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冰的读后感

和大冰有关的读后感

　　1.

　　晚上十点半，我是被关门的大爷“撵”出教室的，大爷轻轻推开门，手里的钥匙串叮叮当当响，“孩子，还在看书呢?不早了，回去吧。”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慌慌张张，抱起书就跑。

　　“他应该什么都没看见”，我擦掉眼角的液体，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这里是我的大学，我却早已不是这里的学生，毕业许久，但还会时常“偷偷”抱着书跑回学校，找个犄角旮旯，一坐，就可以是一整天，像个钉子户一样，比这里的学生还像个学生。

　　今天看的这本书，是《阿弥陀佛么么哒》，作者大冰。

　　我们是老乡，生在这片流行吃煎饼的地方。

　　我是看着大冰的节目啃着煎饼长大的，母亲是看着大冰的节目看着我啃煎饼长大的，小时候母亲和父亲抢电视遥控器最常说的一段对话是--

　　“看什么大冰！大冰有什么好看的！”

　　“我就要看大冰，大冰不好看难道你好看啊！”

　　“妈，看打鬼子的行么？”

　　“写你的作业去！”

　　......

　　没错，小时候我眼里的大冰，只是个主持人，对他印象深刻的原因也只是因为我妈。

　　长大后，一不小心从书架上摸到了姐姐买的一本《他们最幸福》，原来，大冰还是个作家。后来，等我也开始萌发文字情怀的时候，捧起大冰的书《乖，摸摸头》，还有这本《阿弥陀佛么么哒》，才肯定了当年母亲的审美--大冰确实很帅，字如其人，好看！

　　山东卫视在济南，大冰出道也是在济南，如今的济南已然不是当年老舍笔下的那个氤氲济南了，而是如今“夏天热死，冬天冻死，春秋把人折磨死”的济南。济南是方“圣土”，我有一大学舍友，土生土长济南人，年纪不大却写的一手“骚文”，颇有大冰文风，我曾一度怀疑：济南这地方难道天生带着“骚人”的基因吗？（当然不是诗人那个“骚”。）

　　大冰的文章，野味十足。

　　这种野味，可是混荡江湖多年加上放纵不羁爱折腾的天性的产物，他书里的故事，大多是他眼中别人的故事。

　　但谁又能说，你在别人故事里看到的，不是另外一个自己呢？

　　十二个故事，我看了很久很久，人家说好的作品通常会带给人两种阅读感受--一口气读完或者舍不得读完，而大冰的故事却是每一个都想让人一口气读完，但又舍不得读完，因为一旦看到结局，不论悲和喜，都会让读者的心重重地往下沉，故事里的那些人，仿佛就在你身边。

　　人生，最怕的就是这种无力的“感同身受”。

　　“少侠，你光临地球已经多少年了?你打算在人生中的那一天，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句台词--我有故事，你有酒吗？”看完这句的时候，我是在公司食堂大厅坐着，看着楼外广场上的三面旗子发呆--五星红旗，CAAC(中国民航总局)，SDA（XX航空）。

　　“若饮下这碗江湖黄连汤后，你依然自怨自艾......请一边大嘴巴子抽自己，一边回答以下问题：你惨，你有老谢惨吗？......”看完这段，我是在自己公寓的窗台前坐着，看着窗外的商业新区建筑工地发呆--脚手架，平板房，满身泥土的民工在活着水泥。

　　“毛毛忽然严肃起来，他比出一根手指，威胁道：木头是我老婆，我的!所以每一罐汤，第一口都必须让我老婆先喝！”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是在自己的两米大床上坐着，看着自己的“另一半”发呆--我有两个枕头，一个枕着睡觉，另一个，用来抱着。

　　“文化就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从教室跑出来，站在湖边，我嘴里是嘟囔着这句话并单曲循环的，今天的湖边跟往常一样热闹：各种如胶似漆的小情侣。他们打啵打得甚是激烈，全然不顾旁边这位单身狗的感受，我真想把这句文化的定义变成一板砖扔过去。

　　其实，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你我如果觉得生活过于平淡，其实不是生活本身变得无趣，而是我们选择了一种无趣的生活方式，谁规定故事一定就得是轰轰烈烈才叫故事呢。

　　于是，夜深人静，我开始问自己：你敢不敢说那一句“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情绪总是容易在深夜泛滥，我看见昏黄的路灯光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2.

