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或者不该被遗弃遗忘的散文

郭沫若或者不该被遗弃遗忘的散文

　　快离开北大那年，可能跳蚤市场是最为活跃的地方，三角地柿子林处处都是马上要卷铺盖走人的学生，他们把自己堆积了几年的书一古脑都拿出来贩卖了，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是再次回望时痛心疾首哀惋，又有多少是忆前尘时失之交臂的叹息。

　　我很后悔，当初我把一些觉得负重的书统统贱卖了，又很后悔当时没有痛下决心去买上一些别人扔掉的书。

　　比如那套郭沫若全集，价格低到骇人，但是每一日走过去，都不曾见有谁去动一动。或者除了我，没有谁动过要买它的心思。

　　男友阻止我买这些废品，说光那份量怕是就够我们所有衣服的总合了。又想到底还是囊中羞涩，尽管那么多卷，每卷都厚得惊人，统共也才百元，却也是我那时不得不思了又思，终于放弃的书。

　　或者这个世界真的很悲哀，悲哀到生前如何的荣光也断不能预料死后的凄凉，人如此，书亦如此。

　　我多半是瞧不起一些所谓的学者与专家的，他们在郭沫若死后，可以上窜下跳，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其进行大肆鞭挞，却从来不晓得，在人家荣光之时，却是连个臭屁都断然不敢去放的。

　　那么他们对郭沫若的任何指摘，又如何让人信服。正人先正己，连自己的骨头尚且挺不直，硬不起来的时候，却好自尊大对别人的人品学识进行一番彻头彻尾的批判，这怕是大多中国知识分子惯用的伎俩。一则，好显示自己与郭沫若这样的人的彻底的决裂，从精神到研究表明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又可表明自己超绝的学识，否定了一个权威，就是树立自己的权威，中国知识分子深谙此道，玩起来倒也得心应手。翻手云，覆手雨，本是生存之道，倒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墙倒众人推，在郭沫若的身上几乎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表现。

　　如若一个人真的如此不堪，那么当时那么多的“先知先觉们”为何都能把他的地位捧得那般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土地上产生了那么多卓越的人物，而能在这些卓越的人物中成为一时之领袖，不管是历史的选择还是人为的选择，我都不相信会选择出一个庸夫出来。

　　那么，作为今天的人，又该如何用一种相对客观与冷静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生前备受尊崇，死后却万夫所指的文化名人呢？

　　有一句话说，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那么作为一个已经不能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的历史故人，我们又该如何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呢？

　　对于所谓的历史，一个被胜利者书写和篡改的历史，如何去研究与粉饰，都是一个历史学者的个人的历史观，历史方法论所决定的。

　　郭沫若，作为现代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我们可以否定其历史研究的错误，但是不能否认其在历史学上所作的努力和贡献，相对于科学来说，任何的进步与错误都是珍贵的，前者是后来人搭乘的方便阶梯，后者更是历史学研究的前车之鉴，避免了后来人的重复错误。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1950年版第506页）的后序中曾经写道：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

　　不去论郭沫若其人究竟如何，单从这些文字而论，我以为很值得后学者戒。而此话也正是我要说的，如果一个连郭沫若的文章都没有看全的人，就妄图通过一些坊间流传之言，或者人云亦云之语就对他批判，那么所判的依据而来，莫说是对郭沫若此人是不公正与公平的，就是对自己也不过是狠狠扇了字的一记耳光而已。

　　以文论文，以人论人，如果对于其两者都算不得通透了解，那么所判之词又能存在多大的价值？

　　我不想为郭沫若作过多的辩解，我以为，一个文人或者学者，他的著作是最紧要的，就是摆放在那里，你可以自己动手动脑去看去思考的。如若有值得你借鉴的地方，那么应该抱着十足的感恩，如果有你不屑之处，你尽可提出自己鲜明的观点和依据，而不是在小事上作大文章，在大事上稿小动作，这样的人怕并不比郭沫若的人品来得更高贵罢。

　　建国之前的郭沫若除了在私生活上能被人指指点点之外，几乎没有多少让人能痛加斥责到何处去，而最为可恶的就是有些人对自己不喜之人从私生活着手，在这德的牌坊举过头顶的国家的人来说，是最要不得的。可是，真的去探究那些文人墨客的私生活来，怕也没几个能逃脱不可指点的人来。唐代大诗人大宰相元稹始乱终弃，后人不还在日复一日吟唱他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吗？

　　建国之后的文革，郭沫若的行径固然可耻，但更可悲，他不过是那时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集中而典型的体现。放眼那时的中国，骨头硬的有几个？

　　彼时声望与荣誉比肩的鲁迅先生，不过早早离世，脱了这后世的劫难，如若也是活着，那么他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不是死，就是屈从，或者失语，断然没有民国时期的意气风发。

　　那么转头来看郭沫若的处境，他又该如何选择？是死去吗？那么多的人都没有死去，为何非要他死去？那么活着，又该如何活？他的地位决定了他不能如一些被后人推崇的沈从文等一样避世，因为他是逃不掉的，他身份太显赫，在人文科学世界里，是当时第一人，那么他唯一的出路只能选择屈从。有人会说，做人要有尊严，要有尊严的活着。可是在那个人鬼不分的年月了，尊严是什么？而又有谁好说自己那时是活得有尊严的？而这些对于他来说，又何尝不是生活在炼狱之中？

　　如果能站着做人，我想没有人会选择低首为奴。对于一个历经了五四运动，一个曾经怀抱热情与理想的文人，秉持人民本位主义的历史学家，他没有理由不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与价值。但是，在那个集体的人性被扭曲的年代里，有多少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那些为巴金老人的忏悔而称道的时候，却从来不去思量郭沫若本人又何尝不在忏悔。

