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将进酒》与文艺复兴毫不相干 著名学者汪宏华日前全新讲解唐诗《将进酒》,他认为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已八年的李白不是在酒中沉沦,而是超越,从“饮者”升华成了“隐者”。他的劝酒是隐语,意在奉劝世人从物质享乐的泥潭中走出来,转向精神追求,最终实现比经济繁荣……
李白《将进酒》与文艺复兴毫不相干
著名学者汪宏华日前全新讲解唐诗《将进酒》,他认为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已八年的李白不是在酒中沉沦,而是超越,从“饮者”升华成了“隐者”。他的劝酒是隐语,意在奉劝世人从物质享乐的泥潭中走出来,转向精神追求,最终实现比经济繁荣更高级的文艺复兴。
果真这样吗?回答是否定的。
李白写作《将进酒》是在天宝11年(752年),时年51岁。那时,唐朝繁荣昌盛,一派兴旺景象,但官场生态并不好。唐玄宗本是一位明主,他执政前期曾出现过“开元之治”(713—741)。但在天宝年间(742——756),玄宗爱好声色,思想日趋保守,又逢“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昏愎谗佞”的杨国忠等小人当政,所以一生耿直不阿的李白理所当然地受到妒忌和排挤,在京城仅两年便被谗挤离京。由于仕途的屡屡失意,离京后,李白心情苦闷,于是重游名川,浪迹四方,开始了他的羁旅及隐居生活。《将(qiang)进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诗人以高亢的激情,狂放的言词,把怀才不遇的郁闷和痛苦像黄河之水一样一泻千里,反映了唐玄宗后期,奸佞当道,贤才被挤的现实。全诗以酒寄情,纵酒抒发,其孤傲之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汪宏华认为,自从李白经历一番宦海浮沉,发现自己的志趣和才干不在仕途以后,便不想做一个政治人,只想做一个文化人了。“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即是明证。其实,这两句仅是概括了一种历史现象,旨在引出这样一个事实:“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曹植昔时平乐宴,斗酒十千美名扬)李白化用曹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用来隐喻自己有曹植一样的不幸遭遇。曹植(192~232年),曹操第四子,曹丕之弟。他是建安时期最杰出、最有代表性,对后代影响最大的一位文学家,是当时文坛的主要领袖之一。曹植天资聪颖,文思敏捷,才华出众,曹操曾一度想立他为太子。但只因曹植行为放荡,不拘小节,每为工于心计的曹丕算计,渐渐失宠于曹操。曹操死后,曹丕、曹睿相继为帝,曹植倍受猜忌和迫害。由于长期遭受迫害,精神上受到沉重压抑和打击,终于郁闷而死,时年41岁。李白用曹植自比,不只是为了突出“天生我材”,更为的是彰显自己的怀才不遇。由于理想得不到实现,内心充满悲愤和痛苦,诗歌中也流露出悲忿不满的情感。正是有了这种情感,所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他视金钱如粪土,表现出自己的清高,宁可醉生梦死,决不同流合污。李白既不甘心排挤欲争仕途,又孤高自傲悲观行乐,这一矛盾心理,在“高堂明镜悲白发”与“人生得意须尽欢”中十分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他不是不想做一个政治人,而实在是无用武之地,因而只好用酒来消愁解脱。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始于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词意指重生或复活,它是一个朦胧的概念。文艺复兴的艺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现实与人文。文艺复兴所有的创作大都围绕着这个主题。这时期的作品都要求打破封建神权,打破封建的禁欲主义,打破封建制度对人精神甚至是肉体的封锁,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李白所处的时代早于文艺复兴时期,不知汪宏华所指的文艺复兴是何种含义。就算“转向精神追求”就是一种文艺复兴,但《将进酒》充其量是一首咏怀之作,字里行间洋溢着愤懑和伤感之情,本想“与尔同销万古愁”,可无奈的是用酒浇愁愁更愁,哪里还有什么心思来倡导“文艺复兴”?
汪宏华还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指雄才伟略或李白自身的诗才,而是较为低级的体能与感性思维。愚以为,这种理解同样是狭隘、片面的。李白著称于世,不仅因为他是一代诗人,留下了千古传世名篇,还在于他具有不阿权贵,有志于世的高贵品格。“天生我材必有用”,既是一种高度自信,也是对那种“亲小人,远贤臣”官场腐败制度的极度不满,流露出一种怀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矛盾心态。在他看来,只要为世之用,尽其所能,破费又算得了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然而,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谈何容易,于是只好“将进酒,杯莫停”,哪怕用“五花马,千金裘”换美酒,也在所不惜,只要能“销万古愁”就行。虽然不能给李白扣上消极避世的帽子,但他这种“以酒浇愁”、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多多少少是有一些问题的。诗中的“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与其说是要用酒激发人的灵感,写出好的作品,倒不如说是一种“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的写法。“将进酒”的背后,凝聚着李白多少辛酸和悲哀啊!
早在1935年,鲁迅先生指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主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将进酒》不过是一首愤世嫉俗之作,其中虽隐含“精神追求”的成分,但毕竟是盲目、狭隘的,决没有倡导“文艺复兴”的意味。喝酒确实是一种文化,可以活跃思维,但决不是艺术创作的土壤,而“将进酒”本身劝的就是畅饮,劝的是莫问世事,及时行乐,劝的是“同销万古愁”,诗的从头至尾与文艺复兴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