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巧可爱的小动物刺绣图案

精巧可爱的小动物刺绣图案

　　导语：刺绣是传统的女红艺术，也是独特的女性生活文化，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女性以绣针为笔，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与文化的精美篇章。下面是小编为您收集整理的图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刺绣是妇女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妇女的一种生活。梁漱溟曾指出，中国文化是一个把家庭看成最重要的社会基本元素的文化，即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女性的价值与人格是与“家”联系在一起的。据资料，早在距今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形态中就出现了“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由于女性体力较男子为弱，因而妇女在家庭采集、缝纫、编织等活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秦汉及后世，这种妇女在家从事纺织刺绣的劳动形式从自给自足的“家计取给”逐渐变成为了关乎国计民生的一项经济活动。在纺织业兴盛的地方，妇女从业十分普遍。“齐郡善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⑶蜀地则号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⑷在织造和刺绣产业日趋发达的明清，则更是在北京、江宁、苏州、杭州等地专门设立官府专职的织造局，用以管理各地织造。

　　最初由社会生产而造成的社会分工，逐渐演变为社会生活规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与要求也在家庭结构中得以实现。刺绣成为女性生活的一部分，它具有实际的解决诸如穿衣盖被等的实际功效，也由于刺绣工艺过程和创作，有益于妇女的安心与修养，因此，历史上总将刺绣作为对妇女进行教育、规范甚至是迫害的工具，如《礼记》提出的“十伦”，汉代班昭《女诫》⑸以及唐代宋若莘的《女论语》、明仁孝文皇后《内训》等等，都将刺绣定位于此，使女红成为了伦理道德的表义符号，刺绣被当成了禁锢行动的枷锁。

　　女性在其一生中要经历从女儿、到妻子、到母亲等角色的转换。在古代，刺绣对女性生命的这几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种修身养性和技艺习得的必要手段，使得女性不论贫富，无论贵贱、识字与否都需要掌握与修习，由此逐渐成为上行下效的社会习俗。但是，对于不同社会文化阶层中的妇女来说，刺绣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且不同阶层妇女所制作的刺绣作品其旨趣也大相径庭。

　　在古代社会，社会是分层的，妇女也因其社会地位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层面。这里按社会地位将妇女分为三个阶层：宫廷与贵族阶层所属妇女;文人与乡绅阶层所属妇女和下层文化的平民妇女。其中，宫廷与贵族处于垄断性的上层文化层面，因此宫廷与贵族中的女性占有文化上的优先权，能得到较为系统的教育，而她们所制作和使用的绣品，也必然具有了这一阶层的特点：华贵的款式与花样，富丽的材质，使用阶层专有的纹样等等。文人与乡绅家的妇女往往受教育的程度要普遍高于民间女子，同时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其品味与气质与文人相近，中国古代刺绣史上有史料记载的几位女性，皆出于文人家庭，如顾绣的主要人物韩希孟，是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的学生顾寿潜的夫人，顾氏为个书香门第，虽然顾寿潜在画史上没有什么显著位置，但跟随他习画的妻子韩希孟却因创了画绣一宗而名垂中国刺绣艺术史，董其昌赞其谓：“虽子昂(赵孟頫字)用笔不能辨，亦当今一绝”⑹。而对于下层文化中许多目不识丁的平民妇女而言，刺绣不仅是养家户口的一种生计手段，而且是她们赖以表达和交流情感的工具。虽然这一阶层妇女制作出来的刺绣作品缺少书画意境，也难与贵族刺绣的.华贵媲美，但由于它的质朴而具有了一种生活的意义。

　　对于不同阶层的女性而言，刺绣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但是蕴含在物质形态刺绣背后的精神因素却有着一些类似之处。古代女性生活于局促而狭小的家庭活动空间中，刺绣无论贵贱作为女子的一种必备技能便成了女性情感的一种寄托和精神追求，乃至是交流的一种手段。在古代中国，识字的男子只是少数，而会刺绣的女子则是绝大多数。凌叔华的小说《绣枕》，曾围绕刺绣揭示了最后一代旧式女子的生活空间：败落的大家、与世隔绝的死寂闺房，沉静温柔的大小姐不停地在做刺绣，从面料、色泽、丝线到内容、构图，都精心挑选，因为那是她对爱情的期望。两年的时光就在她那如织缎般的青丝上滑过，在她上下翻飞的单调而优美的一针一线中滑过，在双眼与她所绣的鸳鸯的对视中滑过。但是被她寄予无限期望的绣枕，拿出去后却被官宦子弟欣赏一番后遭到任意践踏。如她的“绣枕”一样，大小姐的一生命运已经不言而喻了。当然，这是作家笔下古代贵族女性的一种不幸境遇。同样是“绣枕”，在民间的刺绣中，又能看到另一番图景：这里的刺绣，涌动着女性的创造力与生命的热情。陕西农村妇女自古保持至今的从十几岁起学刺绣作枕头的习俗，那些用爱心密密缝制的虎枕、猪枕、鸡枕、鱼枕、龟枕、桃枕等寄托着妇女们的心愿，成为亲情爱意的表现。可以说，无论是不幸还是传情，刺绣对于妇女来说就是生活，或者说就是人生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