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小说中的“进城”与“返乡”

贾平凹小说中的“进城”与“返乡”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笔下的“商州系列”小说人物游走在“进城”与“返乡”之间，但是进城者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经历着身处底层的挣扎和精神世界的空虚，而返乡者在故乡感受到的是失望与无奈，他们无力改变传统文化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的现状，也难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贾平凹小说中的“进城”与“返乡”

　　贾平凹曾表示“我是农民”，是“具有农民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描绘出农民在城乡之间游走的心路历程，从1984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的发表，到2016年的最新长篇力作《极花》，都或隐或现地展现出关于“进城”与“返乡”的文学叙述。纵观贾平凹30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作品中呈现出乡下人进城后的挣扎与迷茫，以及知识分子返乡后的无奈与失落。这种“进城”与“返乡”的对比书写，展现出贾平凹关于城乡之间家园意识的矛盾思考与情感困境，表达出对现代化冲击下的乡土中国的迷茫与失落之情。

　　一、进城后的艰辛与挣扎

　　《高兴》是一部典型的描写“乡下人进城”的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刘高兴是清风镇的农民，向往大城市的他来到西安，由于身无一技之长，便成为一个拾荒者。刘高兴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做着拾破烂的工作，到处遭受着白眼与蔑视，并且居住环境恶劣，生活异常艰辛。但是乐观的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肾卖给了城里人韦达，这象征着自己与城市有了身体上的联系，因此他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城市人。刘高兴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高度认同，他勤奋工作、奋力拼搏，企图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底层处境和事实上的农民身份。但种种遭遇证明，进城的乡下人处于被城市排斥和鄙夷的社会边缘化的地位。

　　《带灯》中的村民去大矿区打工，去的时候人高马大，回来的时候得了肺病，“已经死了三个，还倒躺着十个”。“做姑娘的也十之八九出去打工，在外面把自己嫁了，有七个再没回来，听说三个已病死。”乡下人进入城市，或是为了挣钱娶媳妇盖房，或是希望自谋生路，在城市中闯出一片天地，往往想象的城市生活是美好的，但在实际的境遇中，他们身处底层的生活状况经常令人堪忧。贾平凹在《带灯》的后记中说：“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人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贾平凹的叙述，展现出底层的无力挣扎。

　　小说《极花》也描写出进城的胡蝶跟着母亲在城市中以拾荒为生。和刘高兴一样，胡蝶也向往城市，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得到城里人的认同。然而，在一次城里人以介绍工作为借口的拐卖中，胡蝶开始了自己始料未及的命运。胡蝶从刚到圪梁村的挣扎与反抗，到被警察解救后，因不堪舆论和媒体的压力，主动回到被拐卖的地方，这种令人不解的转变，对处在底层的胡蝶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既无奈又痛苦的选择。“胡蝶不一定是要‘认命’才能达到与现实的和解”，贾平凹认为，“能够得到认同更重要”，“人的烦恼和痛苦往往来自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如果城市让胡蝶无所适从，圪梁村的人情风物或可予她安慰”、。胡蝶终究在与黑亮一家人的相处中，完成了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与文化认同。

　　二、返乡后的无奈与失落

　　在贾平凹的“返乡者”系列小说中，主要叙述的是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持着对淳朴乡村的美好想象，于是想在返乡过程中，寻找到灵魂的栖息场所以及寄托精神的故乡。但在实际的返乡途中，他们看到的却是乡村伦理道德的破坏和遭受现代文明侵袭的传统文化的没落。

　　作品《高老庄》围绕在省城当大学教授的主人公高子路和妻子西夏一起回高老庄为父亲过三周年的祭日展开论述，小说以子路和西夏的视角重新审视高老庄的民风民俗和人情世故。在现代商业文明的侵袭下，故乡的高老庄人不但显露出自私狭隘的小农意识，同时又在利益与权力的诱惑下展开勾心斗角的争夺。关于故乡的美好想象不过是子路心中的理想家园和精神寄托，在经历了城市文化的熏陶后，他对故乡更有了一种批判审视的目光。

