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体别解论文

荆公体别解论文

　　一般认为，“荆公体”是针对王安石后期的诗歌风格而言。它的诗歌载体主要是以绝句为主，艺术风格上则寓悲壮于闲淡，雅丽精绝，脱去流俗，锻炼精巧等等。近些年来，也有学者从王安石的诗艺发展、政治生涯、晚年心态、思想转变等等方面追溯“荆公体”形成的原因。一些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也接受了他们的论断，如“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系列中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三章第四节《王安石的诗歌》便说：“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写景抒情的绝句，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诗坛上享有盛誉。……从宋人的这些言论来看，人们称王诗为‘王荆公体’，主要是着眼于其晚期诗风。”其实，所谓的“(王)荆公体”也好，“介甫体”也罢，它们最初指称的都不是王安石后期的诗歌风格，其载体也不是他晚期的绝句或古体，它指的仅仅是集句创作。集句创作，向来被认为是一种游戏之举，并无多大文学价值。后人之所以对“荆公体”发生误读，除了望文生义外，还由于受到了传统诗论的影响所致。以下笔者将对“荆公体”的内涵略加考辨。

　　在讨论“荆公体”时，研究者们大都是从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开始的。严羽在“王荆公体”下自注道：“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在此，严羽并没有说明“王荆公体”的内涵，也并没有点明“王荆公体”便是指王安石的绝句，而仅仅是罗列出这一诗体而已。莫砺锋教授以为“王荆公体”一词首出严羽，似未妥(《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论王荆公体》)。因为早在北宋后期，江西诗派中的洪刍便已经提及“荆公体”了。《老圃集》卷上“七言古”中有《戏用“荆公体”呈黄张二君》一诗，全文为：

　　金华牧羊儿，稳坐思悠哉。谁人得似张公子，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长夏无所为，垒曲便筑糟丘台。古今同一体，吾人甘作心似灰。南方瘴疠地，郁蒸何由开。永日不可暮，渴心归去生尘埃。人生会合安可常，如何不饮令心哀。张公子，时相见，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只愿无事常相见，有底忙时不肯来。

　　王安石改封荆国公是在宋神宗元丰三年九月，就笔者管见，洪刍似乎是宋代最早提及“荆公体”的诗人。这首诗的标题是“戏用荆公体”，从洪刍模仿的诗歌文本来看，他所谓的“荆公体”实际上指的是“集句体”。而他所写的这首诗，正是一首标准的“集句”诗，也即宋人所谓的“百衲”体。整首诗歌全部是洪刍引用前人的诗句堆积而成，并非自己的原创。兹考如下：首句“金华牧羊儿”，出自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的“金华牧羊儿，乃是紫烟客”。次句“稳坐思悠哉”出自杜甫《放船》诗中“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字句稍有不同，或与所见版本有关。第三句“谁人得似张公子”出自王安石《赠张轩民赞善》中的“谁人得似张公子，有底忙时不肯来”，后句亦为洪刍用为此诗的最后一句。第四句“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出自韩愈的《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第五句“长夏无所为”出自杜甫的《课伐木》中的“长夏无所为，客居课奴仆。清晨饭其腹，持斧入白谷”。第六句“垒曲便筑糟丘台”出自李白《襄阳歌》中的“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第七句“古今同一体”出自杜甫《狄明府》的“大贤之后竟陵迟，浩荡古今成一体”。第八句“吾人甘作心似灰”出自杜甫《曲江三章》中的“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第九句“南方瘴疠地”出自杜甫《梦李白》中的“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第十句“郁蒸何由开”出自杜甫《夏日叹》中的“朱光出厚地，郁蒸何由开”。第十一句“永日不可暮”出自杜甫《夏夜叹》中的“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第十二句“渴心归去生尘埃”出自卢仝《访含羲上人》中的“辘轳无绳井百尺，渴心归去生尘埃”。第十三句“人生会合安可常”出自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中的“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第十四句“如何不饮令心哀”出自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中的.“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第十五句“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出自杜甫《短歌行》中的“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第十六句“只愿无事常相见”出自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中的“当时得意况深眷，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最后一句已见上。