　　2015年7月3号，接到大学班主任的电话，电话那头是熟悉的和蔼的声音：“东升，来领毕业证和学位证吧。”我像疯了一样朝着学校一路奔跑，心在狂跳，我开心，我兴奋，像极了五年前收到那封大学入取通知书的场景。一红一蓝两个本子，一本纪念册，一个纪念章，签字，OK，可以走了。

　　外面是再熟悉不过的校园，这是岛城的农业大学，绿树繁荫，花儿遍地，水杉树钻的比楼还要高，湖边杨柳比穿短裙的学妹还要妖娆，遍地都是叫不上名字的树树草草，牡丹园里花开得热闹，一朵比一朵富贵和高傲。

　　我一口气钻进那片红枫林，丧失理智地尖叫，跺脚，挥拳大嚎，折腾累了，靠着一颗红枫，望着夕阳发呆。傍晚时分，我看见自己的影子透过斑驳的树隙被拉的老长，如果我的背后有个相机，我想这个镜头无需滤镜就可以配上一个很契合的名字--孤单。

　　我拿起手机，拨出那段熟悉的号码：“妈，我毕业了......”

　　我的大学，上了五年。

　　2010年夏，和全国几百万学子一样，我在忙着同一件事情：高考。成绩不算太好，也不算太糟，但至少在农村老家那块儿偏乡僻壤，这样的分数已经可以算得上“光宗耀祖”了。

　　我一度以为老师口中无数次重复的“光明的未来”就要来到了。

　　但是，我的那个她，相恋三年的她，发挥失常，成绩不尽人意。

　　对于高考，一分都被描述成天堂和地狱，我知道，我和她的几十分差距，就是另一种咫尺天涯了。

　　她打电话告诉我，她在志愿书上写了一个我未曾听说过的二线学校，言语中透着歉意和些许紧张。

　　她是铁了心去的，她一同铁了心的，是甩了我。

　　我被劈腿了。

　　女孩子的表演功力看起来天生要比男人更胜一筹，劈腿这件事，也是我偷着填了跟她一样的志愿之后才知道的。

　　剧情狗血得像电视剧，但现在想想，任何年纪的爱情跟初恋比起来，都算不上爱情。

　　我家老宅子的墙上，挂着三幅地图--世界，中国，山东。父亲又是个读书人，还是个搞建筑的，他的“玩具”是一堆堆的书和一摞摞的图纸，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熏陶就是20年，结果只有一个--我铁定了是个文科生。

　　人生的笑点就在于，你想要的和你得到的，往往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我的大学专业是经济管理，因为她填的是经济管理。

　　当然，后悔晚矣。

　　当然，并不后悔。

　　在这个偏理科的专业，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自己点的菜哭着也要吃完”。分道扬镳之后失恋的日子里，我却也并不太孤单，陪伴我的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我就像当年的紫薇，这些课，就是容嬷嬷。

　　大学的第一年，每天在被“容嬷嬷”扎完一遍又一遍之后，我都要跑到女生宿舍楼下偷偷看她几眼，在那个年纪，这是我能想到的表达痴情的最好的方法了。

　　每天，我会看到她去上课，看到她去吃饭，看到她去上自习，甚至看到她去和别的男生一同嬉闹，同处一个专业的尴尬就在于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看到她我会躲着她，看不到她却又想她，我知道这是一种“犯贱”。高中三年，被学校和家长各种残酷打压都没被拆散的我和她，一起憧憬过的美好的大学生活场景，就在眼前，就在咫尺，在一秒之间就变成了最想逃掉的生活。

