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写的日记散文

父亲写的日记散文

　　一

　　那一天，走出家门的时候，感觉天气是晴朗的，太阳艳艳照着，寒冷的空气里透着清新。

　　继母叮嘱着，到了县里，别忘了把旧衣裳包好让人带回来。

　　父亲一直送我到胡同口，一直想听父亲说点啥，但没有，胡同深深，只有脚步声在有轻有重回响。

　　坐上姐夫的自行车后座，只见父亲向我扬了扬手，似乎要说啥，但仍然没有。寒风里，只有那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黑棉袄的衣襟在飘荡。

　　摸了一下有些酸的鼻子，心想有了钱，该给父亲换个棉袄了。

　　伴我一起生活了十九年的老房子渐行渐远，还有那个村庄。渐渐地连村庄也模糊于视线。家，我就这样离开了吗？

　　其实，曾经生活的这个家是我的姥姥家，而父亲自小生活的家距离这个家五里路，那是我的奶奶家，按家族的传续，我真正的老家应该在那里。

　　多年后忽然心血来潮，背着父亲回了趟真正的老家，父亲生在这里，在这里长大成人。翻过泛着霉味的家谱，走访了一些亲戚。我发现我的家族并不兴旺。从我儿子上溯五辈，除我的爷爷弟兄两个外，其余皆为单传。想来计划生育于我们家从清朝就开始了的。我甚至发现我和父亲有着很多的共同点。父亲是独子，我也是独子；父亲有继母，我也有继母；父亲一个儿子，我也一个儿子；父亲住了岳母家，我也住到了岳母家。这一发现使我惊诧不已。

　　但我还是比父亲幸运，我有三个姐姐，而父亲没有，连一个兄弟姊妹都没有，孤零零一个人。那时不比现在，现在大都一个孩子，都习惯了，谁都不会感到特别。那时不行，父亲时常地感到孤独。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说，小时候受了欺负，他没处求援，只得一个人跑到泊里，偷偷地哭一场。这或许是父亲性格内向的主要原因之一。

　　爷爷家的村子不大。爷爷家在前街上住，高家老宅隐在胡同里，三间瓦房，东西厢房，院内一棵石榴树。家境并不贫寒。

　　奶奶姓陈，大爷爷两岁，这是我的亲奶奶。奶奶死于五四运动爆发那年，比爷爷早六年去世。奶奶去世后，爷爷又娶一比其小十岁之吕姓女子，只两年便也去世，去世时只有二十二岁。后来爷爷又娶第三个奶奶，姓解。父亲的这个继母活了七十多岁，是我上初中时去世的，死在我的姥姥父亲的岳母家。

　　爷爷在解奶奶过门不久，也因病去世。我对爷爷的印象也只是小时侯挂在墙上的那张照片，泛黄的相纸上，穿着棉袍的爷爷一脸严肃静静地看着我们。

　　父亲的命比我苦，四岁时生母离世；十岁时父亲去世，是继母解氏和亲戚们拉扯大的。我虽然自小也没了母亲，但我有父亲。父亲给了我长辈不可替代的爱。我还有姐姐，姐姐们也同样给了我爱，尽管我所拥有的比起我的同龄人并不丰余，但与父亲比，我觉得已经很知足了。

　　想象不到父亲那时是怎样捱过来的，父亲从没对我提起过那段历史。我问姐姐，姐姐们也不清楚。父亲默默地一个人承受着生活的苦难。

　　父亲是旧学出身，虽家境每况日下，爷爷还是把父亲送到学堂里。那所校名为焕新小学的学校，校舍在村西的二圣庙里。父亲在神像的注视下，于孔子牌位前行了大礼后，即读诗经孟子国文修身。

　　或许过于孤独，父亲把情感全部注入书中，父亲的书读得很好，字也写得很好。以至后来村里盖房上梁、过年的门对子，常常的有人求字。父亲那时还喜欢绘画，曾把学堂佛殿内墙壁上的画用煤油浸透的纸钩出轮廓，临下来画。

　　内向的父亲也有捣蛋的时候，上学时将人家的狗领回家，喂出了感情，牵着到处吓唬别人。

　　二

　　老屋里挂着几幅老照片，照片上父亲穿着西装，与另外一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站在一起，无声地笑着，青春且帅气。照片下标着“美华照相”的字样。不能够想象印象中衰老懦弱的父亲当年会有那般的生气勃勃。

　　19XX年正是军阀混战之时，盗匪四起，民不聊生。为避战乱，也为讨一生计，十四岁的父亲只身来到了哈尔滨，在同乡开的杂货铺里当了学徒。而那张父亲保留下来的西装照片正是这一时期的记录。

