，说明他曾经被侮辱过”，甚是。但康文认为这里侮辱乃指天宝三年被谗离京事，则有误，此事已过十年，李白焉会如此纠缠?且天宝三年乃赐金离京，也算不上什么大辱。联系《上裴长史书》，此侮辱当指杨国忠等嫁祸于李白以及裴宽等误解李白。

　　将李白另一篇向来难以索解的诗作《雪谗诗赠友人》19联系对读，更可以佐证《上安州裴长史书》之雪谤与此诗之雪谗乃同时之事。诗曰：

　　嗟予沉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尝有。立言补过， 庶存不朽。包荒匿瑕，蓄此顽丑。《月出》致讥，贻愧皓首。感悟遂晚，事往日迁。白璧何辜? 青蝇屡前。群轻折轴，下沉黄泉。众毛飞骨，上凌青天。萋斐暗成，贝锦粲然。 泥沙聚埃，珠玉不鲜。洪焰烁山，发自纤烟。苍波荡日， 起于微涓。交乱四国，播于八埏。拾尘掇蜂，疑圣猜贤。 哀哉悲夫! 谁察予之贞坚。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 坦荡君子，无悦簧言。擢发续罪，罪乃孔多。倾海流恶，恶无以过。人生实难，逢此织罗。积毁销金，沉忧作歌。 天未丧文，其如余何。妲己灭纣，褒女惑周。天维荡覆，职此之由。汉祖吕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毐亦淫荒。 螮蝀作昏，遂掩太阳。万乘尚尔，匹夫何伤! 辞殚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昊天是殛。子野善听，离娄至明。 神靡遁响，鬼无逃形。不我遐弃，庶昭忠诚。

　　因诗中有“五十知非”语，学者多同意此诗作于李白五十岁左右20。但此时，李白究竟遭遇何谗，因何遭谗，又不甚了了，或者认为是有人诬蔑李白“在宫中跟杨贵妃有淫荡不轨的行为”21，也属无根据的推测。天宝十二载，杨贵妃正受玄宗宠幸，有人竟敢造此类谣言，是不可思议的。窃谓诗中“妲己灭纣，褒女惑周。天维荡覆，职此之由。”云云，乃暗中指斥杨贵妃姊向玄宗进谗言，陷害忠臣事。根据此诗，我们甚至可以推断：两《唐书》所记李林甫等陷害裴宽的事实真相或许正是由李白揭露出的。此诗当为李白于天宝十二载二入长安后所作。李白诗中“嗟予沉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尝有。立言补过， 庶存不朽。……感悟遂晚，事往日迁”等语也表明承认自己有过错，其过错即在于：尽管他并没有与李林甫同流合污，但他以前也没有及时识破李林甫的种种阴谋，对李林甫的认识是后来才有的。安史之乱后，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直斥“贼臣杨国忠蔽塞天聪，屠割黎庶;女弟席宠，倾国弄权”云云22，对杨氏兄妹之痛恨仍萦心切齿。对李林甫，李白并没有直接指斥过，李白天宝三载离京，也确实看不出与李林甫有什么关系，再加上宗教信仰等原因，天宝十二载时，裴宽会听信杨国忠等的诽谤陷害，误认为李白属李林甫党，当年自己遭贬与李白有关，是很有可能的。这正是《上安州裴长史书》背后隐藏着的惊人史实!

　　三

　　《太平广记》卷十九李林甫条引《逸史》载：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既惫舍驴，以两手返据地歇。一日，有道士甚丑陋，见李公踞地，徐言曰 ：“此有何乐，郎君如此爱也?“李怒顾曰 ：“关足下何事?”道士去，明日又复言之。李公幼聪悟，意其异人，乃摄衣起谢。道士曰 ：“郎君虽善此，然忽有颠坠之苦，则悔不可及 。”李公请自此修谨，不复为也。道士笑曰 ：“与郎君后三日五更，会于此 。”曰 ：“诺 。”及往，道士已先至，曰：“为约何后?”李乃谢之。曰 ：“更三日复来 。”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谈笑极洽，且曰：“某行世间五百年，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郎君且归，熟思之，后三日五更，复会于此。“李公回计之曰 ：“我是宗室，少豪侠，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计已决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叹咄叱，如不自持，曰 ：“五百始见一人，可惜可惜 。”李公悔，欲复之。道士曰 ：“不可也，神明知矣 。”与之叙别曰 ：“二十年宰相，生杀权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救拔，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官禄已至，可使入京 。”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与别。……自后以荫叙，累官至赞善大夫，不十年，遂为相矣。权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顾隆洽，独当衡轴，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数年后，自固益切，大起大狱，诛杀异己，冤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言戒也。……先是安禄山常养道术士，每语之曰 ：“我对天子，亦不恐惧。唯见李相公，若无地自容，何也?”术士曰 ：“公有阴兵五百，皆有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见之。“禄山乃奏请宰相宴于己宅，密遣术士于帘内窥伺。 退曰：“奇也，某初见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炉而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墙，奔逆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当是仙官暂谪在人间耳 。”23