　　我默默问自己，这种“犯贱”的日子何时能休？

　　人贱自有天收。

　　我的'天，是父亲。

　　我怕父亲。

　　她是我的初恋，青春期的男女，一陷进恋爱的漩涡，必然就是一片昏天黑地。父亲就像法海，他的大嘴巴子就是金钵，那三年我“妖气太重”，父亲出手也狠，我的眼镜框都被扇断过几次。学校三令五申严禁早恋，我却屡教不改，还“变本加厉”，父亲每次被班主任叫去“喝茶”，我就知道我的“超度”日子又到了。

　　虽然那段时期我很怕父亲，但直到今天我也不觉得当年的早恋是一种所谓的错误，爱情本就是人生最自然最美好的事情之一，青春之花除非自己凋零，再严酷的风雪也只会让它越挫越勇。

　　显然，父亲没早恋过。

　　父亲对我是失望的，不仅因为我早恋，还因为我在报大学志愿的单子上写了一个他闻所未闻的二流学校名字。

　　于是，我和父亲像是结下了梁子。我成了父亲眼里的逆子，他成了我眼里的老顽固。于是，我很少回家，回家也几乎不和他说话。我一个人躲在远离家的另一个城市，过着没有父亲影子的浪子生活，父亲也从不会主动打电话找我，日子一长，我以为，这个法海已经把他的金钵扔下了——我自由了。

　　没有苦难的成长，往往是缓慢的。

　　被放逐并不是一种自由，我明白这个道理，是在一年之后了。父亲用一剂猛药，彻底收了我。

　　3.

　　从化验室拿着验血报告单子出来，我的心就开始惴惴不安，化验报告上其中一项被标成了红色，数值超出参考值好几倍。即便我不是学医的，这个红色的数字我也是看得懂的——Something is wrong! 肯定出问题了。

　　母亲还在陪着父亲在CT室等片子，从化验科走回放射科的路上，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压得我心慌，鬼使神差般，我转了头，朝着医生办公室走去。

　　我决定先自己问问情况。

　　大夫扫了一眼验血单，给了我两个字：“肝癌”。

　　我开始看见一片虚无。

　　大夫顿了一秒，又补了四个字：“有可能是”。

　　我看见那片虚无里像是有了亮光，但还是一股无力的失重感汹涌地袭向双腿。

　　大夫看我眼神失了焦，又补了一句：“超标这么多的，一般就是肝癌，晚期了。”大夫语气很平静，听起来就像说个感冒。

　　为什么？

　　为什么！

　　我看到天上打出一道闪电，然后在我心里“嘣”得炸开。

　　说完“肝癌”两个字只需要一秒，但是我却听得像一场电影一样漫长，“父亲”这两个字淡入淡出，慢慢出现在电影银幕上。

　　我的父亲啊。

　　我看到电影里有父亲的小时候，四个姑姑还有大伯在灶台边，守着一年到头唯一吃过的一顿肉，然后吃到呕吐。我看到电影里有少年时候的父亲作业本上全是红色的大×号，深夜和小姑父一起去几十公里外的海边盐场，偷盐卖盐养家糊口。我看到二十多岁的父亲留着飘逸头发，和舅舅在青岛栈桥合了一张那个年代最帅气的照片，那个时候父亲意气风发，眼神深邃。我看到父亲推进家门一辆红色嘉陵摩托车，从此之后，那突突突的声音便成了父亲上班和下班的记号，无论风雪，一骑就是二十年。我看到父亲无数次拿那只糙的没法看的手贴我大耳光，看到我高中毕业那天，父亲一个人扛着我的将近一百斤的行李袋，歪着腰，一步一步走在我面前，那个又丑又让人心酸的背影，那个曾经被我忽略了的背影。我看到得了病的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在深夜因疼痛挣扎和翻滚，脸色蜡黄，额头渗着汗珠，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眼神再也消失不见。我还看见，一个坟头，和一片原野，我跪在一片青苗之中，向父亲三叩首......

