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孙犁散文随笔 孙犁的脸,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幅空邃的画。那天,他流泪了,那泪滴是他无言的诗…… 始自去年秋天,就与房树民商量去看望文学前辈孙犁了。天津传来消息说,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弱,并已住进了医院。去冬今春,老天好像有意让真正的文曲星归位,走了好几……
近读孙犁散文随笔
孙犁的脸,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幅空邃的画。那天,他流泪了,那泪滴是他无言的诗……
始自去年秋天,就与房树民商量去看望文学前辈孙犁了。天津传来消息说,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弱,并已住进了医院。去冬今春,老天好像有意让真正的文曲星归位,走了好几位不该走的大师,这种不安使树民和我产生了一种潜在的不安:老人已经八十五岁了,必须去见上一面。四月九日,我和树民终于乘车去往津门,去靴见我们的文学启蒙老师孙犁。
高速公路两旁的田野,正是春色萌动草长莺飞的时日。树民怀里抱着一篮从花店里精选来的鲜花,我怀里则抱着几本新出的书,奔往天津。不知为了什么,在这大好的春时,我心中升腾起一股不可名状的酸楚。还是在五七年,绍棠、树民和我,曾经手捧着一束鲜花,去探视当时在北京住院的孙犁,大概是因为过了探视时间还是什么其它原因,阴差阳错地竟然没有能将那束花送到孙犁病榻之前。之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了,三个敬慕孙犁的青年作者,便你东我西,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这件事孙犁同志记忆极深,直到22年过去了,他在为我这个回京的浪子出书作序时,还写下了如是的话:
1957年的春天,他们几位,怎么没有能进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见到他们的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得到过别人送我的一束花……
此时树民手里的花,远比1957年的花要艳多了,有玫瑰,有兰花,有康乃馨,有郁金香……但是距离第一次为孙犁老师送花,已经42年过去了;而且当年我们送花的三个人中间,刘绍棠已然不在人世间了,此时此刻的前辈人孙犁,又已经病卧于床,这迟来了近半个世纪的鲜花,还能给一代文学大师带来一丝愉悦的心绪吗?在我的认知中,孙犁是个一直洛守“文章乃寂寞之道”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似乎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届文代会,并谢绝电视等众多宣传媒介的采访;即或是与友人和晚辈往来,也都是淡出淡入。尽管评论界在研究他的著作以及他的作品对后来人的影响之时,得出了他是文苑“荷花淀”派的文学宗师,他自己却一直否认有“荷花淀”文学流派的存在。对比之下,就显出了那些常常自我标榜,并窃中国文学之功为己有的文场官宦们心灵的污秽。
孙犁就是孙犁,在中国只有一个。表面看上去他深居简出,实际其内心有着中国文人的清高。而这种人文品格的脱俗,在物欲横流的潮向中,是一叶逆水行舟的孤帆。记得,在80年代中期,我曾陪同康灌同志,去天津看望过一次长者孙犁。那是一个寒风料峭的冬日,他住的那间屋子冷若旷野,我们身上穿着大衣,还冷得不断用口中热气呵手。康灌曾为此而开孙犁的玩笑说:“你日子过得如同苦修的和尚。”
孙犁哈哈大笑道:“算你‘一矢中的’,可是我在其中自得其乐。维熙,我这座修行的庙,虽然冷清了一点,总比你在劳改队生活要好得多吧!”
我久久没能回答出话来。之所以如此,我虽内心不太赞成前辈孙犁这种寒门雅士的活法,但却不能不对孙犁个性中的执著肃然起敬。能不能这么说,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他是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最深、而又将其化为自觉行为的一个作家。因为当孙犁拉开他书橱的木门时,里边都是线装古书;其书页里还夹着一张张纸片,那是他阅读后写下的笔记。古人说:圆者自转,方者自安。孙犁显然不是在圆周上爬行的人,而是安然于我行我素的文学圣者,从不为其风向所动。早在so年代,他的《风云初记》还曾被一些文坛头面人物批判过,说他的作品淡化了抗日战争的壮怀激烈。殊不知作家对生活的艺术感悟,是有着千差万别的。俄国既产生了写出《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也孕生了写出田园诗情般(白净草原)的屠格涅夫。我年轻的时候,就下意识地觉察出孙犁是一个“文学是传声筒”的叛逆,尽管他当时没有发表醒世的文学宣言,但是他的作品,就是宣言。一曲淡雅的(荷花淀),至今出污泥而不染,冠群芳而婷婷玉立。再如他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以及他的一些文学短论和散文,几乎无一篇不是解析艺术自身规律的范文。时间和历史是文学艺术最严厉的法官。在许多当年大红大紫的作品,经岁月的磨砺已然褪色的今天,孙犁的作品却色泽靓丽如初,就像树民怀里的
那篮鲜花,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个花蕾,每一丝花蕊……都那么耐看,令人在其字里行间沉醉,目不忍离。
由于出京和进津的塞车,我和树民赶到天津总医院见到孙犁时,已然是中午时分。在病榻前,我们尽量做出欢悦的神色,以驱逐我们心灵上的阴影。孙犁同志并没有回应我们的微笑,只是半睁着眼睛,茫然地张望着我们。孙犁的孩子晓达上前告诉我俩,他患有眼疾白内障,我们要走近些,爸爸才能看得清楚。待我们挨近了孙犁的病床,他的眼神里才有了一丝欢悦的光泽。在我的记忆里,孙犁本来就是个瘦人,此时他脸似又瘦削了许多,加上没有刮去胡子,人显得苍老了许多。树民将花篮摆放在床前的小桌上,对孙犁老师说:
“我是房树民,与维熙看您来了。”
“1957年春天,您没能收到我们送您的鲜花,42年之后,我们给您送来了。”说这几句话时,我虽然尽量克制着我的感情,但是泪水还是夺眶而出,“这迟到的鲜花,希望能给您带来安慰!”