　　故乡被城市文明侵袭，精神家园变得荒芜。于是子路毅然决然撕掉了记载着高老庄方言土语的笔记本，独自一人走上了返回都市的路程。在小说的结尾，子路在爹的坟前磕了一个头说：“爹，我恐怕再也不回来了!”由此可见，在子路看来，高老庄已不再是能够抚慰他心灵创伤的故乡，也不可能是用来抵抗现代文明的美好家园。子路满怀希望的寻找，却最终依旧没能摆脱失望的情绪。小说以子路的还乡经历开始，又以他的无奈逃离而结束，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对故乡逃离与救赎的两难抉择。

　　《怀念狼》里的高子明是城市里的一名记者，在现代都市文明和生活工作的压力下，他决定重返商州寻找尚存的十五只狼，并实现自己拍照存档的愿望，由此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摄影家，找到存在于荒山野岭中的鲜活的生命力。然而子明在找到狼后，希望能够保护狼，为狼创造一个可以生存的家园环境，但当地的村民却用极其野蛮的方式逼迫曾经的狩狼猎人傅山再次出发消灭幸存的狼，这样的举动，证明了人类在与狼的长期相处中，学习的不是狼强悍的生命力，而是狼的贪婪和残暴。

　　小说《秦腔》中的夏风，也表现了一个从乡村出走的知识分子对乡土文化的失望，同时夏风的经历也展现出乡村文化对他的拒绝与排斥。秦腔是深受老一辈农民喜爱的音乐文化，从清风街走出去到省城工作的夏风从小就在秦腔氛围中长大，但是他却极端厌恶秦腔，表现出一种对秦腔拒绝的文化姿态。他和热爱秦腔的演员白雪从自由恋爱到离婚的结局，就体现出他和乡土文化互相排斥的矛盾。

　　三、“进城”“返乡”的困境与反思

　　贾平凹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也有对“进城”与“返乡”的书写，这种叙写基本上是为了表现在社会压力下对乡村依然留恋的知识分子。在1987年发表的小说《浮躁》中，则从正面讲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金狗，经历了“进城一返乡”的过程。金狗因为报社记者的机会，走进城市，但在权力和金钱的挤压下，选择了重新回归乡村，并和念念不忘的乡下姑娘小水喜结连理。金狗的经历和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贾平凹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思考，在他看来，此时的乡村还是相对美好与纯洁的，小水的善良纯朴一直吸引着金狗，同时金狗也面临城市的压力，农村人的身份得不到城市的认同，尽管他有才华，但并不能融入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中，因此选择再次回到乡村。80年代的贾平凹，抱着观照传统的态度，把具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商州作为精神家园。在进入西安后，沉浸于城市物欲的文化之中，他感到了迷茫。

　　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新世纪，贾平凹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底层。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些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焦虑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方向，处于一种失重状态，似乎成为了社会的边缘人。1995年发表的《白夜》，夜郎精神世界的混沌与迷茫，成为他在城市中的阻碍，并使他陷入无法解决的情感困境中，他一直漫无目的地走在黑暗的城市中。而1998年发表的小说《高老庄》描述出知识分子的失望，高子路无法面对自然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他离开故乡的结局，是对乡村文明救赎的无奈。子路在进城—返乡一进城的循环中，显示出一种挣扎与隐痛。

　　2000年发表的《怀念狼》中的高子明，他在认清了城市文明的本来面目后，毅然选择返乡来寻找自我和精神家园，但他最终发现，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陷入困境，不得已的他又重新进入城市。而在2005年发表的小说《秦腔》中，贾平凹进一步描绘出乡村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衰败和没落，作为知识分子的夏风对代表乡村文化的秦腔的厌恶和拒绝，直到最后没有参加热爱秦腔的父亲夏天智的葬礼，这预示着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成为一曲被哀悼的挽歌。2007年发表的《高兴》，刘高兴试图通过个人努力挣扎地活在现代城市中，但五富死亡的结局，使得他陷入迷茫、痛苦的情感中。小说的主人公始终走不出“进城一返乡一进城”的圆圈，他们徘徊在城乡之间，内心充满了无奈和失落，贾平凹通过他们的.经历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焦虑和反思。

