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性格

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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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玉的性格特点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因为贾宝玉的性格特点使然，所以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贾宝玉也因为贾宝玉的性格特点而憎恶和蔑视世俗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

　　贾宝玉是主要中心人物。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促使他背叛了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

　　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鬟。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启蒙老师。丫鬟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聪明和愚蠢，纯真和腐朽，洁净和污浊，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贾宝玉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他憎恶和蔑视世俗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他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与此相连，他憎恶自己出身的家庭，爱慕和亲近那些与他品性相近、气味相投的出身寒素和地位微贱的人物。这实质上就是对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否定。同时，他极力抗拒封建主义为他安排的传统的生活道路。对于封建礼教，除晨昏定省之外，他尽力逃避参加士大夫的交游和应酬;对封建士子的最高理想功名利禄、封妻荫子,十分厌恶,全然否定。

　　他只企求过随心所欲、听其自然，亦即在大观园女儿国中斗草簪花、低吟悄唱、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有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

　　贾宝玉对个性自由的追求集中表现在爱情婚姻方面。封建的婚姻要听从父母之命，取决于家庭的利益。可是贾宝玉一心追求真挚的思想情谊，毫不顾忌家族的利益。他爱林黛玉，因为林黛玉的身世处境和内心品格突出集中地包蕴了生活环境里所有女孩子一切使他感动、使他亲爱的客观与主观的特征。他和林黛玉的相爱，是以含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思想感情为基础的。反之，这种爱情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又成为他步步克服自身的劣点和弱点，日益发展他进步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的支持力量和推动力量。这个以叛逆思想为内核的爱情，遭到封建势力的日益严酷的压迫。按曹雪芹原来的安排，林黛玉将泪尽而逝，贾宝玉将在她去世之后与薛宝钗结婚。薛宝钗的性格和婚后的生活使他彻底绝望,他终于弃家出走,回到渺茫的虚无之中。

　　《红楼梦》赏析

　　《红楼梦》是一部非常深奥的书，没有“三国学”，没有“水浒学”，没有“唐诗学”，但是有“红学”，可见《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旧的红学以曹雪芹的《石头记》和程高续书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三个派别：索隐派、考证派和小说派，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派别。许多派别为破解《红楼梦》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并没有成功。

　　考证派的实质是索隐

　　从表面看，索隐和考证是不同的。索隐是牵强附会、东拉西扯，考证是实证推理、多方求证。索隐重在附会，考证重在证据。一个是意会，一个是立言，有根本区别。但从本质上看，考证派也在探寻“真事隐”，二者其实是一回事。

　　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一般认为主要有胡适、俞平伯。他们主要通过历史资料考察来研究《红楼梦》，例如《红楼梦》这本书写得很好，但原来不能确定作者是谁，胡适经过考证，确定这本书的作者是曹雪芹，胡适的观点现在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出版。胡适认为，蔡元培的索隐派是“猜笨谜”，他努力寻找《红楼梦》中隐藏的“真事”，认为《红楼梦》是“自传小说”，其中的贾宝玉就代表着作者，贾家就是曹家。他把《红楼梦》的研究引向历史领域，对曹家的家史进行了历史考证。胡适用曹家论证贾家，又用贾家说明曹家。

　　考证派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包含着致命的弱点，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弱点日益突出。史料是考证的生命，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考证派完全受材料左右和限制，而新史料的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使考证工作面临着僧多粥少，时常无米下锅的困境。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考证势必陷入停顿。有些从事考证工作的学者往往耐不住冷清，渴望着新材料的突然降临，一旦摸到些蛛丝马迹便萌生“很可能是真的”的心理定向，于是以假当真的事时常发生。一些古董商故弄玄虚、以假乱真，把伪材料趁机塞给他们，造成了红学研究的一场场闹剧，败坏了考证的名誉。另外，考证的内容往往碎细繁琐，研究者的学术目光狭小，见木不见林，这样势必难以发挥已有史料的效率，造成宝贵史料的无形浪费。

　　因此，有的人对考证派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考证派本未倒置，是“小学”，是将《石头记》庸俗化。

　　不过，应该说考证派很厉害，他们有些方法也是非常科学的。虽然胡适有些结论被质疑，并陷入了“曹贾互证”的怪圈，但是考证派做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

　　当代“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是胡适的关门弟子，1953年他出版了《红楼梦新证》一书，以示跟胡适的承接关系。他不仅丰富完善了考证派的理论，也借用了考证派的方法，是考证派的集大成者。但周汝昌认为自己考证的目的是索隐。尽管考证派也曾经批判指责索隐派，但事实上，考证派和索隐派二者一直都是相伴而生。考证的实质也是索隐。

　　“看小说”是放弃“破解”

　　在历史的长河中，红学研究一枝独秀的是小说派，主要有陈独秀、吴宓,后来还有鲁迅和张爱玲等人，也把《红楼梦》当小说看。《百家讲坛》让小说家刘心武去讲《红楼梦》，可能跟这也有关系。

　　王蒙先生说，现在“看小说”的人非常多，而“猜谜”的人相对比较少。王蒙先生说的是事实。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周汝昌、刘心武、霍国玲这些大家们都在“猜谜”。大家们在“猜谜”，是因为《红楼梦》有谜可猜，是因为“真事隐”。有些人不想“猜谜”，是因为根本就猜不着。