　　“死亡”不过一秒。

　　人的成熟，有时，也只需一秒。

　　我只对大夫说了一句话：“别告诉他们，我自己知道就好。”

　　男大夫说“我懂”。

　　其实，我们都懂，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懂如何去选择，只是没想到，做选择的时刻会来的如此突然。

　　父亲开始住院，打针，做介入化疗，他相信大夫的话，他只是肝硬化而已，打点消炎盐水就又可以骑他的老摩托去工地上班了。只是没想到，这一病下去，就再也没了力气站起来，连路走两步都要喘很久。

　　父亲是个倔强的老头。自己上厕所，自己下楼打饭，自己出去散步晒太阳，我和母亲被父亲撵出医院撵回了家。不用家属陪床，这样的倔老头在医院还真是少见。

　　十天，父亲还是乐观的，精神还算好，同病房的老头还有说有笑。第二十天，父亲开始变得话越来越少，经常会一个人在傍晚望着窗外出神。第三十天，父亲已经开始情绪波动，体力不支，食欲全无。

　　在我所有童年、少年、青年的记忆力，医院的味道，其实就是84消毒水的味道，父亲开始慢慢厌倦这种味道，开始变得暴躁，动不动就朝母亲发火。我知道，这种厌倦，这种暴躁，是父亲对自己病情的渐渐清晰，即便我们都不说，它的身体也在告诉着他真相——肚子越来越疼，越来越胀——癌细胞在扩散。

　　父亲不能再一个人了。

　　我偷跑回学校，办了休学，瞒着所有人。

　　于是，我替下了母亲，和父亲一起，在这充满了84消毒水味道的医院里，一呆就是整整一百天。

　　父亲性格天生要强，这辈子不缺锌不缺钙，就缺面子，这是穷人的专利。姐姐和我考上大学那会，家中积蓄捉襟见肘，父亲依然大摆酒席宴请亲戚和乡亲，母亲气的泪眼婆娑。父亲学历高，脑瓜聪明，懂建筑，会设计，会施工，会交际搞关系，在家族人眼中，父亲是个能人，父亲手里的族谱代表着他在李家家族中的发言权。

　　父亲是用钱，硬生生砸出了一个好人缘。

　　当然，父亲这一病，也砸光了家中所有的钱，只有19岁的我开始瞒着家人四处借钱，开始背债生活，那时候，感觉每一分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后边多出的一个零，在别人还在无忧无虑上学的年纪，我已经有了一本厚厚的记账本。

　　父亲出殡那天，来了很多人，认识的，不认识的，把村里填的满满当当，宾客的车一直排到了镇上的大路口外，送葬的队伍从家门口排到了村口。

　　风光大葬。

　　我给了父亲，最后一个面子。

　　自朱自清之后，鲜有人再去写父亲，有位80后兄长叫蔡崇达，他的书《皮囊》写的就是父亲，那本既是小说又是自传的书，我从不肯在公共场合去读，因为真的怕哭。蔡兄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有许多相同点，他们都不肯屈服病魔，屈服身体这副皮囊，我记得父亲直到临终前一天，瘦的皮包骨头力气全无的他，竟是手撑着门框一寸一寸挪到床下在便盆里方便完，再一寸一寸摸着墙去洗手间倒掉，然后再让我扶着他一寸一寸挪回来，我记得父亲在医院吃了一个月的发面饼和咸菜，他笑着说吃这个养生，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他在从牙缝里省医药费，编个笑话却演的和真的一样。我们都有一个脾气暴躁，却会经常一个人安静得让人心疼的父亲。

　　鲜活的父亲啊。

　　偶像刘德华演过一部电影叫《失孤》，电影中刘德华脱下偶像的包袱，骑个破摩托车，千里寻子，一直在路上，一找就是十几年。中年后的父亲和刘德华长得有九分像，但是看了《失孤》中留着胡茬，脸色黝黑，刻满风霜和皱纹的刘德华的脸，一样的鹰角鼻，还有那辆熟悉的老摩托，我一度以为，那是父亲在寻我。电影最后那个僧人的一段话我记忆深刻:

　　“他来了，缘聚，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他，缘灭；找到是缘起，找不到事缘尽。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多行善业，缘聚自会相见。”

　　对于我，对于父亲，对于这段虽只持续了二十年却是一辈子都如影随形的缘，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如佛家所说的那样——

　　“万法皆空，唯因果不空，缘聚缘散，惜缘即可。”

　　大冰，今夜，我把我的部分故事写下来，不知道，配得上你的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