　　父亲珍藏下这张照片，其实也珍藏下自己的最好的年华。

　　那年秋天，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因事刚好在富锦的父亲目睹了苏联飞机的轮番轰炸，所幸父亲无事。

　　四年后，十八岁的父亲与二十岁的母亲结了婚。婚后第二年，父亲又去了东北，一去就是五年。五年里既受过老毛子的气，又挨过日本人的揍。在东北的日子里，他学会了自立，学会了记帐，也学会了一手好算盘。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年，并没有挣下多少钱的父亲回到了老家。

　　我的姥姥家祖上家境殷实，其中一支曾成为村里数一数二的富户。然而姥爷同样很早便离开了人世，姥姥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倍受本家的冷眼和欺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家里唯一的男人，我的舅舅早年去了上海，作了堂倌，二十五岁便去世了。

　　舅舅是活活累死的，白天晚上端茶倒水，照看场子，一个乡下的孩子，不知道照料和保护自己。就这样死了，尸首都没运回。黄县的男人大都不愿守在家中，都想到外面闯荡一番。舅舅就这样死在上海。姥爷也是，他更早地死在海参崴，和他一起同样没回来的还有几个黄县人。

　　待到母亲和姨姨也出嫁后，只剩下姥姥一个人。家里没有男人，地没法种，父母只好从奶奶家搬到姥姥家。高家成了外来户，父亲作了倒插门女婿。那一年，刚好日本鬼子投降。在有了大姐之后，二姐来到世上。

　　解放战争的炮声响起，原本想好好在家操持一下日子的父亲和村里其他青壮年一样，被征召入伍，来到部队。那一年，父亲三十二岁。两年后，父亲负伤回了家。至死县民政还给他按月发伤残补助。家里没有父亲穿军装的照片，很难想象父亲穿军装会是什麽样子。

　　三姐伴随共和国成立来到这个家里。高家上下热切期盼着有个男孩，三姐却不合适宜地来了。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同样需要有文化的人。四八年便入了党的父亲先是在合作社、农业社，后来在大队当了会计。这会计一干就是三十年。

　　后来，我也来到了这个家庭。那是一个冬日，有些阴冷。我的出生让急切盼望有个男孩的全家人兴奋了许久，就连已经卧床的姥姥也似乎可以爬起来抱我。

　　姥姥身体一直很好。有一次从没看过电影的姥姥到小学看电影，摔倒在学校门口。从此卧床不起。姥姥对唐家对高家都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辛苦了一辈子的姥姥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报。1959年她在老宅东间的土炕上安详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年她八十四岁。

　　或许是姥姥的去世，又或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因素，母亲身体每况愈下。最后终于得了病，是肝病。这种病现在不算啥。但那时肚子都填不饱，看病根本无从谈起。记得我还到河沟里捉蝌蚪给母亲治病，不知哪里的偏方说那东西能治肝病。母亲终于撑不住了。我七岁那年，她离我们而去。

　　那一年，是1962年。自然灾害快要过去，好日子就要到来，可母亲竟熬不到那一天。母亲的坟埋在村中公墓里，每年春天我们都要去扫墓，过年时，我和姐姐把母亲领回家中过年。我至今保存着母亲的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福，我们姐弟四人站着，父亲和母亲坐在凳子上。母亲纨着簪，穿着大襟袄，高高瘦瘦的，样子有些疲倦。这是母亲一生唯一的一张照片。

　　母亲去世后，继母到了我们家。村里人，特别是姥姥家的亲戚们大都对父亲如此之快把继母娶回家颇有微词。

　　婚事是当大队书记的三舅介绍的，他说，高会计孩子多，家里没个女人怎么过活。继母没有父母，继母的哥哥是邻村的会计，他做主将妹妹嫁了过来，婚事很简单，继母将她家的东西搬了来，合到一起，成了一家人。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父亲，理解了作为媒人的大队书记的做法。让一个男人去带四个孩子也着实为难父亲。

　　三

　　父亲长得瘦小，性格内向，沉默寡语，一辈子谨小慎微。从我记事起并不记得父亲和谁发过多大火。村里人提及父亲大都会说，那是个好人。在农村有这样的评价是不容易的，更何况父亲是住丈人家。

　　小时侯哪会总觉得父亲很忙，每天夜里回来得都很晚。常常地继母和姐姐在如豆的油灯下织着鱼网，我在看小人书。其实我们都期盼着过道里的脚步声。过道是和房子连在一起的，脚步声听得清清楚楚。父亲的脚步比较特别，老远就能听得出来。听到脚步声我就去开街门。夜里的街门继母看得很紧，天一擦黑就栓死扣好。

