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岑参

高适岑参

　　引导语：盛唐时期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其中那些反映边塞军旅生活和边塞风光为主要内容的边塞诗最为出名，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高适与岑参。

　　高适与岑参

　　岑参(公元715-769)的郡望是南阳棘阳县，自南朝梁时迁居荆州江陵，即今湖北江陵。岑参的曾祖岑文本是唐太宗时的名相，伯祖岑长倩为武则天时宰相，从伯父岑羲为唐中宗、睿宗时宰相。后因岑长倩、岑羲得罪被杀，家道中衰。岑参的父亲岑植，官终仙、晋二州刺史。岑参自己在京畿雩县(今陕西户县)终南山下的高冠谷，有一所别业，但境况不佳。岑参虽也有功名之心，曾献书长安，但他的性情，却是近于道家清逸的一类。

　　他曾一度在嵩山和终南山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山水诗写得极好。后来高中进士，不久被征调到唐朝最远的边塞安西(今新疆库车)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真正是投笔从戎。

　　岑参一生中五次入戎幕，两次出塞，仅此而言，唐以来的诗人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这对于清逸俊秀的岑参来说，实在是难为他了。

　　唐代的边塞诗人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未曾到过边塞而写边塞题材的，如李昂、崔国辅。一类是曾经游历过边塞的，如崔颢。再一类就是曾在边塞居住和任职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适和岑参都称得上是真正的边塞诗人，两人年轻时都曾游历过河朔的燕赵，壮年时又双双到边塞从军。就唐代的边塞诗来说，高、岑齐名，风格也相近。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但高适诗，悲壮之中透着雄浑;岑参的诗，悲壮之中带着峭拔。高诗“尚质主理”，岑诗“尚巧主景”。岑参去边塞，多少有些被动不得已的因素，到边塞后，才开始写边塞题材的作品，诗篇越来越多;高适去边塞是积极主动的，他写边塞诗，始于早年的河朔之游，到他任封丘县尉以及河西陇右节度幕府掌书记时，诗作慢慢减少了，而到他任淮南节度使后，诗作就几乎没有了。

　　史称高适年五十始为诗，其实恰好相反。因为高适写诗，是想借此沽名钓誉，到他五十岁入幕以后，诗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相比之下，岑参的诗中融进了更多的心血和真情。

　　高适的诗颇有古风，句中有许多的人生感慨，表面看来似乎更具有可读性。而岑参的诗则更多地包蕴了六朝以来近体诗的成就，想象丰富，格律多变，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和诗学诗艺的特色。高适近之于儒，岑参近之于道。高适注重人生实践，岑参则在诗歌艺术史上占据极高的地位。他们二人，既有阅历和诗风上的相同之处，又存在着性情和具体诗歌特色上的差异。就其差异而言，二者又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高岑二人，高适享年六十二岁，岑参享年五十五岁。高适长岑参十一岁，而比他早四年辞世，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之人。

　　高适游历河朔的蓟门、卢龙，是在开元十九年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岑参游历河朔的冀州、定州，则稍迟至开元二十七年，当时他二十五岁。开元二十七年，岑参游河朔归来作为开始。稍后至开元二十九年，高适则有好友李颀的辞官及走访。天宝三载，岑参进士及第，任右内率府参军，同年，高适有与李白、杜甫的梁宋之游。

　　天宝八载，岑参赴安西边塞，同年高适应制举中第任封丘县尉。岑参于天宝十载返回长安，次年，高适辞官。到天宝十一载秋，二人一同参加了长安慈恩寺的诗会。之后，天宝十二、十三载，高岑分别奔赴河西的威武和关外的北庭。唐肃宗至德元年、二年，长安收复，玄宗退位，高适升至淮南节度使，岑参也从北庭回到长安任右补阙。大乱之后，两人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开始，但盛唐时期边塞诗的创作已告一段落。

　　高适与岑参相互认识，但是来往不多。天宝十一年秋，八位诗人汇聚长安，同赋慈恩寺浮图诗，岑　参所赋的一首就是《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他们二人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王昌龄、杜甫等人。

　　王昌龄与高适的交往，有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流传;与岑参的交往，有王作《留别岑参兄弟》、岑作《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并存。杜甫与高适早年在汶上既已相识，其后于梁宋再次相聚，晚年又相逢于蜀中;与岑参也早在天宝八载岑参出塞前已相识，有《九日寄岑参》诗为证。杜甫晚年还有《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一诗，同时写给高岑二人。高适受前辈诗人李颀的影响比较大，岑参受王昌龄的影响也比较大，李颀与王昌龄二人复有来往。

　　由高适、岑参二人的交往，可以引出当时的许多著名诗人，透视出一个诗人群落。其中，李颀、王昌龄、王之涣、崔颢在开元年间就已成名，都写边塞诗，是盛唐边塞诗人的前辈。常建、薛据、孟云卿均有为人骨鲠、词气伤怨的特点。储光羲、綦毋潜属于恬淡清远的一派。李白的风格迥异于众人，杜甫则在众人中成名最晚，作品大都写于安史之乱以后。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流落不偶”。李颀“惜其伟材，只到黄绶”。王昌龄“两窜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长叹”。常建“沦于一尉”，“仕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薛据“尝自伤不得早达”，“晚岁置别业终南山下”。孟云卿“天宝间不第，气颇难平”，“栖栖南北，若无所遇，何生之不辰”。李白、杜甫虽有忠孝之心，济世之志，但他们的人生际遇，简直可以用终生未得归宿来概括。

　　所以《唐才子传》评其二人：“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观李杜二公，语语王霸，惜乎奇才并屈，徒列空言”。现在读李白至德二年在浔阳狱中写给高适的《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诗，其中说“高公镇淮海”、“临歧竟何云”，分明有向高适求助之意。杜甫居蜀落魄，也曾依靠高适，所作《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诗中有“何时救急难”之句。此等情形，与三人早年同游梁宋，裘马轻狂，慷慨赋诗，简直难以并提。李杜晚年之困顿，于此可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