是孙犁看到了鲜花?还是看到了我脸上的泪水?我不得而知。但是从孙犁的眼角,流淌下来一星泪花。他用颤抖着的手,拿起枕边的一块手帕,慢慢地擦着他眼角的泪花。我们知道前辈孙犁,平日是极少会见人的,特别是在他进入医院之后,更是婉拒亲友探视,老人之所以没有回拒我和树民的探望,我想是出自于师生几十年的情谊。我们原本不是匹马,顶多算个马蛋子之类的幼驹,但是孙犁主持(文艺周刊)时,把我们浆育成了一匹匹在文苑拓荒耕作的马。尽管孙犁从不以师长自居,我们则始终以师奉孙犁为荣。因而在我们和孙犁目光对视的刹那之间,是包容了几十年的情缘的。
孙犁擦净眼角的泪花后,就把手垂在了胸前。我盯望着孙犁的那双手,由于疾病的折磨,已然失去了健康人的血色。那一根根青筋,回旋于失血的手背上,像是一枝枝攀崖而上的葛藤。孙犁就是用他这双手,来攀登文学大山之峰巅的'。过去与孙犁同志见面握手时,从没有仔细端详过他的手;此时此刻,我见到的是一双长而富有灵气的手掌,因而情不自禁地将孙犁的手抚摸在我的掌心。这个产生于瞬间的本能动作,来得十分突然,它来自于心河中感情的源头,完全是非理性使然。但是我非常珍惜这次与孙犁的手掌磨合,我想这也许会给孙犁一点生命的热力—因为这是后生晚辈无言的健康祈祷;我则从他那只充满灵性的手掌中,得到人文品格的启迪—因为那是一只从不写假凤虚凰文章的手,他将使我牢记一个作家人文行为的圣洁。
树民也去握孙犁的那只手了。孙犁此时虽然闭合了他的眼睛,但我仍然看见他睫毛的微微颤动,我想老人此时的心情,一定十分感伤而激动。因为这是一种两代人心灵的全部融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种纯粹的精神挚爱,不是所有作家在他的生命晚年都能享受到的,而前辈孙犁却当之无愧地受到这种敬崇。他平躺在病榻上,由于两腮深陷,前额便显得硕大而巍高,我们站在他身旁,有平地仰望山峦之感受。尽管他在一篇写我的文章中,自谦地说我是跨越过他的“高栏”;但我十分清醒地自识,那孟浪之言是对我的鼓励,我就是到了停止了呼吸的时刻,也不过是他高山上的一棵树、一块石、一朵花、一株草。
为一了怕妨碍孙犁午休,我们在病房中只停留了约有一刻钟的光景,便匆匆告辞了。孙犁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对他儿子晓达说:“你带他们去吃饭。”席间,晓达对我俩说:“我还没见过爸爸在友人面前流泪,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回。”陪同我们一块去探视孙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编辑宋曙光,他是孙犁的老部下,深知孙犁个性中的含蓄,因而把孙犁流下的泪水,看成是一首无言的诗。
归京之后,我始终记住了那一星泪花。在我看来,那是一粒晶莹的珍珠,又可以视为一面明亮的心镜,我和树民面对那光洁的心镜,当时刻自律自身的人文行为,并以孙犁的洁身自好,作为我们的生活的罗盘——这就是我们近读孙犁之后,受到的最大的心灵震撼。我们祝愿孙犁同志身体早日康复,因为如果文坛失去了孙犁,当如群星闪烁的天弯,缺了一轮阴柔的明月。为此,我们为孙犁病体的早日康复,而虔诚地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