　　父亲似乎有算不完的帐，打不完的算盘。每次我到大队部喊他回家吃饭，都见父亲戴着花镜，一页一页翻着那厚厚的帐本，一边拨拉着算盘。身子弓在桌上，虾米一般。

　　累是必然的，村子太大，有二十八个生产小队。小队多，大队的帐自然就多。父亲完全可以找人帮忙的，但父亲不愿找，宁愿一个人受累。

　　父亲当了一辈子会计，从农业社一直到大队。经手的帐簿堆起来有房子高，却很少有错帐漏帐，他的帐如同他的为人，清清白白。至今知道的人提起父亲的帐，仍会伸大拇指，说老会计那帐很少有人作的出来了。

　　帐虽拢得好，却当不得饭吃。自打我记事起一直到当兵，印象中父亲就一直为如何填饱全家的肚子而发愁。

　　每每地，父亲蹲在圈墙上，抽着旱烟，瞅那圈里饿得只剩下骨架子的猪，头顶的烟在猪圈的亭棚上空盘旋。他多么期盼着那猪赶快长大，好卖几个钱，换成粮食。

　　新粮下来之前的两三个月是最难熬的。父亲借了东家又借西家，对付着别让家里断了顿。

　　偶尔做点面食，继母端到父亲面前，父亲用筷子嵌起来；瞧瞧我们几个，叹口气又放下了。我们发现本来就不胖的父亲越来越瘦了。

　　那一日，在自留地挽辘轳，赤着上身的父亲吃力地用着力，根根肋骨暴露着。我想替父亲挽一会，父亲不让，说你还没长大。

　　终于有一天，父亲狠下了心让正读农中的三姐休了学。那时大姐已到上海谋生，二姐上了大学。三姐哭着回了家，从此没再进学校门。

　　父亲的继母我的解姓奶奶后来也和我们住到了一起，奶奶年纪大了，一个人住不方便。父亲在继母和后妻之间常常地左右为难，以采取逃避策略为主。后来我们姐弟站到了奶奶一边，时常劝奶奶别往心里去。

　　奶奶1968年去世的。七十三岁。在那时也算高寿了。不过我想继母能待她再好些，或许还会再活些年。

　　我上高中那会，家里情况好了许多。二姐参加了工作，三姐也结了婚。父亲开始忙乎着盖房子。房子地基刚垒好，下了一场很大的雨。搬到厢房临时住的父亲急得不得了，望着漫天的大雨一点办法都没有。

　　房子盖好了，父亲长舒了一口气。父亲挥一下手对我说，喏，这就是给你娶媳妇用的。

　　我望了望父亲，父亲明显地老了许多。

　　四

　　高中毕业后，我回村参加了劳动，成了一名劳动力。父亲专门给我找人做了一副手推车架子，又买了个旧车轮安上。说，推吧，好好使。

　　干了一年农活，那一年的冬天，正在泊里给麦子浇冬水的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有解放军到乡里征兵了，听说是空军。

　　晚饭时，边喝着稀饭，我试探着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没有吭气，全家也都不说话，只听见“呼啦呼啦”喝稀饭的声音。

　　第二天，父亲问我，说你想好了吗？我点点头。父亲再也没有说啥。

　　那时我高中刚毕业，正是满脑子憧憬着理想的时候，全然没顾及父亲的想法。其实父亲那时未必多么想让我当兵。毕竟三个姐姐都出嫁了。毕竟全家也只有我一个儿子。而且还刚给我盖好房子，下一步就是张罗着找媳妇了。养儿防老，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的。父母年龄已经大了。

　　然而我却一味地向往着那绿色的军装，甚至痴迷地直接找到接兵的人，信誓旦旦地强烈要求，如同当今的追星一族。

　　我终于如愿以偿，穿上了心仪已久的军装。那几天，我感到天格外得蓝，心情格外得愉快。

　　到县武装部报到的头一天，父亲没让我下地干活，他也破天荒地没去大队上班，继母赶了面条，全家人坐一起吃了顿面条。我注意到那面条父亲并没有吃多少，他捧着碗，从碗上方静静地看着我。透过面条的'热气，我注意到了父亲的眼神里聚集了许多的内容。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我当兵的事，父亲几乎求过所有的村干部，父亲对他们说，这孩子命苦，或许到部队会好一些。