　　虽然曹雪芹已经说有“真事隐去”，但是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书中有“隐”。虽然脂砚斋早就批注说“五色花纹缠护”是指“文”，而“色”是“灿若明霞”，这些人瞪着眼睛不承认“犯了色”就是重了色。他们认为“通灵宝玉”是“五彩”而不是红色的，认为《红楼梦》只是小说，无谜可猜，无隐可索。口口声声说“没有什么探佚”。曹雪芹已经说了，读者在醉淫饱卧之时，避世去愁之际，将《红楼梦》当小说把玩一下，是可以省很多寿命筋力的。也就是说，在吃饱喝足的时候，是可以把《红楼梦》当小说看的。但是要研究《红楼梦》，就必须要把书中的“隐”找出来。书中的“隐”其实是历史，是“真事”。作者写作《红楼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记录这段“真事”，为“闺阁昭传”，戒妄动“风月之情”。

　　脂砚斋曾经批注说，这部书应当反着看，方是会看。畸笏叟也曾经批注此书应以反看为幸。曹雪芹更是通过贾瑞的故事，告诉我们反看“风月宝鉴”非常要紧。如果非要正看，或者非要当小说看，跟贾瑞一样，那就是很不幸，不会看。如果《红楼梦》已经被破解，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真事”，你去“看小说”很正常。否则，“看小说”实际上就是自己放弃了对“真事”的探寻。遇到危险时，驼鸟有时会把头埋进沙土，以为自己啥也没看见，就什么也没发生，其实并非是这样。

　　《红楼梦》到第78回就结束了，如果正看《红楼梦》是没有结尾的，要想看“全”，只能看别人根本不符合曹雪芹原意的续书。这部书并没有什么“佚”，当然也就没有“探佚”，但是《风月宝鉴》一定得反着看才能看懂。

　　有人认为，《红楼梦》非常优秀，“看小说”成为主流，这已经足够了。的确如此，当今“猜谜”的人只是少数，但是少数人仍然也不能看懂《红楼梦》，能“破解”此书的只有一个人。脂砚斋说，能解此书者当有辛酸之泪。如果有人能解此书，她和曹雪芹将大快于九泉之下。

　　有的刊物本来比较权威，更应该站在高处，广泛吸纳全国各种红学流派的思想观点，而不应该自降身份、固步自封、党同伐异，成为“精英红学”或者“小说派”的舆论阵地。

　　索隐有风险

　　自新世纪以来，当代红学回归索隐派的倾向明显，红学界主流非主流学人许多都在索隐，只是各自索隐的方向及内容，因喜好侧重不同而不同。“猜谜”的人越来越多了，索隐派自己认为是“复兴”，而其他派别的人认为是索隐派又“复辟”了。不管是“复兴”，还是“复辟”，“猜谜”的队伍反正越来越大了。

　　索隐派有时从书中的只言词组中，能看出些情节之外的某些“微言大义”。索隐派经常把《红楼梦》中的故事隐喻历史上的真事，把《红楼梦》中的人物影射为某一历史上的真人。用拆字、谐韵、模拟的方法，解读故事。其代表人物古代有周春、现代有蔡元培，这都是十分著名的学者。

　　索隐派红学主要论点有“纳兰性德家事”说、“董小宛家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等，蔡元培还认为，贾家就是伪朝廷，贾家子孙就是各部门，宝玉就是传国玉玺。例如贾赦的妻子是邢夫人，而贾赦代表了刑部。索隐派代表性的著作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在考证派和小说派的打击之下，自二十年代以来，索隐派红学便进入了衰竭时期。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不买账，人们拿他们索出来的“隐”，还是看不懂《红楼梦》。慢慢的索隐派被人民群众所抛弃。但现在，仍有一些人仍然以索隐派传统的手法来索隐，写出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著作。

　　有些人对索隐派嗤之以鼻，然而书中有“真事隐”，索隐其实是破解《红楼梦》的惟一方法，但这种方法是有巨大风险的。考证和看小说没有什么风险，而索隐则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索隐的结果往往与人们的固有认知有巨大的反差，特别是索隐又不是很成功的时候，颠覆性的结论很难让人接受。有的人指责、有的人谩骂、有的人嘲讽。蔡元培如此，霍国玲也是如此。

　　现在，甚至连索隐本身有时候已经成了一个抬不起头的事。谁要说自己是索隐，马上会招来异样的眼光，有的人抱以“呵呵”一笑，好像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在一些人眼里，索隐等于臆测。如果索隐派的人士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太合人意，有人就会说，索隐分子都是这调调，脑子都像四方磙子。还有些红学家认为，索隐派获得一些官方与民间的推崇，是莫大悲哀，不可理解。我想，《红楼梦》有“真事隐”，应该是可以索隐的，索隐可以不成功，但不能说成是“娱乐”，更不能认为是周汝昌先生的“余毒”，也不能因为蔡元培先生走错路，别人就不能索隐了。

　　《红楼梦》有太多的谜团，刘心武先生以小说家的视角来看《红楼梦》，给每个人物都找个“原型”，他对高鹗不满意，要重续《红楼梦》。他的做法尽管也能自圆其说，但无论如何也只是他个人的一家之言。

　　《红楼梦学刊》对刘心武先生的能力进行质疑，认为他误导了观众。但刘心武先生认为自己有权利研究《红楼梦》，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无权当法官。

　　反正都不解“其中味”，谁怕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