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陶渊明的隐逸生活

感悟陶渊明的隐逸生活

　　提到陶渊明，人们往往会想起他的洒脱自然率真和不失赤子之心。而这种放浪情怀的寄托便是他的隐逸。所谓隐逸就是寄身于山林之间，游心于泉石之上，抛开功尘利禄，追求自己心灵上“诗意的栖居”。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直就有隐逸情怀：孔圣人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庄逸士“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海。”（《庄子·逍遥游》）一直到汉代商周四皓，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隐逸高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承接前人达到空前的高峰。而陶渊明的隐逸无疑是这次隐逸洪流中的一朵奇葩。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确实陶渊明在回归田园之后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在草木虫鱼之间寻找到自己心灵中的“桃花源”。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动荡和黑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处境岌岌可危，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弥衡和杨修的被杀就是一个例子。文人们纷纷远离政治的漩涡、急流勇退回归自然。陶渊明也不例外，在他四十一岁那年彻底的与仕途断绝。他不愿为五斗米而向世俗权贵低下他那颗高贵的头颅，挂印飘然而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农村田园。在这黑暗而又混沌的世界里田园才是他唯一的乐土与精神寄托。桀骜不驯的陶公自此之后心志于田园，未曾出仕，直到他真正的与自然融为一体。后人在其死后赞他为“靖节先生”，的确陶公当之无愧。

　　陶渊明的归隐既不像王子猷式的“以手版拄颊”对远山行注目礼。这是一种精神的形而上者，王子猷访友可以在月夜带着仆人乘舟顺流直下百里，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因为他是贵族有物质的支撑可以潇洒自然不食人间烟火，飘飘似神仙。陶渊明则不行，他的财产也不过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算不上殷实人家，也需要操劳生机，“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这便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也不像谢安式的回到庄园别墅。対谢安来讲他是朝廷的权贵，只因为是一时的不得意而暂时回归。他并没有放弃仕途经济只不过是暂避风浪蓄势待发。他隐逸的心不诚，因此他的隐是半隐带有附庸的意味。而陶渊明则真真正正的把自己的心和灵魂交给自然。“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之喻，何等灵动贴切，充分表现了他回归田园的急切心情。因此他是真隐、是大隐士。陶公更不像那种高僧式的进入高山幽谷，不见天日与世隔绝。他活跃于乡间邻里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农。“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多么和谐的邻里情。还有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在田园里陶公始终追求着“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的人生信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陶公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事物，即便是像方宅草屋这样平淡的事物在他看来也是美的，它们之中涌动着一种自然的灵性。“质性自然，非矫饰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在在高尚哲学的指引下，陶公走进自然，欣赏和亲近自然，建筑起了自我的美学观，“任其自然，只求适合自己的本性”。 陶公的这种美学观在其作品中表达的淋漓尽致。“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试想陶公正站在山脚一层看着云雾轻轻地从幽深的山谷中流出，整个世界就像被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一般，若隐若无、轻盈而飘逸，陶公肯定已是入了这美妙的仙境，他的灵魂也已经是不由自主的随着这冉冉升起的薄云飘向精神的“太虚幻境”，如痴如醉。整个的身躯应经完全融在了其中，达到了物我合一至深之境。鸟儿在外游荡累了，就飞回了自己的温巢，这不正切合陶公此时的心境。“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想想自己在外为官，“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一切都结束了，惟有这田园才是自己心灵的归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更是让人歆慕，不经意的一抬头，整个天地便在心中。他的“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淡化了横亘在他与自然之间的那层隔膜，把心境与物境冥一。他成了自然中的一员，不是旁观者，不是占有者，山川田园是他的灵魂所在。把自己交给自然，融入自然，“顺化”自然。这是一种大美，大美无形、大美无境。陶渊明“真魏晋第一风流人物”（沈德潜）。

　　天有不测风云，在陶渊明四十一岁那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他的房屋田产，生活开始变的贫窭。生活遭如此大的变故，陶渊明不但没有改变淡泊明志的人生信条时刻保持着一份“安贫乐道”的心境，反而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陶渊明之后的士人有陶公如此之高尚情怀者恐怕也没有几人。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这是陶公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这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实景实情生动逼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真真切切。通过劳动认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作用，得到自我意识的实现，求得内心的平衡。使自己与自然界融合沟通，于是在日常的看似平凡的生活中保持自我的思想节操，获得心灵的自有平静和安乐。

　　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他回归到田园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求得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用田园和他的通灵的诗为中国的后世士大夫构筑了一个精神的家园。 这个家园成为了后世不得志之士避难的心灵港湾。他们共同构建着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文化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