　　四、结语

　　有人曾批评贾平凹不是一个坚定的乡土文化守望者，“他的姿态是犹豫和不彻底的，内涵也有着矛盾和犹疑，折射出他内在文化态度的迷茫和困顿”。贾平凹表示，现今的状况他当然无法预料，作为一个书写乡村四十多年的作家，他知道它的过去和现在，却不知道它的将来。贾平凹笔下的乡土小说，折射出在当下中国“城市一乡村”的二维空间中，乡土社会中的进城者与返乡者徘徊在城乡之间，他们的存在既不属于城市、又无法回归乡村的真实处境。这种矛盾情绪的抒发，正是贾平凹的焦虑所在。

　　五、相关结论

　　贾平凹始终关注着他的故乡商州和居住城市西安,以商州和西安为文学创作根据地来实现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对话。“知识分子返乡”叙事是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的产物,是作家在城乡所代表的传统与现代间价值抉择的话语实践。

　　贾平凹小说的知识分子返乡叙事,颇有代表性的呈现了农裔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城市生存精神困境,在乡土变迁中呈现的多维度现实感知,由于身份转换难以融入乡村的困境以及在返乡抉择和行为实践中进退两难的精神矛盾。因此,知识分子返乡叙事是理解贾平凹创作意图与精神焦虑的关键切入点。

　　首先,本论文分析贾平凹小说中知识分子返乡的行为动机,根据行为动机的特点,将其分为四种形式,深入探析具有代表意义的行为动机,分别是因追寻乡土之根而实现游历式返乡,因坚持平民立场而实现抗争式返乡,因处理人情世故而实现风俗式返乡,因寻求生命激情而实现自救式返乡。其次,进一步分析知识分子返乡的现实感知,流动的时间和变迁的乡村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后生感悟到商州民族风情的自然与原始,金狗意识到乡村变革下的艰难沉重,子路、夏风无奈地注视着凋敝衰败的传统村落,子明思索着在人与自然的失衡关系的生存困惑。

　　从历史的角度看,返乡知识分子是中国乡土变迁的见证者与沉思者。然后,知识分子在返乡中一直处于“回不去”的生存焦虑中,这是源于他们的身份困境,即后致的知识分子身份和先天的农民身份的认同焦虑。知识分子在城市有着自我和他人的身份认同焦虑,依旧是城市里的“乡下人”,在乡村却成为“城里人”;知识分子都有挥不去的农民底色,故乡如同镜子,照出他们的不断掩饰和改造的农民本性;知识分子返回故乡生活,不同于之前的农民身份,有着“荣归故里”的生活姿态,在潜意识中形成对整个乡村社会的“俯视”;故乡是属于生存在那里的人们,返乡知识分子是不被故乡人认同的“他者”,故乡早已成为象征性的存在,注定了承接鲁迅式的“过客”般的宿命。最后,我们将焦点放在知识分子返乡的抉择和行为实践中,知识分子在城与乡之间游移不定,证明了知识分子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揭示他们在城乡均不能安身立命的精神矛盾。

　　离乡是返乡存在的前提,在进城与返乡的抉择中,知识分子充满了精神矛盾,包括历史理性和人文情感的分裂,理想实现与精神苦闷的困惑,在离乡情绪与乡土情结之间挣扎,在生命需求和生存条件的反差之中缠绕不清,因此,知识分子一直处于精神矛盾中而进退两难,循环往复。贾平凹小说的知识分子返乡叙事表征着贾平凹以自我生存经验对古老城乡对立现实的人文关照,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作家在返乡中对精神家园的追逐,但是家园却永远在路上,这既有一代农裔知识分子共有的心理特征,也具有个人精神反思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