　　此则小说所可注意者在于：李林甫以二十岁尚未读书之无赖儿，竟至宰相位达二十年，乃不可思议之事。因此唐代流传李林甫为“谪仙人”之说，用“定命论”来解释之，这类传闻在道教盛行的唐代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李白初入长安，贺知章亦誉其为“谪仙人”24。两事对照，则李白、李林甫皆信奉道教之真实情况可知。而据两《唐书》，裴宽为虔诚的佛教徒，道不同不相谋，固矣。然而，李白一生宗教信仰前后发生过明显变化，其早年固然道教思想占据上风，而自五十岁后，佛教思想逐渐抬头。《庐山东林寺夜怀》、《僧伽歌》、《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并序》等作品表明，他已皈依佛教25。这是否与裴宽等的交往有关?是否也属于“嗟予沉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尝有”的忏悔之情?本文只提出此问题，以待详考。

　　系《上安州裴长史书》作年为天宝十二载，尚有几大疑点。

　　其一，《书》言：“乃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于此，至移三霜焉。”此涉及李白婚姻年代问题。通常，人们根据此《书》作于开元十八年，上推三年，则李白与许氏结婚之年龄为开元十五年，年龄二十七岁。此《书》作年发生疑问后，则李白此次婚姻之年代尚待确定。笔者认为，此处李白只是交待他何以定居安陆的原因，并不足以据此考证其结婚年代。事实上，李白数次婚姻之年代皆相当模糊且相互矛盾26，打破开元十五年与许氏第一次结婚的思维定式，或许对解决这一问题也有帮助。

　　其二，今李白集中有《赵公西候新亭颂》、《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赠宣城赵太守悦》等诗文，直接或间接地对杨国忠有赞词。上述诗文，《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系年于天宝十四载27。按，根据当时政治状况以及李白对杨国忠的一贯态度，李白不可能在安史之乱爆发之际作颂扬杨国忠之诗文，且于时于地皆不相符28，诸诗文可断为伪作。李白又有《书情赠蔡舍人雄》一诗，论者也认为“显然是将李林甫任酷吏起大狱事与杨氏执政后网罗人才相对比”，含有颂扬杨国忠之意。29此论亦值得商榷。按，诗中有“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猛犬吠九关，杀人愤精魂。皇穹雪冤枉，白日开氛昏”语，作于天宝十二载明矣30。窃谓此诗含义与李白同时之雪谤之作合观才能明了。白璧竟何辜云云，正指自己遭受冤屈。猛犬吠九关云云，正《上安州裴长史书》所谓“谤詈忽生，众口攒毁，将欲投杼下客，震于严威”。皇穹雪冤枉云云，似表明玄宗皇帝最终主持公道，澄清了李白的冤枉。因此，这首诗当作于二入长安澄清冤枉之后。蔡舍人或许正是帮助审理此案之人。

　　其三，《上安州裴长史书》与《上安州李长史书》的关系。李白在安州还有一篇上李长史书。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系此《书》于开元十七年，即《上安州裴长史书》前一年，并认为李长史当为裴长史之前任31。按，此说并无史料依据，属于臆断。从文章表面看，李白仅因误认李长史为他人，没有回避，即得罪于李长史，以至于要战战兢兢地请罪，或将此作为李白“在安州被地方官吏逼迫”的证明。但细按此《书》文意，实为游戏之笔，似卑而实狂。否则，极不符合李白傲岸不屈之性格32。李白在《书》中尽情地卖弄辞藻，呈其文采。《书》最后说：“敢沐芳负荆，请罪门下，倘免以训责，恤其愚蒙，如能伏剑结缨，谢君侯之德。敢以近所为《春游救苦寺》诗一首十韵、《石岩诗》诗一首八韵、《上杨都尉》诗一首三十韵，辞旨狂野，贵露下情，轻干视听，幸乞详览。”这哪里是在请罪，而实为一种特殊的干谒方式，是要主动寻找机会献诗献文，上门拜访。《上安州裴长史书》言：“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云云，可知李白早年惯于此技。要之，此《书》与《上安州裴长史书》性质完全不同，一属游戏干谒之笔，一为激愤辩白之文，两相比较，即可了然。笔者认为，《上安州李长史书》应属李白早年在安陆所作，是其“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的一篇奇文。

　　总之，本文认为：《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当作于天宝十二载，其中心在于通过申述自己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养高忘机以及富有才情种种品行，向时为安州长史的裴宽辩解自己遭受诽谤谗言，蒙受不白之冤的情况，表明自己当年绝不会追随李林甫，陷害裴宽等人;并表示如果裴宽不相信自己所言，将再次进京、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此《书》作年及具体内容之重定，对于重新认识李白生平、创作以及其他诸多作品的系年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立论上可能存在许多不足和错误，但求能够自圆其说、对李白研究提出自己一些尚不成熟的意见而已，还望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