　　当别人指责他失去两个儿子还无动于衷的冷血时，有没有摸过自己的心，失子之痛，谁能轻过谁？可是在那个颠倒的年月里，多少的情感是被这样或者那样的抹杀而去。谁能钻进他的内心里，去触摸他真实的悲哀。

　　我们谁能站在那个年月的废墟之上说，我能做得好过他！我是不会信的，如果都能如此铮铮铁骨，都能这么深明大义，那么那场浩劫又如何能经由一个人的意志在那个时代来个翻天覆地。

　　那么，那么多失语的人，那么多帮凶，谁能有资格说，郭沫若，你为什么要阿谀奉承，丧失了一个文人所谓的骨气。千千万万的人为了求生的本能，做着违背所谓道德与良知的事，可是这些难道不是人性深处阴暗的一次最盛大的演绎？只是，他在高位，在明处，被无限放大，被所有人所观看，于是人们就记得了这么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成为笑柄的，不是郭沫若一个人而是那个年月里所有活过的人。

　　我想郭沫若会对那些嘲笑与讥讽不耻他的人说：如果给你们机会，坐在我的位置，怕是比我堕落的还快，还彻底。

　　因人废文，连带着郭沫若的著作也被彻底冷漠对待了，甚至以为毫无价值，这种极端的不科学不公正态度，对社会的祸害怕是更大的。

　　因着人品的偏见，而全面否定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怕在中国并非新鲜的事，我们常常好把道德真君摆在前面，再把科学摆在后面的。

　　所以对于郭沫若的文学与历史的研究，多持否定态度，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能够因此而给他加诸多的“罪名”却很让人觉得玩味。难道这些罪名的堆积，就可以真的把他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一一否决了吗？不屑不耻，在对五四到文革之间的历史评定上他都是遗漏不掉的一节，那么刻意地逃避，推诿，忽略，不若以客观的态度去直面，或者能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能对后人有所裨益。

　　文学的东西就暂时不去说了。这东西本就没有一个标准，有人说好来，就必定有人说坏，但是他的文学作品在那个时期的意义是任谁都无法抹杀掉的，也是根本不可能抹杀掉的。而且白纸黑字在那里，谁又不能读出自己的感受来呢？再把这些黑字放在那时的情境中去想，又有谁能否定她的意义呢？

　　作为历史学家，郭沫若的创新或者可以说是走了一条死胡同（从政治的角度去考究历史，非郭沫若首创，也并非最后一人，从哲学的角度考究似乎又是所有历史学家的通病，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说法很是好笑，居然这也能成为其历史学说的一大败笔，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了）。但是依此就否定掉他的价值和贡献，那么只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笑起来。

　　那么被诟病最多的关于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生所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一说，我以为，但凡能去把两书放在一起仔细研读的人，但凡稍有历史头脑的人，都不该被一些谬言所左右的，都该有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的，因为我以为只要能读明白中国话的人，都是不该去这样认定的，就很想不通，那些埋在故纸堆中几十年，对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自诩了如指掌的专家学者竟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不是很让人理解的。

　　历史，作为一个历代传承，不断被考据的学科，本身是一个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不断完善的过程。如果历史这个东西，所依据的那些材料也能被做成抄袭的资料对之，那么从古至今，多少的历史研究都是抄袭之作，多少与此相关的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是抄袭之作。

　　而所谓的.抄袭，应该是观点与见解的抄袭，绝对不是对于一份历史资源共享的抄袭。对于文学的抄袭是最好评定的，只要拿出段落，章节来，就可以去评定。可是对于历史，又该如何去评定？

　　孔子的《尚书》抄袭了谁？司马迁的《史记》又抄袭了谁？如此推论，世间的历史学家不过都是抄袭之高手罢了。

　　在抄袭声中，却又没有提出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只这抄袭云云，就把那些不懂或者半懂不懂的人晕了个遍，想来也再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了。别人不过看个热闹，只当真有这么一回事，并不去作细的考究，因为那喊抄袭的人又是一个治学严谨德高望重之人，便更快被人信服而不断传播，而一传十，十传百，再加平素别人对他的印象就没好哪里去，便就坐实了郭沫若的抄袭之说。可想，这样的想当然是多么的害人，它是能使一个毫不知情的人间接作了这谣言的帮凶，使得一个本无罪过的人平白添了那罪过。

　　即便是李白那样不羁之人，那样一个所谓傲骨之人，那样一个高歌“安能使我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伟大诗人，不也在为皇帝老儿唱歌写诗吗？

　　对待别人的苛责，只会使我们一叶障目，而难以窥视历史的全貌。对待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我们更该的是用平和平等的心态去公正客观的还历史本貌，而不是由着自己的喜好随心裁剪，任意而为。

　　郭沫若，这样一个几乎集聚人文大全的人，我想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本身还是作为学术研究都不该是被忽略和完全否定的。

　　想到此，又想起了那些我没有买成的书，心中未免遗憾重重。而昨日在书市看见那么多的经典著作被五折贱卖还门可罗雀，就更为此而心痛，更为讽刺的是一边是于丹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的热销，一边是论语，庄子的低价抛售。

　　我们丢的东西太多，而去弥补又力不从心，可是，我们终究还是有一颗心的，那就是用自己的心真实地去品读那些我们的文化遗产，别人为我们奉献的宝贵经验。

　　我只记得郭沫若在与忘年交的陈明远通信谈及自己作品时说那些话，是真正发自肺腑的，不是逢场作戏的“至於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麽‘诗’。别人出於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後人耻笑！当然，後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我无意作之辨，历史自众口的评说，而唯一不能更改的是那些白纸黑字上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