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坛经考证”

胡适的“坛经考证”

　　胡适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适之,安徽积溪人。一九一零年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一九一九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论文,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他还编写过“中国哲学史一,半途辍笔,因为他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

　　一九三零年一月七日,胡适写了“坛经考之一”是作为“曹溪大师别传”跋文的。后来又继续撰作“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八祖坛经’”)对被认为是中国禅宗的宗经——:八砠法宝坛经’进行了一番考证,虽然有些观点属于牵强附会,但有些见解确也有独到之处。今试作介绍,以供读者参考。

　　六租大师圆寂后,“坛经”几经窜改,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本子。胡适在“坛经考之一”中写道:

　　“我们试取教煌本“坛经’和明藏本相此较,可以知道明藏本此教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内中有一部份是宋以后陆续增加进去的。但其中有一部份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师别传\\\\\’的。”他列举了明藏本的行由第一、机缘第七、顿渐第八、宣诏第九、付嘱第十等五处与“别传”对勘,发现有很多变动。他因此得到结论说:

　　“我曾细细校勘‘坛经\\\\\’各本,试作一图,略表‘坛经\\\\\’的演变史:

　　从上表可以看到,胡适是根据宋郎简二八祖坛经序”中所说:“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言的。但现存的契嵩本“坛经”只有一卷,没有人见过二二卷本”的契嵩本“坛经”,恐怕连胡适自己也不曾见过。

　　还有,胡迈认为“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这是不妥的,因为明藏本坛经,并非一种,不能把契嵩本称“明藏本”。而且“曹溪大师别传”也不能与‘坛经”并列,因为它不是一种不同本子的“坛经”。还有在“坛经考之二”中被胡适认为“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的惠昕真本,他却末列入“表”内,在为表明“坛经的演变”史而作出的几种不同本子的“坛经”的图表,竟然没有这本“人间第二最古‘坛经\\\\\’”,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疏漏。

　　印顺老法师在他所着“中国禅宗史”第六章“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中说:

　　“‘坛经\\\\\’的各种本子,从大类上去分,可统摄为四种本子:教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

　　教煌本就是教煌写本,亦即法海本。印老认为它虽“已不是‘坛经\\\\\’原型”,但却是“现存各本中最古的”,特别是关于六祖事迹的记载“最为古朴”。而“古本”则将“别传”的传说编入,又将六砠与弟子们的问答机缘也采录进去,“这虽被称为古本,而成立的时代要比教煌本(七八〇—八〇〇),别传(七八一)宝林传(八〇一)迟些。且这一古本,“是从古人记述中知道其存在的。”惠昕本,系“参考古本而改编成的,所依底本,近于教煌本”。至一兀本,包括德异本和宗宝本。印老列举的四种本子中,没有契嵩本,但在叙述中也谈到了契嵩校改“坛经”的事实。

　　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禅宗史研究”中指出:“在现今的‘坛经\\\\\’里,大体可分为教煌本,惠昕本,德异本——宗实本的三个系统。”宇并把德异本说是“亦郎曹溪原本”,其实所谓“德异本”,不过是契嵩本的义一种传抄本而已,因此确切地说,“三个系统”实则上是教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四个系统”,其余的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翻刻本或传抄本吧了。胡适的考证与他作的图解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中在对教煌本(一万二千字),惠昕本(一万四千字)和明藏本(郎契嵩本,二万一千字)三本“坛经”的字数作了一个统计比较后说:“这可见……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咀真可令人骇怪了。”他还说:“惠昕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俊多沿用他的改本。……惠昕改动的地方,大致都是这样‘添枝添叶\\\\\’的增加,但他也有删节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换原本各部份次第的地方。”胡适认为:

　　“总之,惠昕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末远\\\\\’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那些部份是北宋增改的,那些部份是契嵩以俊的人增改的。”

　　胡适的这些看法反映了他的一定的历史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他在“坛经考之二”中又坚持说“坛经”系神会所作,却是荒唐而没有根据的。

　　印顺老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提出两种见解:一、“‘坛经\\\\\’是先径集成的.,并有过修改与补充。”二、“从‘坛经\\\\\’原本到教煌本,至少已有二次重大的修补,此后流传中的‘坛经\\\\\’,不断的刊行,变化是非常多的。”印老对某些本子“坛经”的一些内容,竟然“大致与“景德传灯录’相近”感到惊异。他又指出:“现存的‘坛经\\\\\’应分别为二部份:一、‘坛经\\\\\’主体,是大梵寺开法纪录。二、‘坛经\\\\\’附录,是六祖平时与弟子的问答,临终付嘱,以及临终身后的情形。二者性质不同,集录也有先后的差别。在‘坛经\\\\\’的研究上,这是应该分别处理的。”这种分析,对从事“坛经”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在“禅学思想史”中对三本“坛经”的不同曾说:“作为慧能语录的‘坛经\\\\\’,由于传写时文字的改换,以致在‘坛经\\\\\’裹存在着‘玉石相混\\\\\’的情况。可见在“坛经’晚出的本子裹,确有膺品和私货,这是中外学者所公认的。

　　胡适在“坛经考之一”中对“曹溪大师别传”作了一番考证之俊,最后写道:

　　“总之,‘别傅\\\\\’的作者是一个无学问的陋僧,他闭门虚造曹溪大师的故事,装上许多年月,俨然像一部有根据的传记了。可惜他没有最浅近的算学知识,下笔便错,处处露出作伪的痕迹。不幸契嵩上了他的当,把此传认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坛经\\\\\’里去,遂使此书欺骗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幸而一千多年前最澄大师留下了这一本,保存至今,使我们可以考证契嵩改本的根据。我们对于那位渡海求法的日本大师,不能不表示很深的谢意。”这段话倒是很客观、中肯的。

　　据说,胡适先生在晚年,对佛学也曾有过浓厚的兴趣,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可惜笔者手头没有可供引用的参考资料,待以后有机缘再作补充吧!

　　摘自《内明》第1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