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歌的艺术特征 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
建安诗歌的艺术特征
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成就也最大.
建安诗歌特征
东汉末年的动乱,既使建安诗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所用,如曹操《短歌行》:“概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玚、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长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概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园景光未满,众星灿似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虽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锺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质朴,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与哀思”(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锺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呛之词”(锺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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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发展历程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
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
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