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论文

后殖民主义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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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反映殖民主义统治下以文学形式反映第三世界生活的后殖民文学，进一步探究诸如语言问题、教育问题、民族文化与文学等问题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及文化视域下集中表达后殖民思潮的理论主旨等方面。本文拟以西方后殖民理论对当代文化翻译批评理论中的影响，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建设给予批判性提问和参与性思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后殖民主义俨然成为一个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否则将导致翻译过程中无法彰显不同文化间不对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仅如此，用后殖民主义理论重新翻译文本，还会深入剖析其译文与其文字背后蕴含的文化、宗教、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也考虑在颠覆现存地缘政治权力体系，重构国际正义的政治框架中的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二、后殖民主义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其实，早在二战后就产生了“后殖民”（post—colonial）一词，用以代指那些独立的（前）殖民国家。首先《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萨义德认为“orientalism”有三种含义，而汉语则是无法翻译的。第一层是指传统意义的学科名称“东方学”；第二层是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渊源；第三层是西方的东方主义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习惯。后殖民主义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从特定的特权视角审视这个世界，关注文本的文化转向，促使文化翻译应运而生。萨义德认为尽管产生冲突和矛盾，但是不能脱离后殖民主义的后现代语境。然而，应该看到一直以来，语言学的对等论束缚了翻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文化翻译比语言学翻译更具现实的进步性。1972年，美国翻译学者霍姆斯（James Holmes）首次公开发表题为《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把“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学科名称，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至此，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成立。此后，翻译学蓬勃发展，并且在中西方丰富的理论源泉之中派生出诸多支派，其中便有以“后殖民翻译研究”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派。后殖民翻译研究主要是由后殖民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同时结合诸多学科最终结合而成。

　　1978年，萨义德（Edward W.Said）出版《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殖民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它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话语关系，涉及范畴的广度和深度，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延伸，最终影响现当代文化批评的转向。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自有殖民行为以来，人类历史就有关于殖民主义的批评，人类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历史悠久，萨义德在《后殖民与帝国主义》一书的第三章中梳理了历史上的反殖思想家。二战后，多数殖民国家在历经长期的战争洗礼后，获得了主权的独立，但他们随后发现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摆脱殖民统治。西方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国家采取种种方式，通过诸如宗教文化等方式继续对这些独立后的国家进行殖民统治，这段时期被称之为“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主要关注的是独立后的国家的殖民控制问题，后殖民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的新阶段。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侧重关注文化，关注知识范畴内的讨论，萨义德是后殖民的开创者，他着重关注后殖民主义与深入探寻文化的深层次结构性特征，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伯明翰学派采用其他学科视角，探寻后殖民主义中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批评局面。罗伯特·杨（Robert Young）赞同伊格尔顿的说法，一门学科需从对开创者的理论批评入手，研究后殖民主义必须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评入手。基于后来不断对文本解读及其思想的研究，壮大后殖民主义批评。传统翻译理论认为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对文本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文本表现出来，事实上人任何表现都是根植于语言、文化和制度的语境。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利是密不可分的，也就不存在纯粹且客观的表现。萨义德认为，虽然西方对于东方的表现是一直行走于东方主义的话语轨道上，但自古希腊时代到当代，几乎无人能摆脱东方主义思想的约束，即使像马克思这样坚定地从东方立场出发，严厉地批判西方的西方学者也是如此。

　　后殖民主义翻译学派自诞生之日起就势不可挡，现如今传统译学无法忽视它带来的冲击和震撼，同时全新的视角和不同的文本内涵都能帮助译者更深层次地挖掘两种不同文化的内质，绝大多数的翻译学者们都迫不及待、毫不犹豫地投入后殖民理论的怀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受后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即从语言格式的对等转向文化内涵的体现。这主要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已经内化在译者的意识中，译者往往把自己的阐释结构嫁接到殖民地环境中，将殖民者的文化投射到异己文化中，用本土文化意象对他者进行书写。译者通过翻译文本，不仅实现对两种语言的互通，更注重源语中蕴含的文化意涵，并通过合适的译语表达出来。此时，译者不仅具备双语的身份，还具备两种语言的文化，既是语言的翻译，又是文化的翻译。后殖民的文学，首先要认真解读的是萨义德关于英美文学经典所进行的后殖民式解读。萨义德在著作中，即《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重新解读了西方文学经典，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开启全新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剖析，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重读经典文本”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因为萨义德在文本解读中引入了后殖民主义概念，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英美文学研究。简单地说，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运用的解读经典文本的方法是在东方主义批评的视域下，将文学研究扩展至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从而使得单纯的文本解读衍生为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文化批评。翻译的过程不仅研究简单的语言转换，更应成为对文化构成中诸因素研究的过程。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演变、使用和表达方式必然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玛丽·霍恩比突破了固有的翻译定义，认为翻译仅仅涵盖于发生在两种语言间的活动，把翻译看做是两种文化间的互动，不具备自身的特质。苏珊·巴斯内特追溯了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并行发展的历史，认为两者均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个阶段，同时进一步指出应将翻译的重心从语言层面转到文化层面，并逐渐形成强调翻译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语言的互通，而是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是“文化翻译”的“翻译文化转向”。

　　引入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翻译的效果，以期提高文化翻译的水平，增强译者的责任感和创造力。汉斯·费米尔认为翻译主要体现文化迁移，强烈反对把翻译看做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汉斯·费米尔看来，进行翻译活动的时候，译者首先应具备双重文化背景（甚至可以更多），因为翻译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对于原语和译语的把握，然后才把语言看做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要修正传统的翻译原则和翻译原理，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翻译不是静态的活动，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动态行为，是一种在时代背景影响下的跨文化交流行为。采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翻译文本，能够实现对文化的翻译。建构后殖民主义视角中的文化翻译的间质空间，能够实现翻译不夹杂其他色彩的、纯粹的文本。后殖民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改变了在语言学范畴内研究翻译的传统观念，把翻译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正如萨义德所指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仅因为它是被十九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也就是被欧化的东方。所以我们（尤其是东方的作者或者译者）必须注意，不能驯服自我、屈服民族灵魂和民族文化进行写作或翻译，这并不是为了自我本身的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或是接受，也许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为了东方化的行为，使得本身对东方存在不良企图的西方可以使之成为一种想当然的理解。

　　三、结语

　　将后殖民的文化翻译理论运用于文本翻译的过程，形成一种适应当前翻译的理论构想。对源语文本进行释读，首先关注的是语音层次，这是文本最基本的层次，是文本赖以存在的基础。把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联系起来，能够拓宽各自的研究视野，增强对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认识。语音层次为文本的其他三个层次提供物质基础，尤其是语义层次。语境中的世界――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的特定的有机的世界，世界则是基于不同语言中的文化背景下而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用语言书写自身民族文化及其历史，是身份认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如何把握且较准确地翻译文本，其重要途径之一是借助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借鉴国内外翻译理论，尝试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给现有的文化翻译注入新的活力，以期促进翻译理论的发展，为更好地进行文本翻译工作提供新的角度。后殖民主义理论是集多语境多学科于一体的批评理论，由于人们对自我中心主义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也开始消除原本担心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不同语言的隔阂，随着时间推移逐步认识到杂合化作为文化和翻译策略的优越性，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翻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值得中国翻译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