　　我们那批兵大队每人赠送了一个笔记本，里面有红灯记剧照插图。扉页上有父亲代表村里写的毛笔字：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本子很小，纸张也很粗糙。这本子我一直舍不得用，一直珍藏到至今。

　　当兵后的第三年，父亲来到了部队，是因为有病来的。父亲的右腿腿肚子明显肿了许多，每到晚上就痛得厉害。我领他到医院，医生说是脉管炎，给了药洗和吃。

　　从医院坐公交车回来，下车时父亲对我说钱不见了。我问多少钱？父亲说五块。为这五块钱父亲懊恼了半天，说多少天都挣不回五块钱，就这么让我给扔了。

　　那天夜里，我和父亲睡在一个屋里。梦中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腿上动。睁开眼，见是父亲在摸我的腿，轻轻地、轻轻地。一下又一下。顿时一股热流涌遍我的全身，我佯作不知，任父亲在那里抚摩。眼角里却溢满了泪水。我的父亲，我沉默寡语的父亲。您的爱其实都在您的心底，从来不去做更多的表白。您的儿子做了许多错事，其中也包括曾经错怪过您。您能原谅我吗？

　　五

　　父亲在老家盖的房子并没有如父亲所愿，做我的新房。我在省城找了对象。

　　婚礼是在老家举行的。那一天从省城往老家赶，车太慢，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十个小时，到家时天已全黑。父亲把村里长辈和干部邀到家里，已经在炕上坐下。父亲高兴地招呼着，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晚到而责备我们。第二天，又喊来许多的乡亲吃酒。并不喝酒的父亲那天竟也破天荒地喝起了酒。

　　后来我有了儿子。儿子生下来时我正在西安军校学习。妻子回老家生的孩子。父亲早就给自己的孙子起好了名字，如果男孩，叫个啥；如果女孩叫个啥。父亲回了自己的老家，查了家谱，问清了以后的几代传续的辈分。

　　儿子出生那天，父亲买了一大包糖，逢人就给，高兴地合不拢嘴。因为高家从此又有了继承人。

　　其后几年，父亲来过省城几次，也到上海北京姐姐家住过。但住得时间最长的还是老家。他习惯了老家的环境，在城里熟人少，他觉得憋屈。

　　父亲越来越显得老了。八八年的夏天，三姐打电报到部队，让我回去一趟。我不知就里，立马赶回家中。只见父亲坐在炕上，身体有些虚弱。继母一个劲地埋怨父亲，说没什么大事，孩子这么忙，让孩子跑这么远回来。原来父亲腿脚不利索，摔倒在路上。

　　我不敢大意，和三姐商量让父亲住到三姐家里。老人年纪大了，没人照顾还真不行。

　　两年后的冬天，继母因病在烟台淑妍姐家中去世。时父亲正在北京二姐家中。我到了烟台时。淑妍姐告诉我，继母去世前还望着窗外，想见父亲一面。父亲从北京回烟台后，到殡仪馆见了继母最后一面。父亲后来对我说，你妈妈很安详，跟生前没什么两样。父亲和继母相依为命了二十八年。继母走在了父亲前面。

　　我端着继母的骨灰盒回到老家。继母葬在东河边。父亲其后到继母坟上去了好几次。

　　三姐夫是工厂的电工，对电器修理比较内行。后来辞职回家专修电机。他人很勤快，对父亲也挺好。然而好人并非人人长命。九二年春节刚过，一辆汽车与正骑着摩托车的他撞个正着，当场停止呼吸。

　　三姐夫出事时父亲正在上海大姐家，全家人都瞒着不告诉父亲。直到五一时父亲到济南，我才按统一好的口径把此事对父亲说了。父亲半天没有吭气。我见父亲的眼里又多了一些浑浊。

　　打那以后，父亲哪里也不去了。他常常的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三姐家门口，在阳光里眯着眼望那街上过往的行人。有人与他打招呼他迟钝地应着。

　　那时，每逢春节我们必定要回老家过年，天再冷、路上再难走也要回去。父亲和岳父母都在老家，那好比一根无形的绳子，系着我们的牵挂。

　　每年的初一，起床后先向岳父母拜了年，就带着儿子到三姐家。给父亲拜年。父亲早已起床，穿着新衣坐在炕沿，等着我们去。拜了年，父亲告诉我们应该到哪些长辈家里去，去年哪些人家的晚辈来给他拜过年了。于是我和儿子按父亲所说，一家一家地跑，丝毫不敢马虎。

　　父亲一生节俭，舍不得花钱。我们姐弟给他的钱他都存着，要紧时才拿出来花点。他烟抽得厉害，一直抽自家种的旱烟，后来不种烟了，就抽极便宜的纸烟。我们几个孝敬他的好烟他都拿去换了便宜的烟，说那烟抽着没劲。不过瘾。

