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礼仪之邦的基点

构建礼仪之邦的基点

　　【礼仪之邦】

　　摘要：重振礼仪之邦已成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课题，而礼仪家教是构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基点。儒家价值观依托礼仪而成为了制度化的存在，由此深入地左右了中国社会这同时也使中国社会成了礼仪之邦。如果说礼仪建设是儒家价值观的制度化，那么礼仪家教则是如此制度化的落小、落细、落实。礼仪家教作为构建礼仪之邦的基点，就其作为个体德性培养的作用而言，主要是文明养成的最初实践;就其作为个体德性培养的过程而言，主要化习惯为德性的自然而然。“五四”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礼仪不再成为家庭日常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已经出现了名存实亡的危机。克服这一危机的起点是继承礼仪家教的传统，让礼仪回归家教。

　　当今社会流行的“家教”，是以给孩子请家庭教师补习文化知识为内涵的。其实，在中国本来的传统中，评价某个人是否有家教，主要不是指文化知识，而是指道德修养，其外在的表现就是行为举止是否合乎礼仪，通俗地讲就是懂礼貌或懂礼数。传统家教的名著《颜氏家训》就贯穿着礼仪教育，作者颜之推指出：“吾家风教，素为严密。”其礼仪家教十分系统，“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即早晚实行奉养父母的温清之礼，行走言谈都要合乎礼仪的要求，神色安详，谦恭谨慎。颜之推编撰这本家训，是为了使这样的家教门风得以传承，“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中华民族以礼仪之邦而著称。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礼仪家教正是儒家修身的第一课，是构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基点。现在重振礼仪之邦已成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课题，只有让礼仪回归家教，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传统才能得到继承和发扬。

　　一、礼仪之邦：儒学价值观制度化的产物

　　中华民族成为礼仪之邦，是儒学价值观制度化的产物。这是礼仪家教作为构建礼仪之邦基点的前提。

　　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即以礼治国，这一主张在汉代以后一直主导着中国社会。儒家之礼仪集中表现于“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经典，内容包罗了政治制度、宗教仪式、法典刑律、道德规范、日常生活准则等。广义的制度是指组织人类共同生活、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儒家之礼仪正可以这样的制度概念予以概括。对于价值观念之“仁”和制度规范之“礼”的关系，孔子认为前者必须通过后者才能得以普遍实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因此，礼仪的实施就是儒家价值观制度化的落实，礼仪之邦就是在这落实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显然，礼仪之邦形成的历史起点是儒学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而这又是通过确立礼仪即儒学价值观制度化而实现的。儒学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无疑是在汉代。但这并非如一般人们印象中那样简单：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于是儒学三纲五常的价值观就得到了确立。历史的事实是：汉武帝宣示“独尊儒术”的53年以后，在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官位仅次于丞相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贤良、文学等儒生展开激辩，前者批驳后者的儒家重“仁义”的价值观，并明显地占据了上风。这表明儒学价值观即使在最高领导层内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盐铁会议是在汉昭帝时召开的，继汉昭帝之后的汉宣帝还是强调：“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

　　历史从西汉演进到东汉，公元78年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这距盐铁会议已经有近百年之遥。陈寅恪认为根据这次会议编撰的《白虎通义》标志着儒家三纲五常价值观通过制度化而得以确立。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在他看来儒学价值观在汉代以后的有效确立，不在其思想学说之精深(就此而言不如佛道)，而在其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制度化：“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苟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为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之具体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所谓“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就是指儒家礼仪对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制度的影响，这说明了儒家价值观依托礼仪而成为了制度化的存在，由此深入地左右了中国社会。这同时也使中国社会成了礼仪之邦。

　　二、礼仪家教：文明的养成与化习惯为德性

　　礼仪家教作为构建礼仪之邦的基点，就其作为个体德性培养的作用而言，主要是文明养成的最初实践;就其作为个体德性培养的过程而言，主要化习惯为德性的自然而然。

　　重视礼仪家教对于文明养成的作用，是与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特点分不开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指出的：它有两个西方文化没有的概念，一个是“礼”，一个是“族”。“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地的风俗差异很大。 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中国文化还有一个西方文化没有的概念，那就是‘族’”，家族的形成是与“礼”所规定的准则从家庭成员延伸到所有亲戚相联系的，“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换言之，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称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的准则”。这就是说，由于作为全民族社会关系准则的“礼”，首先是以家庭为原点，然后扩展到家族和民族，所以，中国传统的家教就把礼仪放到极其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了。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的形成和延续无疑是依赖于家教的，各家的家规会有不同，但它们都是以普遍性的“礼”为依据的。因此，旧时所谓书香门第，在住宅的大门上，往往写着“诗礼传家”四个字，以标榜门风家教。这样的家教传统在孔子那里就已经存在了。《论语·季氏》记载，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是老师的儿子，一定得到老师特别的传授吧?”孔鲤回答道：“父亲对我的教育，其实和大家是一样的。如果说有单独的传授，那只有两次。有一次，他老人家独自站在庭中，我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诗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习诗，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于是我开始学习诗。不久，他又站在庭中，我又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于是我又开始学礼。我独自受到父亲教导，就是这两次。”陈亢听后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诗、礼的用处，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继承的家风是诗和礼”。以后儒家思想被称作“礼教”，其中的重要涵义就是以礼为教，即通过礼制而实现教化的价值。因此，传统社会把礼仪作为家教的基本内容，并以是否知书达礼来评价某个孩子是否有家教。

　　在《论语》中孔子几次强调“不知礼，无以立”，把对于礼仪的家庭教育看作是孩子将来立足于社会的根基，是有见于人和动物的区分。人们呱呱坠地时是自然人，也就是说只具有类似动物的本能，要从这样的自然人成长为被社会所认同的人，就必须按照社会通行的行为准则即礼仪来规范自己。这就是说，家庭礼仪教育是孩子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所以，《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分不是语言的有无，而是是否有礼。就是说，如果没有礼仪的规范，人只是衣冠禽兽。正是有见于此，传统礼仪的有些规定是为了抑制人依然遗留着的动物习性。如《礼记·曲礼》中的如下规定：“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歌，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喔羹，毋絮羹，毋刺齿，毋歌醢。”取饭时不要把饭抟成团，不要把手中的余饭放回食器，喝汤时不要倾流不止，上菜时舌头不要在口中作声，不要把骨头啃得有响声，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食器，不要把肉骨扔给狗，不要专吃最好的食物，不要用手扬去饭的热气，吃黍时不要用错餐具，吃羹时不要连羹中的菜都不嚼就吞下去，不要重调主人已经调好的羹，不要当别人面剔牙，不要重调主人已经调好的肉酱。如此详尽的规定，是为了使人们自觉意识到，即便吃饭，也应该在端饭举筷之际体现有别于动物的进食习惯。就是说，家庭作为孩子文明养成的最初的摇篮，首先是从养成其合乎礼仪的行动规范开始的。《论语·宪问》记载：有位“阙党童子”常为党正(基层行政单位负责人)传信，孔子见其行为不合乎礼仪，大模大样地与长辈并排同坐和并肩而行，于是断定他只是急于出人头地，成人后无论在学问上还是在品德上都将不足为道，“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这个童子有如此举止，显然是缺少礼仪家教所致。可见，没有礼仪家教的最初文明养成，孩子很难真正地健康成长。

　　如上所述，儒家的礼仪建设是为了将其价值观念制度化，因而礼仪教育的目的在于涵养个体的德性。礼仪家教的重要在于使礼仪涵养德性的过程成为化习惯为自然的过程，而不是空洞生硬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