　　那么，为什么洪刍把“集句体”称之为“荆公体”呢？这是因为，“集句体”的产生虽然现在仍然众说不一，或谓起于六朝，或谓起于宋初，但是在宋代，许多学者却认为，这一独特的文学体式的创始人是王安石。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载：“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之者。”《蔡宽夫诗话》云：“荆公晚多喜取前人诗句为集句诗，世皆言此体自公始。”即使是对此稍有异议的，也都承认“集句体”是在王安石手中发扬光大，而王安石最工此体。蔡絛《西清诗话》谓：“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至元丰间，王荆公益工于此。人言起自荆公，非也。”周紫芝《竹坡诗话》谓：“集句近世往往有之，惟王荆公得此三昧。前人所传……非不切律，但苦无思尔。”由于王安石晚年的集句创作相当频繁，而且质量很高，所以时人都往往以为“集句体”滥觞于他，于是便以他的封号或名字名之。此外，集句的创作虽然在北宋后期颇为风行，但许多人却以戏谑之技目之，视之为游戏、小道。陈师道《后山诗话》载：“荆公暮年喜为集句，唐人号为‘四体’，黄鲁直谓正堪一笑尔。”《宋稗类钞》卷二十二载：“晁秘监美叔以集句示刘贡父，贡父曰：‘君高明之识，辅以家世文学，何至作此等伎俩，殊非我素所期也。’”这也是为什么洪刍要在“荆公体”的前面加上一个“戏”字的缘故。 除了“荆公体”的称呼之外，宋人也常常以王安石的字“介甫”来命名“集句”这一比较特殊的文学体式。比如，李纲《梁溪集》卷二十一《胡笳十八拍》序谓：“昔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后多仿之者。至王介甫集古人诗句为之辞，尤丽缛凄婉，能道其情致，过于创作。然此特一女子之故耳，靖康之事，可为万世悲。暇日效其体集句，聊以写无穷之哀云。”所谓“效其(介甫)体集句”，正是宋人以王安石的字来指称“集句体”的印证。一直到南渡以后，宋人依然保持了这种习惯性的称呼。如南宋喻良能《香山集》卷十五《读韩诗有感用“介甫体”》谓：“少陵无人谪仙死(原注：《石鼓歌》)，吏部文章日月光(原注：《沿流馆诗》)。半世遑遑就选举(原注：《赠侯喜》)，十年蠢蠢随朝行(原注：《和卢郎中》)。”所谓的“介甫体”，也就是洪刍所“戏用”的“荆公体”，也即“集句体”。但尽管喻、洪两人都是在写作“集句”诗，二人所作还是稍有不同：洪诗中的各句都未标明出处，而喻涛却比较诚实一些，一一标明。事实上，由于集句这一创作体式是在王安石手中发扬光大的，而且在士人群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当时或后世的诗人在创作集句时，往往便自称是学习、模拟王安石，而在“集句史”上，王安石则处于一种开山祖师的地位。如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六《跋王慎中胡笳集句》谓：“湓城王寅慎中，拟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牟《牟氏陵阳集》卷十二《厉瑞甫唐宋百衲集序》谓：“(集句)实始于半山王公……四明厉君震廷瑞甫，博学工诗，尤喜集句，合异为同，易故为新，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