　　他喜欢写日记。我看过父亲的日记。一如他当会计时的流水帐，一清二楚，寡淡无味。家中的大小事情，时间人物地点皆有，只是没有细节。父亲的日记没有秘密，什么人都可以看。只有父亲的内心深深地藏于心底，任谁也无法窥视。父亲一生的苦难只有他一个人承受，不让别人分担一点。

　　转眼到了父亲八十五岁生日。父亲生日是农历七月初一，天气正热。那一年我们和三姐全家一块给父亲过了一次生日。父亲腿不好，走不远，我们在村里的饭店里要了那小饭店最高价钱的一桌饭，那顿饭只花了三百块钱。父亲觉得有些奢侈。

　　那天父亲很高兴，吃了一些海鲜、排骨，喝了一点红酒。

　　谁知那却是父亲的最后一次生日。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给父亲祝寿了。

　　20XX年春节，已经连续回家过了好几个春节的我们本来想在济南休息一下的。不知为什么，那几天我总是有些心神不定。我对妻子说，咱今年春节啥都别干，就是回家，一定要回去。其实春节过后我要到空军指挥学院学习的，通知已经接到了。

　　那年春节父亲精神特别好。历来少言寡语的父亲让我坐到炕上，用被子盖着腿，给我说了很多话。父亲详细地告诉我高家的家史，老爷爷、爷爷、叔伯大爷，并让我把家谱记好。还告诉咱家欠谁什么东西，父债子还，祖祖辈辈都这样的。他拿出了两个红漆木托盘，父亲对我说，儿子我挺对不住你的，什么都没给你留下。就给你这两个盘子吧，这是高家的东西，你拿着作个念想。

　　父亲还找出了两本书，一本是《现代汉语词典》，一本是《联林珍奇》。让我交给儿子。说这是专门给孙子买的，让他好好读书，没有知识干什么都不成的。

　　在冬日里的阳光下，我们全家在院子里合了影，父亲清癯的脸上透着笑意。

　　因为要赶回去上班，初六我们就回了济南。

　　正月十一早晨，三姐突然来电话，说父亲不行了，正在抢救，医院报了病危。

　　我立时有些发懵，前几天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立马就病危？

　　请了假，驱车往回赶，一路上做着各种猜想。

　　车到潍坊，同学来了电话，电话里带着哭音，说大爷已经不行了，你别着急，路上慢慢走。

　　立刻眼泪淌了下来。一路上酸楚陪伴着我。我没有了父亲。

　　终于到家了。院子里都是人。来吊唁的乡亲们络绎不绝。父亲的遗体放在正间的木床上。有供品摆着。燃着的油灯和香发着幽幽的光。父亲躺着，静静地，一动不动，面色安详，如睡了一般。

　　立时我泪如泉涌，跪在地上。父亲，儿子不孝，未能见上你最后一面。

　　三姐告诉我，父亲夜里起来解手，摔了一交，觉得不好，立刻送医院，没有抢救过来。医生说是脑溢血。很快的，也没有留下什么话。

　　我明白，父亲该说的话春节时已经说过了。父亲有预感的，不然不会有春节的那些事情。我也有预感，不然不会坚决的回家。这会是父子间的一种感应吗？冥冥之中谁也说不清楚。

　　我们把父亲和生母、继母葬到了一起，太阳艳艳地洒在坟头的新土上。初春的风有些冷，燃烧的纸钱飘着散在空中。河堤长长，野草萋萋，想来父亲在此该不会寂寞。

　　父亲是善终，没有痛苦，也没带累儿女。

　　他活了八十六岁，算是高家家族中长寿的一位了。

　　父亲的日记记到去世的前一天：2月14日。正月初十。星期一。天气多云。丽的工友起来吃早饭。

　　丽是三姐的二女儿。丽的工友那一天住在三姐家里。这件事也被父亲记下来了。

　　从家里走时，我带走了父亲所有的日记本和所有的父亲保留下来的信件。我觉得父亲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都在这里面。一颗善良的心，一个诚挚的品德，不事张扬但却坚韧的意志。

　　常常地看到父亲的字，便如同见到了父亲。我在同父亲说着悄悄话。我告诉父亲我们都挺好，让他千万别挂念。父亲仍然还在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父亲，如果您还活着，今年刚好100岁。权将此文作为儿子对您的百年纪念。我把它写好，烧掉，在您的耳边轻轻地轻轻地述说......