　　另外，南宋还有一条关于“王荆公体”的材料不能不予以辨析。周煇《清波杂志·别志》卷三载：“秦会之忠献公自著文字，惟尚简古，自云效‘王荆公体’。《谢车驾幸第家人辈各拜恩数表》首云：‘注目帝车，方望云而盘辟；移居仙境，容舐鼎以飞升。’中谢后云：‘妇子孙息，同荷优恩；官封服章，猎登常级。’末云：‘臣敢不治外自内，训子及孙。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国家之福。’《祐陵复土被命撰哀册文》首云：‘十年生别，万里丧归。’语简而意深类此。”在此，虽然秦桧所著的文字是典型的四六文，但他所学习的“王荆公体”，依然指的是“集句体”。因为“集句”这一创作体式，不仅仅可以用到诗歌的创作中，也可以用在词与四六文的创作上，乃至出现了“四六集句”此类的称谓。就词而言，王安石和黄庭坚等人都写有“集句”词。而就宋代官场上通行的四六文而言，倘若作者不能做到词意的贯通与流畅，而徒知堆砌经史之语，也会贻人“集句”之目。宋陈鹄《耆旧续闻》卷五载：“四六用经史全语，必须词旨相贯，若徒积迭以为奇，乃如集句也。”北宋大观以后，由于朝廷庆贺等事有许多不循常规，负责起草贺表的官员颇难胜任，于是蔡京便以“集句”的体式来滥竽充数。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载：“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听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舍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其中所谓“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正是典型的集句作法。可见，不仅仅诗词的创作可以用“集句”的方式来“游戏”，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也未尝不可以此来偷懒耍滑。当然，以此种方式创作四六而沾沾自喜的人也大有人在。沈作喆《寓简》卷五载：“前辈谓今古文章无不可作对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对‘长为农夫以没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对‘亿载万年为父为母’。予《试弘辞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备与神为谋；无智名无勇功唯圣时克。’此四六集句，其可以为戏笑。东坡表启乐语中，间有全句对，皆得于自然，游戏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翟公巽谢对衣金带表云：‘谓臣有缁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其为越州，以擅放税降官谢表云：‘岂若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敢虞晁氏之危。’”那么，上引秦桧的四六文，是否也是属于集句这一创作体式呢？笔者以为是的。比如，第一句中“帝车”，表面上似乎平淡无奇，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经史中语”，出自《晋书》卷十一《天文上》：“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又曰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也。又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望云”一词颇为费解，其实它是“望云霓”的缩写，而后者是孟子的一个相当有名的比喻，《孟子注疏》卷二下：“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盘辟”则是出自儒家经典的注疏，《论语注疏》卷十“足躩如也”句，包注曰：“足躩，盘辟貌。”“舐鼎以飞升”引用的是《前汉书》中淮南王刘安死后鸡犬升天的典故。“治外及内”则是自《周易·蛊》“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中的古注，《厚斋易传》卷十二《易辑传八》载：“闾丘逢辰曰：‘二负刚明之材，于蛊之时，欲治远自近，治外自内，岂屑屑然以闺门为己任哉。干母之蛊，亦时焉而已。’”即使是看似口语的“生别”一词，其实也是渊源有自，《水经注》卷二十六“沭水”下郦注曰：“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由此可见，上引秦桧的四六文创作，表面上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处处在堆砌“经史中”语，难得是这些经史之语居然与当下的情境融化无迹，如出己意，这正是集句这一创作体式的最高成就(全篇集别人的诗句，这是集句这一体式的最成熟的状态。除此之外，集句这一创作体式还包括集经史语、集字、集句四六、集句赋等等，见祝尚书《论宋人杂体诗》，《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5期)，确实可与王安石的集句名作《胡笳十八拍》媲美。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桧自称效“王荆公体”以及周煇对其“语简而意深类此”的评价了，后者的确是中肯之论。

　　最后，既然“荆公体”指的是“集句体”，是一种游戏之作，那么，为什么研究者往往将它视为王安石后期诗歌创作(主要是绝句)的艺术风格，并且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崇呢？(按，就笔者管见，自沧浪以后直至清末，学人论王安石之诗时罕有提及“荆公体”者。最早将“荆公体”与王安石的诗歌艺术特色相联系的似乎是程千帆、吴新雷主编的《两宋文学史》，谓：“王诗在艺术风格上是有特色的，所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王荆公体。”此后莫砺锋《论王荆公体》一文从体裁、风格、语言等方面阐释“王荆公体”，将其视为王安石诗歌创作的代表。)笔者以为，这恐怕主要是受了严羽《沧浪诗话》“大名”的迷惑，所以在解读严羽列出的“王荆公体”时便有意无意地有刻意抬高的倾向；再兼以潜意识里深受传统诗论的影响。比如，从陈师道、叶梦得等人开始，宋人便对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推崇备至，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所谓“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所谓“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遂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隐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许《彦周诗话》所谓“东坡海南诗，荆公钟山诗，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张邦基《墨庄漫录》所谓“七言绝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顷时王荆公多喜为之，极为清婉，无以加焉”，等等。这样，在解读《沧浪诗话·诗体》中的“王荆公体”时，便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将“王荆公体”和严羽的小注“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联结在一起，从而做出了与诗体本身无涉的阐释。

　　至于严羽在“荆公体”下的自注：“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愚以为不一定是在解释荆公体，而只是借杨万里的诗表达对王安石诗歌的看法，即在严羽看来，王安石诗体中成就最高的绝句，亦与唐人差了一截。退一步讲，即使有新的材料确证严羽所说的“荆公体”就是指王安石晚年的诗体，也不影响本文对“荆公体”的历史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